2011年，我國人均GDP已經超過5000美元，按照世界銀行標準，已經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最近，有關(guan) 警惕中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呼籲和警告也與(yu) 日俱增。而學者們(men) 在談論 “中等收入陷阱”時，一般都不言而喻地有一個(ge) 比較對象，這就是拉美國家。比如，中國社科院拉美所所長鄭秉文日前在該所與(yu) 巴西瓦加斯基金會(hui) 聯合召開的研討會(hui) 上，就舉(ju) 了一些拉美國家作例子，如智利在中等收入階段滯留了40年，烏(wu) 拉圭滯留38年，巴西1975年進入了中等收入水平，至今尚未進入高收入水平階段，阿根廷更是超過半個(ge) 世紀之久。

　　這些例子確實有說服力，值得中國借鑒。按照世界銀行的劃分標準，上述拉美國家早在幾十年前就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但此後由於(yu) 各種原因，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區間，即使偶而有一兩(liang) 年“不小心”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但過不了多久就會(hui) 又跌落下來。這就是所謂“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似乎也得到統計學的證明。我們(men) 看到，從(cong) 工業(ye) 革命以來，200多年時間裏，全世界大小200多個(ge) 國家和地區，至今隻有不到10%的國家和地區成功地跨過這一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絕大多數國家仍然在中等收入行列的邊緣徘徊。其中最具典型的還是拉美，所以拉美國家常常被作為(wei) 一個(ge) 發展不成功的榜樣。

　　許多學者也常用 “中等收入陷阱”來比附中國。從(cong) 現象和特征來看，我們(men) 似乎也和陷入該 “陷阱”的國家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不過，我現在開始對這種簡單的比附有些懷疑。固然世界上有多數國家曾經較長時期或正在進入該“陷阱”，然而，在“中等收入陷阱”裏，卻少見人口上億(yi) 大國的身影。換言之，如果“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ge) 發展規律的話，它充其量隻適合人口不多的中小國家。對於(yu) 人口大國而言，要麽(me) 長期陷在“貧困陷阱”走不出，一旦走出“貧困陷阱”，就能在較短時期裏進入高收入國家，因為(wei) 大國的人口規模和複雜狀況是中小國家無法比擬的，尤其對中國如此。

　　我們(men) 有著世界最多的人口。假如中國的人力資源和智力優(you) 勢能夠得以充分發揮，其所蘊含的創造力和能量是無法想象的。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中國若成功進入中等收入行列，很難被長期困於(yu) 該陷阱而不撥，這就是大國的人口規模優(you) 勢。當然，問題在於(yu) 如何把潛藏的人力資源優(you) 勢發揮出來。否則，十幾億(yi) 人口的智力和創造能力發揮不出來，人口規模優(you) 勢就會(hui) 白白浪費。

　　不過，如果從(cong) 該角度來看問題，則用“轉型陷阱”的表述，可能比“中等收入陷阱”更準確，更契合中國轉型社會(hui) 的現實。因為(wei) 致使人力資源優(you) 勢無法發揮出來的原因，在中國和一些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國家如拉美是不同的。後者雖然也經過一些發展的反複，但並不存在中國這種體(ti) 製轉軌和發展方式轉變的雙重轉型。換言之，和許多國家不同的是，中國一方麵要經曆傳(chuan) 統的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到工業(ye) 社會(hui) 乃至後工業(ye) 社會(hui) 的變化，另一方麵要經曆集中的計劃體(ti) 製到分散的市場體(ti) 製的變化，這兩(liang) 個(ge) 變化遠未完成，且相互交織和影響，這是中國現實的複雜之處，少有國家如中國這樣。

　　所以，若講“中等收入陷阱”是基於(yu) 多數國家發展經驗而得出的共性現象，那麽(me) ，“轉型陷阱”就更多是針對中國的改革和轉型的具體(ti) 過程而言的。要跳出“轉型陷阱”，關(guan) 鍵是如何通過合適的體(ti) 製變革，釋放中國龐大的人口資源優(you) 勢。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我讚成鄭秉文提出的中國當下需要製定一套由“製度”、“政策”和“基礎設施”構成的動力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