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窮人金融，尤努斯是一個(ge) 不斷被提到的名字。這位獲得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被譽為(wei) “窮人的銀行家”的孟加拉經濟學家，貢獻不僅(jin) 在於(yu) 設計了一套自動瞄準窮人的貸款機製，更在於(yu) 開創了以窮人的信用為(wei) 擔保發放貸款的先河——窮人，是向來被認為(wei) 沒有信用的。在廣東(dong) 省雲(yun) 浮市的鬱南縣，一場以信用體(ti) 係建設為(wei) 窮人服務的金融改革，也在悄然進行。

　　窮人與(yu) 信用

　　先從(cong) 尤努斯談起。1976年，尤努斯在孟加拉的喬(qiao) 布拉村遇見一個(ge) 靠製作並售賣竹椅謀生的婦女。由於(yu) 沒錢購買(mai) 製作竹椅的原材料，她不得不去找一個(ge) 商人借錢，而借貸利率高達每月10%，甚至每周10%，因此她辛勞一天隻能賺2美分。而這些原材料隻需要25美分。由於(yu) 缺少25美分的第一筆資金，不管她如何努力勞作，都很難越過生存線水平。在喬(qiao) 布拉村，麵臨(lin) 類似困境的還有42名村民。尤努斯掏出自己的錢借給他們(men) ，發現總數額僅(jin) 27美元。隨後，尤努斯去找一些銀行家，試圖說服他們(men) 向這些窮人提供無需抵押的貸款。而銀行家們(men) 卻譏諷他，說這些窮人的信用不可靠。

　　傳(chuan) 統銀行為(wei) 了資金安全，隻會(hui) 將資金貸給優(you) 質的、有擔保有抵押、有良好信用記錄的客戶。無抵押、無擔保、知識文化程度較低的農(nong) 民，很難從(cong) 金融機構貸到款，因此成為(wei) 了“金融不可接觸者”，這在全世界幾乎都一樣。

　　廣東(dong) 省雲(yun) 浮市鬱南縣大地村，幾乎家家戶戶種植沙糖桔，主要經濟收入來源於(yu) 此。但2008年的霜凍、2009年的價(jia) 格低迷，將沙糖桔種植大戶重重打倒在地。“有的人越種越死。”大地村的村民蘇火新說，連續兩(liang) 年的歉收，他從(cong) 種植大戶變成了貧困戶。沙糖桔的種植周期約為(wei) 4~5年，大地村的農(nong) 戶一般種植5~6畝(mu) ，前幾年年均投入幾千元，收成當年加大化肥、農(nong) 藥等投入，約為(wei) 一兩(liang) 萬(wan) 元，最後一年的投入很大程度決(jue) 定著沙糖桔的質量和收購價(jia) 格。但如果經過一兩(liang) 次的虧(kui) 損，農(nong) 戶自身的資金難以緊跟投入，因投入不夠，沙糖桔質量不高，隻能以較低的價(jia) 格出售，銷售得到的錢償(chang) 還借款後，所剩無幾。

　　鬱南縣大地村的農(nong) 民與(yu) 萬(wan) 裏之外的喬(qiao) 布拉村的村民，雖然在需求資金數量上相去甚遠，但其遭遇卻是相似的：因缺乏啟動資金，他們(men) 無論多麽(me) 辛苦勞作，都難以獲得同等價(jia) 值的回報，因此陷入了一種可怕的貧窮循環。

　　中國人常言“勤勞致富”，但大地村和喬(qiao) 布拉村證明了，這在現代社會(hui) 並非絕對的真理。在勤勞與(yu) 致富之間，資本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農(nong) 民同樣需要資本，同樣有能力運用資本的力量來改變自己的命運，對這一點，人們(men) 已經普遍接受。但金融機構“嫌貧愛富”的本性，並非觀念可以改變。金融機構向農(nong) 民放貸，風險過高、信息不對稱、成本過高的劣勢始終存在，不克服這些問題，農(nong) 民難借貸的命運幾乎不可能改變。

　　尤努斯通過一係列的製度設計，創立了一套不要求抵押，基於(yu) 互信、責任、參與(yu) 及創造力的銀行製度，為(wei) 窮人提供小額貸款業(ye) 務。尤努斯的實踐證明了，窮人是有信用的，關(guan) 鍵在於(yu) 怎麽(me) 通過製度設計使他們(men) 的信用活起來。

　　對於(yu) 信用的運用，同樣是廣東(dong) 省鬱南縣金融改革的核心。在相關(guan) 文件中，鬱南縣委如此解釋：“對於(yu) 我縣政府來說，掌握最多的就是信用資源，信用又是金融運行的基礎。因此，我縣以建設縣級征信中心為(wei) 突破口，整合信用資源，建立征信製度，以此盤活整個(ge) 農(nong) 村金融運行。”

　　扶貧金融學

　　“農(nong) 民借貸的渠道很少，從(cong) 農(nong) 信社貸款需要公務員擔保或資產(chan) 抵押，幾乎不可能。”桂圩鎮黨(dang) 委書(shu) 記盧海文說，“一般找親(qin) 戚朋友借點，到了打果的年份，向農(nong) 藥店和化肥店賒點，待收成了再還上。”鬱南縣地處廣東(dong) 西部，是典型的山區農(nong) 業(ye) 縣，80%的人口是農(nong) 民，以種植業(ye) 和養(yang) 殖業(ye) 為(wei) 主。

　　鬱南縣農(nong) 信社副主任張建偉(wei) 描繪了過去10幾年的農(nong) 村放貸曲線：上世紀90年代以後，農(nong) 信社的信用貸款大幅減少；2003年後，開始少量發放；2005至2006年，發放數額稍微加大；但到2007年，出現一些不良貸款，又馬上收窄貸款權限；2008年起，省要求加大金融支農(nong) 力度，通過信貸員下鄉(xiang) 了解情況，發放少量信用貸款。

　　一邊是農(nong) 民急切需要資金，另一邊則是農(nong) 信社不敢輕易放貸給農(nong) 民。2000～2008年鬱南全縣信貸年均增長2%，2008年全縣的存貸比為(wei) 36.7%，遠遠低於(yu) 全省和全國的平均水平。而始於(yu) 2009年的鬱南金融改革，形象地說，就是在這兩(liang) 者間建立一座橋梁，這座橋梁就是“征信體(ti) 係建設”。

　　“征信體(ti) 係建設”是一個(ge) 從(cong) 無到有的過程。2009年6月，由鬱南縣委牽頭，中國人民銀行雲(yun) 浮中心支行協助，聯合鬱南縣人民法院和工商、稅務、公安、國土等14個(ge) 部門建成了兩(liang) 套係統：“鬱南縣企業(ye) 非銀行信用信息查詢係統”和“農(nong) 戶非銀行信用信息查詢係統”。在係統所依托的縣征信中心，人們(men) 可直接查詢全縣8959家企業(ye) 和個(ge) 體(ti) 戶及11萬(wan) 多戶農(nong) 戶的信用信息。

　　征信體(ti) 係具體(ti) 運用到農(nong) 民貸款，則依托另兩(liang) 套配套的製度創新：信用村建設和金融扶貧。

　　2009年6月，桂圩鎮勿坦村開始試行信用村建設。根據收入、計生、社會(hui) 治安等指標，農(nong) 戶被評為(wei) “優(you) 秀、較好、一般、差”四種信用等級。“較好”及以上級別的農(nong) 戶，將獲得農(nong) 信社授信，持信用證可隨時到農(nong) 信社貸款。優(you) 秀Ⅰ的貸款額度為(wei) 5萬(wan) ，優(you) 秀Ⅱ為(wei) 3萬(wan) ，較好為(wei) 1萬(wan) 。在勿坦村，較好級別以上占比85.48%，359戶農(nong) 戶得到授信。

　　未達到信用戶標準的貧困農(nong) 戶，可通過“金融扶貧”進行貸款。鬱南改變以往直接發放扶貧款的方式，將1000萬(wan) 元的金融扶貧款納入“金融扶貧基金”，並以此作擔保，信用放大5倍，向全縣4497戶貧困戶實施整體(ti) 授信5000萬(wan) 元，為(wei) 每戶貧困家庭提供1萬(wan) 元小額擔保貸款。

　　蘇火新是金融扶貧的受益者。經曆沙糖桔種植受挫後，他開始找尋其他致富路徑，在中央電視台《聚焦三農(nong) 》節目中看到介紹竹鼠養(yang) 殖後，他購進了幾隻進行飼養(yang) 。幾個(ge) 月後，才正式申請貸款，進行產(chan) 業(ye) 化養(yang) 殖。“沒有項目，難道借錢來吃吃喝喝？貸款是要還的。”蘇火新說。

　　“金融扶貧，要扶兩(liang) 樣東(dong) 西，一是扶誌，二是治懶。”鬱南縣委書(shu) 記黃誌豪對記者說。黃誌豪主事鬱南之前，曾擔任廣東(dong) 發展銀行東(dong) 莞分行行長，擁有暨南大學金融學博士學位。“金融扶貧不是給，而是貸，就是要轉變他們(men) 的觀念。”

　　誠信不是空講口號

　　“鬱南的經驗在於(yu) 通過建立征信體(ti) 係、政策性擔保機製和貸款貼息機製，形成自我造血和輸血的良性循環，以最小的政府投入，實現良好的經濟金融效果。金融活則全局活。”廣東(dong) 省人民政府金融工作辦公室主任周高雄如此總結。

　　但是，沒有抵押、擔保，農(nong) 民不還錢怎麽(me) 辦？桂圩鎮黨(dang) 委書(shu) 記盧海文最初也有這樣的疑惑，但至2011年6月，第一批貸款回收完成，勿坦村並未出現壞賬呆賬，他的擔憂才真正消除。盧海文認為(wei) ，“關(guan) 鍵在於(yu) 評得準。勿坦村實行的大評委製、評級後公開公示和限定小額貸款等製度設計，把風險限製在較小範圍。”大評委製是對農(nong) 戶進行評級的18人小組，由鎮、村幹部，本村老黨(dang) 員、村小組長、村民代表以及當地農(nong) 信社人員組成。

　　“18人小組裏麵有農(nong) 信社成員，貸款調查關(guan) 乎他們(men) 的利益，不可能隨便評。”黃誌豪說，“改革最重要的是劃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在機製設計上，就不讓行政管理部門有權力尋租的機會(hui) ，政府並沒有權力幹涉、審批貸款，一切按照規則進行。”

　　頗有意思的是，在全麵實施金融扶貧之前，鬱南縣4497戶貧困戶均要簽署誠信宣言，承諾“不賭博、種沙糖桔不用違禁藥、養(yang) 豬不用瘦肉精”。在信用村的指標體(ti) 係中，除了經濟收入、貸還款記錄等硬指標外，還附加了社會(hui) 評價(jia) 指標，對“黃、賭、毒”實行一票否決(jue) 。

　　“誠信不是空講口號，要與(yu) 農(nong) 民最迫切的需求聯係起來。農(nong) 民最需要什麽(me) ？資金。”黃誌豪說，“在金融改革中，誠信成為(wei) 了幹部、農(nong) 民的共識，這與(yu) 過去那種‘不管三七二十一，賺到錢最要緊’的觀念是完全不一樣的。這套機製起作用的關(guan) 鍵在於(yu) 得到群眾(zhong) 認可、市場認可，獲得內(nei) 在的激勵和約束，最終步入良性循環。”

　　目前，“勿坦模式”已在鬱南全縣29個(ge) 行政村推廣，授信金額達5491萬(wan) 元。勿坦村在信用村創建過程中，多位村民主動歸還了已拖欠農(nong) 信社10多年的6筆共4.7萬(wan) 元貸款，全村共有14名優(you) 秀青年申請入黨(dang) ，相當於(yu) 之前10年的總和。這些金融改革對社會(hui) 管理的意外貢獻，使改革者在改革中找到了新的方向。

　　金融改革為(wei) 基礎，探索創新社會(hui) 管理方式，將信用村創建與(yu) 農(nong) 村基層黨(dang) 建、鄉(xiang) 村治理、村民自治有機結合起來，是鬱南改革要走的下一步。

　　政府做的事情隻是鋪路

　　鬱南的金融改革，可說是一次政府主導的、有意識的製度創新。早在2009年，廣東(dong) 省委省政府就粵東(dong) 西北地區農(nong) 村金融改革發展進行部署。廣東(dong) 省委書(shu) 記汪洋曾指出，“如果農(nong) 村金融問題不解決(jue) ，農(nong) 村金融服務水平不提高，則新時期‘三農(nong) ’工作將缺乏有力的支撐，進而影響全省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大局。”在鼓勵農(nong) 村金融改革創新的大背景下，鬱南的金融改革從(cong) 一開始就被寄予期待，廣東(dong) 省金融辦、省農(nong) 業(ye) 廳、人行廣州分行是背後默默的支持者。

　　改革的成效昭然可見，沒有抵押、沒有貸款的農(nong) 民邁過了高高的金融門檻，以信用為(wei) 擔保，輕易獲得“第一桶金”。

　　實際上，這也是一場多贏的改革。對於(yu) 鎮、村一級來說，由於(yu) 推進誠信建設，維穩工作量大大減輕；對於(yu) 鬱南縣，2010年稅收收入增長21.03%，全縣貸款餘(yu) 額比2009年同期增加6.5億(yi) 元，是試點前9年平均數的65倍；吸納了大部分農(nong) 村存貸款的農(nong) 信社同樣是獲益者，據統計，鬱南縣金融機構經營利潤在2009年增長80.36%，2010年增長65%。

　　相比民間人士在農(nong) 村推進的金融改革，鬱南的改革明顯享有更多的行政資源和動員能力，這是以行政力量推動改革的最大優(you) 勢，也是最令人擔憂的地方所在。一位參與(yu) 改革的人士告訴記者，她最大的擔心是改革力度有所減弱，“如果缺乏自上而下的強力推動，信用係統的更新可能無法完成。而信用係統如果不更新，隻是一堆過時的數據，無法提供信用證明。”

　　多年致力於(yu) 研究和實踐農(nong) 村金融的學者高戰曾赴鬱南考察，他認為(wei) ，“鬱南改革利用金融的力量，使得扶貧作用放大了幾倍，做法很好，但是由於(yu) 大量動用行政資源，能否推動、持續發展要取決(jue) 於(yu) 領導班子，這種改革難以複製。”在他看來，發展農(nong) 村金融應該更多依賴市場和農(nong) 民的力量，比如發展農(nong) 村資金互助社。

　　“當前各地中小企業(ye) 融資難和農(nong) 戶貸款難，已超出市場本身能解決(jue) 的範圍。應以行政手段彌補金融市場的缺陷，搭建金融服務平台，促進市場合作。”黃誌豪對記者說，“政府做的事情隻是鋪路，創造一個(ge) 機製，讓農(nong) 民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發展。”

　　“鬱南的改革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農(nong) 民貸款難的問題，但還是麵臨(lin) 一些困難。大部分金融機構還是傾(qing) 向於(yu) 服務城市和大戶，不願意做農(nong) 村金融服務，當前的財稅等各項政策對服務‘三農(nong) ’的金融機構激勵嚴(yan) 重不足。”黃誌豪坦言，“金融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最好方式，市場鼓勵有生產(chan) 力的企業(ye) 和農(nong) 民。農(nong) 業(ye) 需要扶持，而支持‘三農(nong) ’還是需要金融機構的落實。”

　　2010年12月，鬱南經驗在雲(yun) 浮全市推廣，2011年3月，在廣東(dong) 山區縣進行推廣。鬱南的改革創新突破了農(nong) 村金融的瓶頸，並以此為(wei) 基礎探索新的社會(hui) 管理方式，真正地釋放了基層改革的活力，在一些地方政府對發展農(nong) 村金融推諉責任甚至打壓之時，這種改革的勇氣殊為(wei) 難得。經驗不難複製，而改革的勇氣常常因人因地而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