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收入分配改革熱點問題，《改革內(nei) 參》記者近日專(zhuan) 訪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研究會(hui) 會(hui) 長、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長宋曉梧。

　　宋曉梧曆任國家體(ti) 改委收入分配司司長兼國務院職工醫療保險製度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務院體(ti) 改辦黨(dang) 組成員兼秘書(shu) 長、國家發改委黨(dang) 組成員兼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國務院振興(xing) 東(dong) 北辦副主任等職。作為(wei) 我國勞動經濟、體(ti) 製改革、收入分配、社會(hui) 保障等領域的權威專(zhuan) 家，宋曉梧曾經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參與(yu) 了我國收入分配、社會(hui) 保障以及醫改、車改等重大改革。

　　2002年，宋曉梧就在《思想理論內(nei) 參》上撰文，指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已成為(wei) 公眾(zhong) 反映最強烈的問題之一，如不盡快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這一問題將成為(wei) 社會(hui) 不穩定的潛在誘因"。10多年來，宋曉梧在不同場合，以不同方式呼籲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社會(hui) 保障製度改革。他明確對《改革內(nei) 參》記者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涉及方方麵麵，很多體(ti) 製性弊端不是短時間內(nei) 就能解決(jue) 的。已經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很難打破。"作為(wei) 長期研究、關(guan) 注收入分配改革的權威專(zhuan) 家，宋曉梧肯定了近年來收入分配改革的"五項進展"，同時也明確指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五項不足"。針對收入分配改革涉及的眾(zhong) 多問題，他提出三點建議：一是政府要在調整國家、企業(ye) 、居民收入分配關(guan) 係方麵有大的作為(wei) ；二是呼籲通過征收遺產(chan) 稅的方式促進二次分配；三是進一步完善勞資集體(ti) 談判機製。

　　收入分配改革五項進步

　　宋曉梧對近年來收入分配改革的進程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他認為(wei) ，近兩(liang) 年來，中央高度重視收入分配改革，取得了五項進展。

　　一是城鄉(xiang) 收入差距有所縮小。

　　2009年城鄉(xiang) 收入比是3.33：1，2011年是3.13：1，這是積極向好的變化。但是不是真正到了城鄉(xiang) 收入差距縮小的拐點還很難說。城鄉(xiang) 收入差距有所縮小的主要原因是這兩(liang) 年一些階段性、臨(lin) 時性的政策起作用了，比如，最低工資連續提高使農(nong) 民工得益，但最低工資不可能持續以20%左右的幅度漲下去。

　　二是居民收入增長超過了GDP增長。

　　這兩(liang) 年，居民收入增長超過了GDP的增長，特別是農(nong) 民收入增長超過了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長。2012年上半年中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價(jia) 格因素實際增長9.7%，農(nong) 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扣除價(jia) 格因素實際增長12.4%，都超過了上半年7.8%的GDP增速。

　　三是最低工資連續三年有較大幅度提高。

　　2011年，北京、四川、江西、新疆等25個(ge) 省市對最低工資標準進行了調整，平均增幅是22%。多年來，全國最低工資是平均工資的30%以下，國際標準是40%到60%，歐美發達國家一般是60%，一般發展中國家是40%左右。在這種背景下，我國最低工資這兩(liang) 年有較大幅度提高是合理的。

　　四是工資集體(ti) 談判已經從(cong) 單個(ge) 企業(ye) 逐步推廣到行業(ye) 和地區。

　　勞資集體(ti) 談判推廣到行業(ye) 和地區，要求發揮工會(hui) 和雇主組織的作用。單個(ge) 企業(ye) 的集體(ti) 談判是單個(ge) 雇主對工會(hui) ，很難體(ti) 現出雇主組織的作用，而推廣到行業(ye) 和地區有利於(yu) 避免企業(ye) 之間的盲目攀比，更好地體(ti) 現了勞資雙方的共同利益。

　　五是社會(hui) 保障範圍擴大。

　　近年來，我國社會(hui) 保障的覆蓋麵大大擴大，2012年底我國城鎮基本養(yang) 老參保人數將達到3.05億(yi) 人。新農(nong) 保、城鎮基本醫療、工傷(shang) 和生育保險參保人數分別將達到3.6億(yi) 人、4.75億(yi) 人、1.82億(yi) 人和1.42億(yi) 人。同時，政府財政對社會(hui) 保障的支持力度大幅度提高。例如，農(nong) 村合作醫療，2003年中央財政每人每年補貼10元都很困難，現在財政補貼標準是240元，到2015年將提高到300元。這些數字顯示，社會(hui) 保障的覆蓋範圍與(yu) 國家財政支持力度加大是十分明顯的。

　　收入分配改革五項不足

　　宋曉梧談到當前收入分配改革存在的問題時顯得有些焦慮。他認為(wei) ，許多問題已經很清楚了，但改革進展太過緩慢。這些問題體(ti) 現在五個(ge) 方麵。

　　一是國家、企業(ye) 、居民三者的分配關(guan) 係沒有明顯改善。

　　中央為(wei) 減輕企業(ye) 負擔、增加民眾(zhong) 收入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是在地方落實很難。比如，今年稅收增長趨緩，但是4月份全國稅外收費增長了50.7%。土地財政少了，地方政府對企業(ye) 名目繁多的收費增加了企業(ye) 負擔。中西部某縣提出，"必須牢記穩增長目標，不折不扣地完成任務，力保全年財政增長3成以上，否則就是滑坡"。豈止這一個(ge) 縣，目前很多地方提出了當年稅收增長的硬性指標，企業(ye) 反映過頭稅、預征稅都在加大征收力度，這和中央的精神是擰著的。國家應真正落實結構性減稅。財政收入增幅由過去的百分之二十變成現在的百分之十幾，這個(ge) 增幅也不低。過去財政收入增幅比GDP增長高一倍，現在高不到一倍就有人說結構性減稅的空間大大縮小，這是不對的。

　　二是城鄉(xiang) 收入差距沒有根本改善。

　　在農(nong) 民收入增長的同時，生產(chan) 成本也大幅度增加。農(nong) 業(ye) 各項生產(chan) 資料，包括柴油、化肥、農(nong) 藥、種子等支出大幅度增加。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若幹年後，我國城鄉(xiang) 收入差距能不能逐漸縮小到1.5：1以內(nei) ，現在還難下結論。因此，城鄉(xiang) 收入差距還遠沒有走向良性循環狀態。

　　三是農(nong) 民工問題沒有很好解決(jue) 。

　　盡管中央和各地做了很多努力，重視農(nong) 民工了，但是，農(nong) 民工問題不是單純的工資問題，而是綜合性問題。至少目前距離打破城鄉(xiang) 行政分割，建立統一的城鄉(xiang) 勞動力市場，使農(nong) 民工能夠與(yu) 城鎮職工同工同酬還有很遠的距離，更不用說合理分享城市的社會(hui) 保障、公共服務了。

　　四是行政性壟斷行業(ye) 的收入過高，特別是高管和普通勞動者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現在還沒有解決(jue) 。

　　民營企業(ye) 高管與(yu) 普通勞動者收入差距可以主要交由市場決(jue) 定，行政性壟斷行業(ye) 則不行。這是因為(wei) ，這類行業(ye) 、企業(ye) 享有政府的特許經營權，虧(kui) 損了財政會(hui) 給予補貼或變相補貼，並且享受很多民營企業(ye) 不能享受的特殊政策。

　　現在，財政部的人可以到他管過的企業(ye) 去當高管，央行的人可以去他管過的企業(ye) 裏當高管。很多政府官員一轉身就成了某國有企業(ye) 的高管。許多國企高管動輒上百萬(wan) 年薪，甚至上千萬(wan) 年薪，跟職工平均工資差幾百倍。這是按照華爾街私人老板、私人銀行的高管薪酬相比較的結果。多年來，很流行的一種分配理念是"精英接軌歐美，勞工比肩越（越南）緬（緬甸）"，這樣下去收入差距能不大嗎？與(yu) 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外國有企業(ye) 的企業(ye) 高管收入法律規定得很嚴(yan) 格。法國對公用性、壟斷性公司高管的工資水平直接參考公務員體(ti) 係而不考慮市場因素。董事長必須是公務員，由總理任命，執行公務員工資標準。總經理由董事會(hui) 招聘，工資標準由財政部確定，沒有浮動部分，也不實行年薪製。財政部的公務員不能到曾管轄過的國企任職。

　　宋曉梧1989年訪問挪威時，當時挪威北海石油公司總裁的工資相當於(yu) 企業(ye) 勤雜工的3倍。20多年過去，前年挪威駐中國大使介紹，現在挪威北海石油公司高管與(yu) 普通員工的工資仍然保持在2～3倍的差距。在歐洲，國企高管薪酬一般是普通員工工資的2～3倍。我們(men) 搞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不應該比他們(men) 更平等、更公平一些嗎？

　　五是基本社會(hui) 保障均等化亟待推進。

　　基本社會(hui) 保障在製度設計層麵大致做到了全覆蓋，這是裏程碑式的進步。但是由於(yu) 種種原因，基本社會(hui) 保障水平在城鄉(xiang) 之間、地區之間、不同人群之間還存在著逆向轉移的問題。"十二五"規劃提出要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並明確把基本社會(hui) 保障列入基本公共服務之中，這方麵的任務還十分艱巨。比如城鎮職工基本養(yang) 老保險"雙軌製"，企業(ye) 退休人員意見很大，學者們(men) 也多年呼籲，至今沒有實質性進展。宋曉梧還拿出他剛看到的一個(ge) 材料，2011年廣州市基本醫療保險，支付公務員、教師幾十萬(wan) 人的費用是14億(yi) 多元，而廣州市200多萬(wan) 農(nong) 民隻有幾億(yi) 元。再有，發達地區不僅(jin) 一次分配水平高，通過二次分配總體(ti) 收入更高，這類逆向調節過去人們(men) 並未重視。那時大家主要關(guan) 注社會(hui) 保障項目"有沒有"的問題，現在大致做到全覆蓋了，人們(men) 必然關(guan) 注社會(hui) 保障水平"高與(yu) 低"的問題。當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至少要下決(jue) 心在"十二五"期間抑製通過二次分配反而擴大一次分配差距的趨勢。

　　對收入分配改革三點建議

　　針對目前我國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宋曉梧指出，有三個(ge) 問題需要澄清：

　　一是北歐、日本、中國台灣這些國家與(yu) 地區在整個(ge) 發展過程中，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係數始終在0.3左右。並非經濟發展過程都必須經過基尼係數大幅度提高的階段。因此，我國政府要高度重視收入差距日益擴大的問題。數據顯示，目前我國的基尼係數處在0.48到0.50之間，據說這一兩(liang) 年有微量縮小，但還是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二是城鄉(xiang) 二元格局亟需打破。現在，我國政府提出打破城鄉(xiang) 行政隔離，農(nong) 民工能進城了，但是，農(nong) 民工工資比城市職工低很多，這是不合理的。在經濟發展初期，用較低的勞動力成本保持經濟高速度發展，有一定合理性。同時要看到這種發展方式產(chan) 生了巨大的曆史欠賬。如果農(nong) 民工變成了二等公民，還搞二代甚至三代農(nong) 民工，將是極大的社會(hui) 不穩定因素。

　　三是長期以來過分壓低了勞動報酬。是否勞動力總量供大於(yu) 求就一定會(hui) 如此大幅度地壓低普通職工的工資，這個(ge) 問題還值得進一步深入探討。

　　針對以上問題，宋曉梧對收入分配改革提出三點建議：

　　建議1：調整政府、企業(ye) 、居民收入分配關(guan) 係

　　一次分配取決(jue) 於(yu) 市場，這是對的，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也是這麽(me) 做的。政府本來不應該直接幹預一次分配，但現在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土地市場，以及其他要素市場都還不完善，問題恰恰在於(yu) 行政分割了勞動力市場、幹預了其他要素市場。因此，現在我國政府還肩負完善市場機製，包括完善市場配置勞動力資源的任務。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中國政府在一次分配中有責任培育勞動力市場、培育其他的要素市場。另外，政府還在國家、企業(ye) 、居民三者收入分配關(guan) 係中起作用。現在的問題是，政府在其中拿的多了。我國財政收入連續10年增長20%以上，超過GDP增長1倍，僅(jin) 靠市場調節不了。政府不減稅讓利、規範各種行政性收費是不行的。正常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勞資關(guan) 係是收入分配中最主要的問題，目前在我國的收入分配結構中，除了資本、勞動，還有政府。如果資本利潤被壓得很低，政府稅費很高，必然影響勞動所得。政府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今年出台了支持小微企業(ye) 發展的29條，向小微企業(ye) 讓利。但地方反映中央文件很好，下麵落實得不好。

　　宋曉梧最近做了一個(ge) 調查，主題是"在穩增長中注意解決(jue) 就業(ye) 問題"。他認為(wei) ，我國這幾年勞動力成本大幅度上升，宏觀講是有道理的。從(cong) 製造業(ye) 的工資占整個(ge) 企業(ye) 的成本看，我國非常低，10%左右，美歐國家多是20%～30%。從(cong) 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看，我國也很低，現在是40%左右，其他國家都是50%、60%左右。自己與(yu) 自己比，我國勞動報酬和工資占GDP的比重近20年來也是逐步降低的。所以從(cong) 宏觀分析，普通勞動者的工資還有上升的空間。但是中小企業(ye) 主已經感到承受不起職工工資上漲了，而大部分普通勞動者恰恰在中小企業(ye) 、小微企業(ye) 就業(ye) ，不是在銀行係統，不是在中石化、中石油等央企工作。政府讓利，是當前處理好國家、企業(ye) 、職工三者利益關(guan) 係的關(guan) 鍵。

　　建議2：征收遺產(chan) 稅，抑製貧富差距

　　學界對遺產(chan) 稅一直有不同看法。宋曉梧認為(wei) ，經濟發展到現階段，遺產(chan) 稅應當提到議事日程了。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我國億(yi) 萬(wan) 富豪人數達到6.35萬(wan) 人，資產(chan) 600萬(wan) 元以上的人數達到270萬(wan) 人。中國的富翁現在已經占到亞(ya) 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目前卻還沒有開征遺產(chan) 稅。日本在經濟起飛階段遺產(chan) 稅非常高，最高收到70%多，如果富豪的子女是花花公子，繼承財產(chan) 不好好幹，財產(chan) 到三代就沒多少了。美國遺產(chan) 稅收不了多少錢，但卻讓大量的私人財產(chan) 轉向了公益、慈善領域，促進了社會(hui) 財富的二次分配或三次分配，社會(hui) 影響很大。美國很多基金會(hui) 、公益性組織產(chan) 生的推動力就是遺產(chan) 稅。日本遺產(chan) 稅從(cong) 70%減到50%左右，還是大大促進了日本公益事業(ye) 的發展。

　　一些人說中國現在財產(chan) 不公開，遺產(chan) 稅沒有操作性。宋曉梧認為(wei) 恰恰可以通過征收遺產(chan) 稅來大力推進黨(dang) 政公務人員財產(chan) 公開，讓企業(ye) 賬目更加公開透明。

　　建議3：完善集體(ti) 談判機製

　　宋曉梧認為(wei) ，勞動力在市場交易時，永遠不能離開其所有者--勞動者。嚴(yan) 格意義(yi) 上說，勞動力不是買(mai) 賣而是租讓。勞動力要素和其他要素很不相同的一點是，勞動者是社會(hui) 人，他有政治地位，通過組織工會(hui) ，與(yu) 資方談判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中國擁有世界最大規模的工會(hui) 組織，但在各種重大勞資糾紛中，作用發揮得遠遠不夠。如果不能強化工會(hui) 代表勞動者權益的職能，中國勞動力市場就不完善。作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國家，我們(men) 要構築和諧勞動關(guan) 係，政府應重視保護勞動者的權益，同時依法保護經營者的權益。而目前地方政府為(wei) 了GDP競爭(zheng) 實際上更傾(qing) 向資本。今年的一項審計報告公布了對54個(ge) 縣的審計結果，居然53個(ge) 縣"出台了與(yu) 國家政策明顯相悖的招商引資優(you) 惠政策"。有的公開打出"招商引資不怕低三下四"的標語，是向職工低三下四嗎？一些學者也說，工人工資不能高，農(nong) 民工社會(hui) 保障不能搞，否則會(hui) 影響國際競爭(zheng) 力，這是錯誤的。

　　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必須賦予企業(ye) 用人自主權，包括確定企業(ye) 職工工資的自主權。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報酬並不是單純由雇主單方確定的，勞動報酬與(yu) 資本收益之間的關(guan) 係也不僅(jin) 受市場供求的影響，需要建立勞資雙方談判機製。我國從(cong) 20世紀90年代開始推行集體(ti) 協商機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勞動報酬過低，普通勞動者工資收入長期增長緩慢的現象說明集體(ti) 談判機製還有待完善。其中關(guan) 鍵環節是工會(hui) 應進一步去行政化，雇主組織應在區域和行業(ye) 性的集體(ti) 談判中發揮作用。現實是，很多國有企業(ye) 的工會(hui) 實際是行政組織的一部分；很多民營企業(ye) 工會(hui) 成為(wei) 貫徹企業(ye) 老板意圖的傳(chuan) 聲筒，甚至成為(wei) 壓製員工利益的工具。從(cong) 這個(ge) 角度看，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演變為(wei) 不同社會(hui) 群體(ti) 的利益訴求能不能得到充分表達的問題。

　　宋曉梧最後特別強調指出，收入分配不是一個(ge) 純粹的經濟問題，而是經濟問題、社會(hui) 問題、政治問題的交集，如果我們(men) 不建立健全勞資雙方集體(ti) 討價(jia) 還價(jia) 的市場機製，麵對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又回歸政府下達行政指標，直接幹預企業(ye) 的工資自主權，可能短期內(nei) 表麵上見效很快，長期看則違背了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轉變政府職能、優(you) 化政府管理也將南轅北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