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4月底，國務院公布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結果所顯示的中國人口結構轉變速度之快，印證了許多人口學者的擔憂，也超出了許多人的想象。

　　生育率繼續下降、老齡化速度加快的人口結構變化的呈現，對於(yu) 中國這個(ge) 世界頭號人口大國來說，蘊含著巨大的經濟、社會(hui) 結構的可能性變化。

　　雖然在人口學界至今仍然爭(zheng) 論於(yu) 數量巨大的人口對中國而言是壓力還是紅利，但一個(ge) 不可否認的現實卻是，在過去的30多年中，規模龐大的勞動力大軍(jun) 成為(wei) 中國經濟實現快速增長的一大有利因素。

　　伴隨著人口結構變化，坐享人口紅利的時代在不久的將來將一去不複返，這即將發生的劇烈變化，意味著什麽(me) ？　　

　　人口結構的轉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為(wei) 原來關(guan) 於(yu) 人口問題的很多爭(zheng) 論提供了實證的答案。結果表明，對中國人口結構正在發生的根本性變化，此前的認識是滯後的。”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yu) 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顧寶昌對本刊記者說。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中國大陸總人口為(wei) 13.4億(yi) 人，其中0~14歲少年兒(er) 童人口2.22億(yi) ，占16.6%，15~59歲年齡人口為(wei) 9.4億(yi) ，占總人口比重70.14%，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總量增至1.78億(yi) ，人口老齡化水平達到13.26%。

　　數據顯示，0~14歲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個(ge) 百分點，同時，60歲及以上人口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個(ge) 百分點。

　　“預期未來的人口變動將以少年兒(er) 童人口規模相對穩定，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遞減和老年人口規模迅速擴大為(wei) 主要特征，人口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yu) 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對記者說。

　　在此之前，生育率下降和老齡化的問題已在人口學界引起擔憂。目前的生育率水平已低於(yu) 官方宣稱的所謂1.8的警戒線；按照聯合國的定義(yi) ，65歲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即進入老齡化社會(hui) 。

　　1992年，中國人口生育率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即生育水平為(wei) 2.1），意味著下一代人口相對於(yu) 上一代不增加也不減少。此後，生育率水平一直在世代更替水平之下緩慢下滑，至今已經持續了約19年的低生育率，原新根據六普少年兒(er) 童人口規模推算，生育率水平在1.5左右，已經接近超低生育率。

　　“50~60年代的生育率過高、人口增長過快以及‘文化大革命’帶來的國民經濟的崩潰，形成了我們(men) 對人口問題的認識，即通過降低過高的生育率來放慢人口增長速度，但目前我國的年人口增長速度在5‰以下。人口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要求我們(men) 對原來的認識進行反思”。顧寶昌說。

　　人口老齡化進程是伴隨著少年兒(er) 童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的減少而實現的。1953年，中國老年人口為(wei) 0.45億(yi) 人，隻是0~14歲少年兒(er) 童人口的1/5；至2010年，老年人口數量增加到1.78億(yi) 人，相當於(yu) 少年兒(er) 童人口的4/5。

　　新中國曆史上曾經出現過3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分別在1950~1957年，1962~1963年，1964~1971年。“50年代生育高峰期的這一代人現在正在步入老齡化，從(cong) 時間上來看，在整個(ge) “十二五”期間，老齡化的速度還會(hui) 繼續加快。未來30~40年，變動將會(hui) 是最為(wei) 劇烈的。”原新說。

　　這樣的人口結構變化對於(yu) 中國而言，顯然過快。六普數據顯示，中國的總人口撫養(yang) 比為(wei) 34%，少兒(er) 撫養(yang) 比為(wei) 22.3%，老年撫養(yang) 比為(wei) 11.9%。而此前聯合國的預測是，到2015年中國少兒(er) 撫養(yang) 比為(wei) 27%，老年撫養(yang) 比為(wei) 13%。可以看出，中國的少兒(er) 撫養(yang) 比下降速度早已明顯地快於(yu) 聯合國的預測。

　　“大學招生現在都在搶生源，許多中小學校都關(guan) 閉了，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從(cong) 我們(men) 身邊就能感受得到。”顧寶昌舉(ju) 例說。　　

　　人口紅利的消退

　　從(cong) 第六次普查數據來看，年輕勞動力的減少速度也在加快。根據統計，與(yu) 2000年相比，2010年中國20歲至29歲年輕勞動力的規模已縮減了近15%。

　　人口結構所發生的變化，必將對中國經濟增長形成影響。基於(yu) 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在經濟學上用人口紅利一說或許更能有效地進行描述。

　　所謂人口紅利，其核心是勞動人口和被撫養(yang) 人口之間的比例，勞動人口比例越高，撫養(yang) 比例越低，可以為(wei) 經濟發展提供較充足的勞動力供應，並保持較高的儲(chu) 蓄率，能夠減少經濟發展中資本邊際遞減帶來的影響。

　　在過去的40年中，由於(yu) 經濟和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下的生育水平的降低，在老齡人口沒有加速增長之前，為(wei) 中國經濟提供了30多年的人口紅利，大量勞動密集型企業(ye) 將中國的就業(ye) 率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之上，在土地、技術、資本等要素之外，成為(wei) 了另一個(ge) 驅動經濟增長的要素。

　　“改革開放的30多年，正好處在人口轉變的這一區間，創造了人口要素的比較優(you) 勢，因此可視為(wei) 人口紅利期。”原新說，“但這隻是一個(ge) 機會(hui) ，將人口機會(hui) 變為(wei) 人口紅利現實，需要綜合的因素，錯過這一機會(hui) 的國家也大有人在。”

　　而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消退經驗在東(dong) 亞(ya) 國家特別是日本的身上也得到了驗證。

　　在1960年代後期，日本總撫養(yang) 比穩定在45%左右，這種均勢一直持續到1990年代初期，這段時間是日本的輝煌時期。但是由於(yu) 年輕勞動人口的不足，老年撫養(yang) 比不斷增加，總撫養(yang) 比在1990年代開始不斷攀升，也成為(wei) 日本經濟因此步入長期低迷的主要原因之一。

　　“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這種人口轉變的速度，使得人口紅利來得快，結束得也快。”原新指出。

　　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豐(feng) 指出，日本、韓國、中國這3個(ge) 東(dong) 亞(ya) 國家與(yu) 西方國家相比，人口轉變的過程都更快，尤其是韓國與(yu) 中國。與(yu) 西方國家的曆史相比，中國的死亡率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均期望壽命從(cong) 40歲上升到70歲用了不到50年時間，而西方國家曆史上均用了100年左右時間。中國婦女生育率從(cong) 每人生5個(ge) 降到生兩(liang) 個(ge) 用了25年時間，西方國家用了約75年。

　　這種人口結構變化的時間之短，也導致未來中國人口紅利的消退更早地到來。根據中國社科院人口與(yu) 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等人通過對撫養(yang) 比的測算研究，人口紅利的轉折點將在2015年到來。

　　“中國的人口特征是‘未富先老’，‘先老’意味著人口結構發生變化，老齡化開始了，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下降了，意味著我們(men) 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的比較優(you) 勢開始喪(sang) 失，‘未富’意味著我們(men) 的技術還沒有走在世界的先進行列，技術密集型的產(chan) 業(ye) 也沒有比較優(you) 勢，老的比較優(you) 勢開始喪(sang) 失，新的比較優(you) 勢遲遲不能獲得，處於(yu) 比較尷尬的境地。”蔡昉認為(wei) 。　　

　　認知的分歧

　　對於(yu) 人口結構轉變所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的衝(chong) 擊，經濟學家對此或許更為(wei) 敏感，而在人口學界，對於(yu) 這種變化的分析卻並不一致。不同的認知，對於(yu) 中國人口結構變化所可能帶來的負麵影響，評判相差頗大。

有部分人口學者認為(wei) ，中國過去30年的強勁發展，反映的是勞動生產(chan) 率的快速增長，勞動力供給的數量扮演的是一個(ge) 更無關(guan) 緊要的角色。勞動生產(chan) 率大幅提升的催化劑是中國政府自上世紀80年代初以來進行的深入的體(ti) 製改革。勞動力素質比勞動力數量更重要，人口多對中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帶來的更多是壓力，而不是紅利。

　　對此，王豐(feng) 則認為(wei) ，“人口紅利是由於(yu) 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產(chan) 生的勞動力供給變化與(yu) 勞動生產(chan) 率兩(liang) 者相互作用而產(chan) 生的。中國過去30年來的經濟增長是兩(liang) 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兩(liang) 者並不互斥。”

　　“就業(ye) 是由經濟發展決(jue) 定的，沒有任何一個(ge) 國家可以靠減少人口來解決(jue) 就業(ye) 。歐盟國家年輕人失業(ye) 率在20％以上，而這些國家的生育率都已經很低。”他對記者說。

　　“勞動力素質和勞動力數量之間並不矛盾，中國的經濟發展基礎就是從(cong) 勞動密集型企業(ye) 上起步的，中國的就業(ye) 率比印度高很多，印度雖然推崇軟件業(ye) 等高端產(chan) 業(ye) ，但很多的低端勞動力就業(ye) 問題仍然解決(jue) 不了。”原新說，“不能把人口數量和人口結構割裂開來看，生產(chan) 率的提升仍然不能替代勞動力數量的問題。”

　　同樣的問題來自日本，在人口紅利期消退之後，日本的勞動率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但人口結構的變化，特別是勞動年齡人口的縮減已給其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顧寶昌則認為(wei) 人口現象往往是通過綜合的形式表現出來的，關(guan) 於(yu) 人口紅利的爭(zheng) 議並不能掩蓋人口結構變化對經濟和社會(hui) 結構所造成的影響，“沿海城市的民工荒是一種結構性的勞動力短缺，第一代農(nong) 民工已經差不多50歲了，年輕的勞動力供應不再像過去那樣供不應求。”

　　“並不否認經濟結構要進行轉型，但勞動力隊伍的老化仍然是一個(ge) 不可避免的影響，年輕勞動力一年比一年減少，不應該用整體(ti) 勞動力規模仍然龐大來掩蓋或否定年輕勞動力不斷減少的趨勢。”他說。

　　“有人說勞動力短缺將會(hui) 促使中國產(chan) 業(ye) 升級，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這種看法並不正確。”人口學者易富賢對記者說。在他看來，其實產(chan) 業(ye) 升級減少的隻是對第二產(chan) 業(ye) 的勞動力需求。而中國目前第二產(chan) 業(ye) 從(cong) 業(ye) 人員占勞動力的28%，與(yu) 發達國家基本一致。第二產(chan) 業(ye) 是國家的核心競爭(zheng) 力，如果過度降低，也意味著國力的下降。 中國需要的不是降低第二產(chan) 業(ye) 的比例（隻是需要優(you) 化結構），而是增加第三產(chan) 業(ye) 從(cong) 業(ye) 人員。

　　第三產(chan) 業(ye) 對人口素質的要求更高，對勞動力的需求更大（發達國家70%的勞動力從(cong) 事第三產(chan) 業(ye) ）。中國農(nong) 村勞動力仍然“過剩”，還占總勞動力的38%。但過剩的是中老年勞動力（由於(yu) 年輕勞動力的不足，使得老年勞動力比例顯得過大），他們(men) 既不能補充第二產(chan) 業(ye) ，又不能補充第三產(chan) 業(ye) 。

　　此外，還有一些農(nong) 村青壯年勞動力由於(yu) 沒有兄弟姐妹的分擔，隻能留在農(nong) 村照顧父母。中國現在出現了這樣一種怪局麵：由於(yu) 年輕人口的不足，第二產(chan) 業(ye) 無法補充，第三產(chan) 業(ye) 更加發展不起來，農(nong) 業(ye) 人口卻又無法轉移。　　

　　未知的挑戰

　　“對未來趨勢的爭(zheng) 論在人口普查數據的麵前是很蒼白的。中國正在發生的人口變化是我國過去幾千年曆史中前所未有的。”顧寶昌說。

　　在中國的曆史上，有過人口低增長的時期，但從(cong) 來沒有過超低生育率的時期，而由低生育率導致的老齡化目前所看到的可能隻是冰山一角。另一方麵，從(cong) 人口普查的結果來看，中國的城市化已經跨過曆史的分界線，社會(hui) 結構從(cong) 農(nong) 村為(wei) 主轉向了城市為(wei) 主，人口遷移、流動上發生的變化，這對將來中國經濟和社會(hui) 結構的影響都將是巨大的。

　　“現在的農(nong) 二代和農(nong) 三代跟他們(men) 父母輩的需求已經不一樣，而隨著中西部發展速度的加快，勞動力的就近移動也成為(wei) 常態。”原新認為(wei) 這也是人口結構變化對產(chan) 業(ye) 轉移和出現諸如富士康自殺事件和“工潮”現象的人口因素。

　　這些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影響已逾越了人口學和經濟學，成為(wei) 一個(ge) 社會(hui) 形態的變化。而依靠單獨的人口政策，並未能進行有效的改變。

　　但這些人口結構上的變化並沒有在“十二五”發展規劃綱要中得到政策上的體(ti) 現，“說明我們(men) 對即將到來的挑戰認識不足，這種轉變並不一定就是壞事，但對此我們(men) 還缺乏認識、準備和經驗。”顧寶昌說。

　　“人口結構的變化有其規律，生孩子是一個(ge) 周期，並不像中國缺少糧食就可以從(cong) 國外進口一樣，勞動力短缺的問題並不是通過國際勞工就能解決(jue) 的。”原新指出。

　　“即使生育政策調整了，也不見得就能解決(jue) 將麵臨(lin) 的史無前例的人口挑戰。但如果生育政策都不準備調整，說明我們(men) 對麵臨(lin) 的人口挑戰及其對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深刻影響缺乏起碼的認識。”顧寶昌說。

　　“生育率下降帶來的人口紅利是不可重複的。”王豐(feng) 認為(wei) 。而顯然，以犧牲一代人的健康、養(yang) 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為(wei) 代價(jia) 的人口紅利已然很難再長久持續。高儲(chu) 蓄率，廉價(jia) 的資金成本支撐的外向型和投資型經濟也麵臨(lin) 轉型，人口紅利所帶來的經濟增長財富獲得的分配不均也導致了未富先老的改革瓶頸。

　　不思改革的代價(jia) ，可能將伴隨人口結構性矛盾而帶來一係列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