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第一個(ge) 十年，窮兵黷武、債(zhai) 台高築的美國越來越像古羅馬帝國，歐洲也深陷史無前例的主權債(zhai) 務財政危機，我國人口的再生產(chan) 則實現了從(cong) "兩(liang) 高一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模式向"三低"(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模式的曆史性轉變，身處時局巨變之中的我們(men) ，是時候根據我們(men) 的人口模式轉變和將來可能出現的財政壓力，從(cong) 長計議一種"家庭友好型"社會(hui) 治理了。

　　人口再生產(chan) 的"三低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歐洲財政危機正是始於(yu) 其人口再生產(chan) 向"三低模式"的曆史性轉變。"三低模式"當然意味著社會(hui) 安全程度更高，公共衛生水平更好，人民生活更有質量;但同時，人均壽命大幅提高，生育率持續下降，低死亡與(yu) 低出生疊加在一起，導致人口的低增長甚至負增長。

　　一百多年前，即將完成城市化、工業(ye) 化進程的列強們(men) 還在充分享受人口紅利的發展優(you) 勢，當時老齡人口的比例平均為(wei) 8.7%，美國隻有6.4%，英國略高：7.4%，法國最高12.7%，意大利9.6%，北歐國家中瑞典也非常高：12%。但總體(ti) 而言，此時的西方還是一個(ge) 年輕的世界。

　　因為(wei) 兩(liang) 次世界大戰，在損失數千萬(wan) 成年生命之後，西方的老齡化速度看上去比較緩慢，1930年隻有10.5%，1960年才到了14.4%。1960年，大國中隻有法國接近老齡社會(hui) (17.1%)，英國是15.9%，美國13.2%，還算年輕。

　　1990年，西方世界已經基本進入老齡社會(hui) 時代，老齡人口比例平均為(wei) 18.6%，北歐老齡化程度最高，在今天的歐債(zhai) 危機中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德國20.3%、法國18.9，被拯救者意大利20.6%、英國20.8%，我們(men) 的近鄰日本17.3%，美國16.6%，這個(ge) 順序也基本對應各國的"福利國家程度"。

　　十年前，發達世界在統計意義(yi) 上普遍進入老齡社會(hui) ，60歲以上的人口達到五分之一，預計2050年達到三分之一。發展中世界的老齡人口比例均值隻有8%，2050年達到發達世界2000年的水平。

　　老齡化不僅(jin) 僅(jin) 是發達國家的問題，發展中國家老齡化的速度和規模都將超過發達國家的水平，1982年第一屆世界老齡人口大會(hui) 的這個(ge) 判斷，在發展中人口大國體(ti) 現更明顯，又因為(wei) 經濟社會(hui) 水平更低而更嚴(yan) 重，很多財政能力虛弱的發展中國家，將沒有太多時間建構1980年代在西方發達世界開始的國家協調機製。

　　2002年第二屆世界老齡人口大會(hui) 再次突出了人類曆史上史無前例的老齡化現象：1998年發達國家的老齡人口(60歲以上)已經曆史性地超過年輕人口(15歲以下)，世界範圍內(nei) 則是2050年實現這個(ge) 超越。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wei) 人口從(cong) 高出生和高死亡轉向低出生和低死亡。在沒有發生國家解體(ti) 、治理失靈、社會(hui) 失序悲劇的地方，收入中等及以上水平的人群生育意願下降，而公共衛生水平的提高和醫療水平、醫保體(ti) 係的提升則降低了死亡率。

　　勞動與(yu) 退休人口的供養(yang) 比也反映了這一趨勢。1950-2000年間，世界平均的供養(yang) 比從(cong) 12：1升到了9：1，2050年將升至4：1。而西方發達世界1980年即達到5：1，2000年為(wei) 4.5：1，2040年為(wei) 3：1。也就是說，上班的人負擔越來越重了。

　　養(yang) 老開支壓力與(yu) 歐洲財政危機

　　前文提到的國家協調機製，主要指的就是"福利國家製度"，具體(ti) 而言就是養(yang) 老保險。養(yang) 老金在西方的引入，已有百餘(yu) 年曆史，經曆了一個(ge) 從(cong) 自願到強製的過程。按照時間先後，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英國、愛爾蘭(lan) 相繼引入自願養(yang) 老保險製度，這個(ge) 時期我國清政府已在列強入侵下風雨飄搖。強製養(yang) 老保險最早出現在1889年的德國，領先其他西方國家二十多年，推行這一製度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於(yu) 次年辭職下台，但這一製度卻得到延續，1910 年就覆蓋了53%的就業(ye) 者。一戰前的法國、荷蘭(lan) 、瑞典三國，二戰前的比利時、英國、奧地利、挪威、意大利五國，二戰後的瑞士、愛爾蘭(lan) 兩(liang) 國，相繼推行強製養(yang) 老保險°

　　養(yang) 老保險的覆蓋範圍逐步擴大。1910年均值隻有20%，1935年達到56%，德國為(wei) 均值超過50%做了突出貢獻，到了1975年，已達到93%。北歐四國荷蘭(lan) 、挪威、瑞典、瑞士和比利時則達到了100%。

　　養(yang) 老金占退休前工資的比例反映的是養(yang) 老保障的水平，這在西方發達世界也是逐步提高的。1939年，這個(ge) 比例平均隻有15%，也就是說，如果你退休前每個(ge) 月工資是100元，你的退休金每個(ge) 月就是15元;1969年上漲到了平均51元;1980年上漲到了平均62元，英國、德國、加拿大低於(yu) 這一水平，分別為(wei) 47元、49元、49元。意大利、法國高於(yu) 這個(ge) 水平，分別為(wei) 68、75元，瑞典最高83元。

　　自1913年至今，政府的養(yang) 老金開支占國民生產(chan) 總值的平均比重也在逐漸攀升。一戰後的1920年為(wei) 1.2%，大蕭條期間的1937年為(wei) 1.9%，二戰後的1960年為(wei) 4.5%，保守主義(yi) 主導的1980年還在繼續上漲為(wei) 8.4%，1990年為(wei) 8.9%，1993年為(wei) 9.6%。1993這一年，法國、德國、意大利等國家高於(yu) 平均水平分別為(wei) 12.3%、12.4%、14.5%，英國、美國等國家低於(yu) 平均水平，分別為(wei) 7.3%、7.5%。這些國家的養(yang) 老開支壓力越來越大。

　　長期來看，在發達工業(ye) 化國家，"福利國家製度"既挽救了資本主義(yi) ，也挽救了民主，這種雙重功效反過來將這項製度固化為(wei) 一種國家治理結構，由此引發社會(hui) 開支的製度化壓力。養(yang) 老、醫療、生育、教育、工傷(shang) 、失業(ye) 、最低生活保障這些福利項目放大了人們(men) 對政府的依賴，也為(wei) 政治家們(men) 帶來必需的政治支持，因此，在西方曆史上，即使最保守主義(yi) 的政府也不敢縮減社會(hui) 保障的主要項目開支，更別提"拆散福利國家"這種雄心壯誌了。

　　在所有開支項目中，養(yang) 老金的比例最大，這一塊開支又隨著人口老齡化而增加。盡管如此，由於(yu) "福利國家製度"的雙重功效，養(yang) 老金還是被普遍視為(wei) 政治上不可觸碰的禁區，沒有誰敢得罪手握大把選票的老人群體(ti) 。

　　2011年，世界發達國家的最大俱樂(le) 部OECD(經濟合作與(yu) 發展組織)的最新研究表明，1990-2007這十八年當中，30個(ge) 發達國家的養(yang) 老金開支總量增加了15%，但是，這些國家的GDP卻隻增加了6.1-7%。養(yang) 老金開支成為(wei) 政府開支中最大的一筆，在政府總開支中的比重平均值為(wei) 17%。意大利把GDP的七分之一花在這項開支上，奧地利、法國和希臘約為(wei) 12%，德國、波蘭(lan) 、葡萄牙約為(wei) 11%，上述國家的政府開支中約有25-30%花在養(yang) 老金上。這七個(ge) 國家也是OECD中最老的國家，即，人口老齡化最嚴(yan) 重的國家。

　　而2011年的最新財政風險指數，則將歐洲大國及幾個(ge) 小國盡數列入財政風險高危國家，按照危險程度從(cong) 高到底排序，包括意大利、比利時、法國、瑞典、德國、匈牙利、丹麥、澳大利亞(ya) 、英國、芬蘭(lan) 、希臘，以及非歐非亞(ya) 的日本。也就是說，"笨豬四國"的規模還會(hui) 繼續擴大，不隻愛爾蘭(lan) 加入，英國加入，還有更多的歐洲國家也正在主權債(zhai) 務失控的大門外排隊等候。

　　"三高一低"的社會(hui) 治理模式不可持續

　　所謂"三高一低"模式，具體(ti) 是指"高福利、高開支、高稅收、低增長"，"三高"不僅(jin) 僅(jin) 是財政政策，也是、更主要是社會(hui) 治理原則，"一低"則是經濟低增長，這當然不是一個(ge) 主動選擇，而是一個(ge) 客觀因素，沒有哪個(ge) 政府不希望國家經濟持續發展，但同樣也沒用哪個(ge) 政府能對此打保票。

　　歐洲目前的主權債(zhai) 務財政危機也正是其"三高一低"的社會(hui) 治理模式弊端的長期結果。養(yang) 老、醫療、(鼓勵父母們(men) 多生孩子的)正向生育補貼和教育補貼、失業(ye) 救濟、最低生活保障等社會(hui) 開支的擴張，也就是說，"高福利、高開支"正是人口再生產(chan) 實現"三低模式"的一個(ge) 財政後果。另一個(ge) 財政後果是"高稅收"，個(ge) 人所得稅、企業(ye) 所得稅和社會(hui) 保障稅成為(wei) OECD國家的主體(ti) 稅種，三項加總不斷上升，從(cong) 1965年的均值43%上升到2006年的61%;另一項主要稅源是消費稅，分為(wei) 一般消費稅和特殊消費稅兩(liang) 類，兩(liang) 類加總略有下降，從(cong) 1965年的均值38%下降到2006年的30%。

　　當然，由於(yu) 較難提高稅率，福利開支又因為(wei) 對選票的政治需求而不斷上升，最終就是福利、開支的增長超過了稅收的增長，人們(men) 從(cong) 政府福利得來開始多於(yu) 向政府繳納的。看上去，這似乎有著無可厚非的政治正當性，但經濟緩慢增長或者不增長甚至倒退，加劇了這種社會(hui) 治理模式的不可持續性。而為(wei) 了避免損失選票，即使在經濟繁榮時期，西歐、中南歐和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ya) 的政治家們(men) 也不會(hui) 觸動"高福利、高開支、高稅收、低增長"的社會(hui) 治理模式，國家財政體(ti) 係的赤字運行獲得了持續的動力，公債(zhai) 比重隨著老齡化程度提高而加重。

　　1980年，西方發達世界的人口再生產(chan) 模式實現了向"三低模式"的曆史性轉變，"三高一低"的社會(hui) 治理模式開始拐入快車道。在西方步入老齡社會(hui) 的第一個(ge) 十年，1980-1990年十年間，OECD(經濟合作與(yu) 發展組織)國家公債(zhai) 均值增長了14%，達到60.4%。第二個(ge) 十年，到1997年，OECD國家公債(zhai) 均值升至71%。此後十年，到2007年，OECD國家公債(zhai) 均值升至75%，其中日本、挪威、意大利、希臘、比利時均超過75%，整個(ge) 歐元區均值為(wei) 74%，美國73%。隨後發生的事情，大家都比較清楚了。

　　從(cong) 長時段的曆史發展來看，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成為(wei) 壓垮美國和歐洲赤字財政體(ti) 係的直接原因。美國一直沒有從(cong) 經濟衰退中複蘇，而歐洲之所以成為(wei) 此次危機代價(jia) 最為(wei) 沉重的犧牲品，也是因為(wei) 其內(nei) 傷(shang) 實在不輕。而日本公債(zhai) 多為(wei) 內(nei) 債(zhai) 而非外債(zhai) ，北歐國家則奉行高福利、高稅收政策，德國實為(wei) 當今歐洲經濟的動力引擎，盡管它們(men) 的公債(zhai) 比重也不低，但均沒有出現美歐如此嚴(yan) 重的財政債(zhai) 務危機和社會(hui) 騷亂(luan) 。

　　根據 OECD 2011年9月發布的最新報告，我們(men) 可以將人口老齡化與(yu) 歐洲財政危機關(guan) 聯在一起。經濟放緩甚至停滯、失業(ye) 率高企與(yu) "三低模式"相結合，持續拉高公債(zhai) 比重。根據這份報告，34個(ge) 經濟發達國家的老齡化有兩(liang) 個(ge) 原因，一是低生育率，一是人均預期壽命的提高。2005-2010年間，34個(ge) 國家中已經有29個(ge) 屬於(yu) "三低模式"，平均生育率隻有1.69，即每個(ge) 女性平均隻生育1.69個(ge) 孩子。隻有以色列、墨西哥、愛爾蘭(lan) 、土耳其和美國的女性生育率處在臨(lin) 界點2.1或之上。所謂臨(lin) 界點，是指每個(ge) 女性至少要生育2.1個(ge) 孩子，才能逐步扭轉"三低模式"，漸漸走出老齡社a

　　兩(liang) 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都是西方國家的休養(yang) 生息期：1920-1929年是黃金十年;1945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間，則堪稱黃金三十年。這兩(liang) 個(ge) 時期的人口平均增長率為(wei) 3.9%。兩(liang) 個(ge) 黃金年代經濟繁榮，作為(wei) 政治補償(chang) ，民主體(ti) 製向農(nong) 民、工人、窮人、女性、黑人等持續提供各種經濟補貼，其結果是社會(hui) 開支逐年遞增，財政體(ti) 係長期赤字運行。

　　實際上，早有學者指出，公債(zhai) 與(yu) 民主在西方世界始終相伴而生。1870年，幾個(ge) 主要西方國家處於(yu) 從(cong) 農(nong) 業(ye) 國家向工業(ye) 化國家轉變的關(guan) 鍵時期，當時這些國家公債(zhai) 占GDP的比重就已達到47.9%，其中財政高危國有兩(liang) 個(ge) ：英屬澳大利亞(ya) 最嚴(yan) 重為(wei) 100.1%，意大利92%。此外，美國為(wei) 43.9%，英國為(wei) 40.2%。此時日本最健康，僅(jin) 有0.6%。

　　1913年，西方世界公債(zhai) 比重已接近60%的危險值，達59.2%。西班牙、澳大利亞(ya) 、法國都超過了66%，英國較好30.4%，美國最健康2.5%。1920年，各國公債(zhai) 比重均值上升至66.3%，大國中澳大利亞(ya) 、英國、法國均超過100%，分別為(wei) 122.4%、132%、136.8%。1937年各國公債(zhai) 比重均值又飆至78.1%，英國為(wei) 188.1%，澳大利亞(ya) 153%，法國137.2%。和平終於(yu) 沒有維持多久，人類曆史上規模最大、最為(wei) 殘暴的自相殘殺在西方世界拉開序幕。

　　從(cong) 1870至1996年之間，美國在西方世界都是個(ge) 特殊的例外，其財政狀況相對而言最為(wei) 健康。直到1997年嬰兒(er) 潮一代開始大規模進入退休年齡，美國才步入公債(zhai) 危險地帶，為(wei) 61.5%。

　　雖然西方國家已經意識到人口再生產(chan) 的"三低模式"和社會(hui) 治理的"三高一低"模式帶來的嚴(yan) 重問題，但悲劇的是，34個(ge) 經濟發達國家的平均生育率一直在逐次下降。從(cong) 1975年算起，以每五年為(wei) 一個(ge) 階段，從(cong) 1975-80年的2.26這個(ge) 恰當水平，下降到1985-90年的1.91、1995-2000年的1.68。經過二十年的老齡化折磨，這些國家也在想盡辦法刺激生育，包括維持勢必會(hui) 帶來諸多社會(hui) 問題、頗受保守主義(yi) 者批評的單身母親(qin) 政策。

　　然而，回頭之路相當漫長，這34個(ge) 國家的平均生育率在2005-2010年間才隻增加到1.69，四十年後，預計隻能增加到1.8，距離人口生育的最佳替代水平(2.1)還是很遠。與(yu) 之相比，中國是在1995-2000年之間跌破最佳替代水平，為(wei) 1.8。2005-2010年間繼續下降至1.77。未來十年內(nei) 會(hui) 略有上升，2015-2020年間預計將升至1.84。此後五年隻上升0.01，達到1.85;再往後的三十年，生育率將停止增長。

　　西方國家上述曆史數據和未來趨勢分析，對我們(men) 思考今天中國的問題頗有啟發。我們(men) 可以發現，朝向"三低模式"的曆史性轉變，的確意味著我國改善民生、改良社會(hui) 的成就和速度絕不遜於(yu) 西方發達國家。但同時，從(cong) "兩(liang) 高一低"模式向"三低模式"的轉變，意味著人口紅利期極有可能提前結束。留給我們(men) 做出適當調整的時間已經不多。

　　因此，不厭其煩地回顧西方世界在處理老齡化問題上走過的道路，正是為(wei) 了更好地找到下述問題的答案：歐洲的今天，是否就是中國的明天?我們(men) 還要繼續走歐洲"三高一低"的社會(hui) 治理老路嗎?我們(men) 有沒有可能避免走向這充滿未知恐懼的失控世界?我們(men) 有沒有可能在社會(hui) 結構穩定固化之前，及時調整我們(men) 的政策重心和方向，建構一張可持續的老年"安全之網"?顯然，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在當下，而在未來，在於(yu) 我們(men) 能否走一條"家庭友好型"的社會(hui) 治理道路。

　　走向家庭友好型社會(hui) 治理

　　所謂家庭友好型社會(hui) 治理，是說將社會(hui) 治理的重心放在恢複家庭的傳(chuan) 統功能上，更多地發揮家庭的生育、婚姻、養(yang) 老等社會(hui) 功能，以及隨之而來的作為(wei) 生產(chan) 單位的經濟功能，而不僅(jin) 僅(jin) 是作為(wei) 稅收單位的政治功能。支持和鼓勵主幹家庭而非核心家庭，支持和鼓勵居家養(yang) 老而非靠不住的社會(hui) 化養(yang) 老或者以房養(yang) 老，更有可能接續中國家庭自古以來長期存在的養(yang) 育-反哺家庭模式和慈愛-敬孝的倫(lun) 理秩序，更有可能發揮老年人的穩定與(yu) 秩序功能，以更少的行政成本實現社會(hui) 的自然和諧。

　　在今天的中國，從(cong) 本源、核心到外圍、邊緣，從(cong) 土地、住房、財政、稅收、戶籍、就業(ye) 到婚姻、生育、養(yang) 老，家庭所聯接著的這一係列問題，充分表明了家庭在社會(hui) 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因此，要想走向家庭友好型社會(hui) 治理，需要做出一連串政策調整。

　　土地財政政策 土地與(yu) 住房是家庭的根基，也就是社會(hui) 治理的本源，進而，為(wei) 了維護家庭的基本功能，就需要調整土地政策、住房政策，改變目前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以及隨之而來的征地補償(chang) 、強製拆遷和房價(jia) 過高問題。

　　表麵上，土地財政是分稅製之後，地方政府先是不得已、後是迫不及待的政策選擇。實質上，土地財政有兩(liang) 個(ge) 症結。一是土地收益沒有納入預算內(nei) 監管，屬於(yu) 地方政府的小金庫收入。這個(ge) 問題又與(yu) 分稅製相關(guan) 。十七年前，1994年開始推行的以增值稅為(wei) 主體(ti) 稅種的分稅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原來存在的地方預算外收入膨脹以及更為(wei) 脆弱的財政包幹體(ti) 製，消除了原來盤根錯節、問題叢(cong) 生的中間環節，建立了全國性政府對個(ge) 人和企業(ye) 的直接稅收，改變了財政上的"弱中央、強地方"局麵。總體(ti) 而言，分稅製是一項國家基本製度，希望通過取消分稅製來解決(jue) 有可能歸因於(yu) 分稅製的問題，隻會(hui) 帶來更大問題，問題的嚴(yan) 重性甚至會(hui) 超過分稅製改革所要解決(jue) 的問題。今天，我們(men) 常常忘記了分稅製所要解決(jue) 的問題所以，對土地財政問題的討論，重心不在於(yu) 還要不要分稅製，而在於(yu) 如何完善分稅製。

　　按照這一思路，就有必要討論預算內(nei) 監管對於(yu) 土地財政的作用。在縣域經濟充分競爭(zheng) 推動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賣地收入"的節節攀升、地方政府的寅吃卯糧行為(wei) ，實際上是預算內(nei) 監管這一基本製度安排缺席的後果。如果不能堵住土地收益這個(ge) 財政統一鏈條上的新生缺口，任何建基其上的政策舉(ju) 措都可能落空，中央地方關(guan) 係就有可能因為(wei) 這個(ge) 缺口而產(chan) 生新的變化，回顧曆史，變化的後果常常是地方政府行為(wei) 的失控，征地補償(chang) 糾紛和強製拆遷現象就是土地財政政策的嚴(yan) 重副產(chan) 品。土地財政收支有出入兩(liang) 端，入口與(yu) 出口至少要管住一個(ge) ，如果暫時不能封住入口或者不能封的太死，就必須管住出口。

　　二是因為(wei) 省內(nei) 財政體(ti) 製安排的不合理，即"市管縣"所形成的市與(yu) 縣之間的財政競爭(zheng) ，形成了財權層層上收、事權層層下放的局麵，這個(ge) 問題的解決(jue) 取決(jue) 於(yu) 恢複1983年前"省管縣"財政體(ti) 製的進度。

　　住房政策 住房是另一個(ge) 本源問題。住房市場化比例與(yu) 公共住房比例失調是核心病症，簡言之，就是市場化比重過大，公共住房比重太小。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房地產(chan) 商對資本利潤的無限欲望，催生了住房的過度市場化，商業(ye) 邏輯下的住房設計和定價(jia) 機製鼓勵的是一家三口兩(liang) 代共居的核心家庭結構，與(yu) 能夠更好地發揮家庭傳(chuan) 統功能的三代共居的主幹家庭結構相去甚遠。

　　兩(liang) 個(ge) 比重的失衡狀態，很大程度上是出於(yu) 對住房領域"市場萬(wan) 能"的過度迷信和對"政府失靈"的過度恐懼。過度迷信的不當之處很簡單，如果房地產(chan) 商蓋房子能夠拉動經濟，為(wei) 什麽(me) 公共部門蓋房子就不能?過度恐懼的不當之處也很清楚，隻要有了福利身份的全國統一， 隻要有了全麵準確的個(ge) 人住房信息全國聯網係統，廉租房、經濟適用房上所出現的種種欺詐現象絕非無法避免?真實準確的住房信息並不是沒有，就在各地房管部門的數據庫裏，實現全國聯網也並不需要太長時間。

　　稅收政策 房產(chan) 稅常被視為(wei) 解決(jue) 土地財政的利器，因為(wei) 地方政府手裏有準確可靠的個(ge) 人住房信息，房產(chan) 稅也屬於(yu) 地方稅種，稅收所得屬於(yu) 地方政府。難點在於(yu) 征收存量稅還是增量稅，而如果迷信地方經濟隻能靠或者主要依靠房地產(chan) 拉動，當然無法期待擔心開征該稅會(hui) 拖累經濟的地方政府會(hui) 采取主動，全國鋪開的難度也就比較大。在政策導向上，我們(men) 要不要那麽(me) 徹底地學習(xi) 英美，把地方政府的收入大頭寄托在房地產(chan) 稅上，簡言之，要不要征收存量稅，要不要給人們(men) 施加這樣一種稅收負擔及其可能帶來的負外部性，當然是值得討論的。

　　與(yu) 維護家庭完整功能更直接相關(guan) 的，是所得稅政策。目前以個(ge) 人為(wei) 單位的稅收，沒有將個(ge) 人在家庭財政中的地位以及整個(ge) 家庭的收入與(yu) 消費進行綜合考慮，也就無法準確掌握家庭的具體(ti) 負擔，進而無法有針對性地製定退稅或增稅政策。有效的家庭稅收政策，需要對家庭收入(和消費)進行具體(ti) 細致的分類。準確可靠精細分類的財產(chan) 認證，在發達工業(ye) 化國家，是早就實現了的。我們(men) 在這個(ge) 方麵，需要加快步伐，而不是躊躇不前。

　　戶籍政策 未來十年內(nei) 將有1億(yi) 人落戶城市，中小城市將逐步放開老年人隨子女遷移戶口，這是個(ge) 值得鼓勵的政策進步，有助於(yu) 我們(men) 維係和擴大三代共居的家庭結構，為(wei) 全麵恢複家庭的社會(hui) 功能奠定一個(ge) 好的製度基礎。戶籍在中國社會(hui) 治理中長期占據重要位置，是編戶齊民體(ti) 係的核心，政策調整的方向當然不是徹底取消戶籍製度，實際上，在福利保障水平的城鄉(xiang) 差異大幅縮小以前，在人們(men) 的經濟社會(hui) 權利狀況得到實質提高以前，在新的身份認證形式真正完善以前，戶籍政策以及附隨其上的城鄉(xiang) 區分不會(hui) 輕易消失。

　　從(cong) 本源、中心、外圍到邊緣，家庭所聯接的其他問題也值得深入討論，包括婚姻司法政策貫徹個(ge) 人財產(chan) 製還是家庭財產(chan) 製，生育政策如何適度放鬆，如何引導國內(nei) 遊資回歸實體(ti) 經濟等等。不過，上述初步討論基本展示了家庭在社會(hui) 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各項政策調整的方向、目標，是為(wei) 了走一條家庭友好型的社會(hui) 治理道路。

　　擴展中國家庭傳(chuan) 統的生產(chan) 、生育和養(yang) 老功能，走家庭友好型的社會(hui) 治理道路，符合我國作為(wei) 一個(ge) 情況複雜、資源緊張的人口大國的經濟社會(hui) 條件，可以更少的成本、更低的代價(jia) 為(wei) 國民提供更公平、更可持續的服務，為(wei) 我們(men) 這個(ge) 人類曆史上無與(yu) 倫(lun) 比的人口大國和文明古國設計可持續的福利和公共服務體(ti) 係，才有可能讓我們(men) 的老一輩、我們(men) 這代人、我們(men) 的下一代都能夠擁有不斷提高的生活質量、相對舒適的退休生活、穩定樂(le) 觀的心理預期和達觀從(cong) 容的生存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