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開放30年，我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成效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取得了較好的成效，勞動力市場供求機製的形成奠定了工資收入確定的基礎導向作用，政府宏觀調控工資的體(ti) 係已經建立起來並在發揮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國有企業(ye) 都進行了薪酬製度改革，薪酬製度體(ti) 係逐步朝規範化、法製化、市場化方向發展。工資收入逐年提高，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明顯改善，這是全世界都有目共睹的。

　　目前，國有企業(ye) 和私有企業(ye) 在解決(jue) 內(nei) 部分配問題時，也都采取一些有效的手段來進一步完善分配製度。比如，一些國有企業(ye) 在進行薪酬製度改革時，從(cong) 上到下都把較多增加普通工人工資的目標放到第一位，使生產(chan) 發展成果惠及廣大的普通勞動者，職工的薪酬改革滿意度迅速上升；還有些國有企業(ye) ，解決(jue) 了勞務派遣工與(yu) 正式職工實行“同工同酬”的問題，並進一步謀求勞動者工資如何與(yu) 企業(ye) 效益的同步增長。而更多增加普通工人工資和勞務派遣工與(yu) 正式工實行同工同酬這兩(liang) 個(ge) 問題一直是國有企業(ye) 在工資收入分配領域的棘手問題。即使是一些私有企業(ye) ，也在利潤中讓渡一部分收益給勞動者，或者將自己的收益和員工的收入按照一定比例進行分配，而且有向勞動者傾(qing) 斜的態勢。

　　二、目前我國收入分配差距的狀況

　　我國工資分配領域雖然取得了顯著成效，但也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其中有些問題已經到了尖銳的、衝(chong) 突的、甚至是不可調和的程度了。特別是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嚴(yan) 重影響了社會(hui) 各階層的不滿，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紛紛要求加快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

　　關(guan) 於(yu) 收入分配差距到底有多大？來自官方和民間的數據不盡相同，甚至存在較大的出入。國家統計局2011年發布《中國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進程統計監測報告(2011)》，報告稱，2010年基尼係數略高於(yu) 2000年的0.412；今年，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2011年我國農(nong) 村居民的基尼係數為(wei) 0.3897。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與(yu) 貧困研究中心李實課題組經測算認為(wei) ，2010年，基尼係數估計已經達到0.50的水平。從(cong) 消費態勢、社會(hui) 情緒以及收入分配問題等因素看，目前我國的基尼係數應該已經超過了0.50的水平。按照西方國家普遍認可的基尼係數等級線，基尼係數0.3以下是合理線，0.4是警戒線，0.5危機線，0.6是動亂(luan) 線。我國的基尼係數已經超過了危機線，情況十分嚴(yan) 峻。

　　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深層次原因主要是收入分配混亂(luan) 造成的。兩(liang) 年前，中國經濟體(ti) 製改革基金會(hui) 國民經濟研究所王小魯課題組對灰色收入做了統計和計算，根據他們(men) 的統計與(yu) 計算，全國最高收入10%和最低收入10%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在55倍左右，而不是統計顯示的21倍。盡管當時對高達55倍的收入分配差距持質疑態度的專(zhuan) 家學者不在少數，但我認為(wei) 這個(ge) 倍數的差距仍然較低，不足以說明真實情況，比如，我們(men) 以平均工資（不以最低工資最準）為(wei) 計算口徑，按2010年全國平均工資36539元計算，如果最高收入為(wei) 其55倍，即年薪僅(jin) 為(wei) 200餘(yu) 萬(wan) 元。這樣的規模能成為(wei) 我們(men) 現在這個(ge) 國家的最高收入群體(ti) 嗎？！所以，高低收入差距一定會(hui) 比55倍還要高很多。在我們(men) 國家，除了非國有企業(ye) 的CEO和一些特殊社會(hui) 群體(ti) 的收入需另做分析和得出結論外，一般情況下，其他各類單位和機構的各類人員都不應該拿到有更高差距的收入水平，這是公有製性質所決(jue) 定的。因為(wei) 既然強調我國是公有製社會(hui) ，那麽(me) ，這個(ge) 社會(hui) 性質的內(nei) 在要求就應當是共同富裕，而不是貧富懸殊，所以市場化和公有製相互結合的均衡點在哪裏，應當進行研究。

　　三、微觀領域的國企和非國企收入分配問題及深層原因

　　企業(ye) 工資收入分配情況不容樂(le) 觀。從(cong) 國有企業(ye) 看，突出問題主要是普通職工工資收入過低，因為(wei) 國企的收入分配向權力階層傾(qing) 斜。比如，有些國企高管不按照上級主管部門的規定領薪，一方麵拿年薪，另一方麵又在企業(ye) 額外領取其他一些收入；有的企業(ye) 中層管理人員僅(jin) 車補一項收入每年就高達數萬(wan) 元，是普通職工交通補貼的20倍之多；有的企業(ye) 的領導每逢周末必去加班，名義(yi) 上加班，實則悠閑度過8小時，然後“合法”領取到2倍於(yu) 自己工資的“加班工資”，員工對此意見很大；還有的企業(ye) ，生產(chan) 任務沒有完成，隻扣工人的工資而不扣管理人員的工資。在國有企業(ye) ，工資總額是一定的，權力階層占得多了，自然就要壓低普通職工的工資。

　　從(cong) 非國有企業(ye) 看，工資分配存在以下四大問題：一是最大限度壓低勞動者的工資；二是按照企業(ye) 盈虧(kui) 情況給付勞動者工資，效益增加，員工工資不一定增加，遇到虧(kui) 損則必降資或裁員；三是按照法定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工資；四是一般情況下按照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jia) 位支付工資（我國各省市頒布的勞動力市場工資指導價(jia) 位還需要進一步改進完善）。

　　目前非國有企業(ye) 的平均工資低於(yu) 國有企業(ye) 。2012年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為(wei) 42452元，而2011年城鎮私營單位就業(ye) 人員年平均工資為(wei) 24556元，僅(jin) 相當於(yu) 城鎮非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的近58%，比城鎮非私營單位年平均工資低17896元。平均值有時會(hui) 平均掉收入分配內(nei) 在的一些問題，比如高低收入差距懸殊，少數高收入群體(ti) 就會(hui) 把多數低收入群體(ti) 的收入與(yu) 他們(men) 收入的巨大差距給拉平，但盡管如此，一般情況下，這也能夠基本反映出所有製形式對勞動者工資收入的高低形成的較大影響力。

　　私有企業(ye) 在利潤最大化目標的驅使下，即使效益再好，也不願意給員工加薪，因為(wei) 他們(men) 認為(wei) 效益上去了，是自己經營有方，與(yu) 工人的勞動好壞沒有關(guan) 係。所以私企在計算員工的工資時，總是與(yu) 自己的預期收入目標進行比較，原則是資本收益不能降低，要降低隻能降低勞動收益。2010年我提出了資本和勞動應當具有平等分配地位的勞動增加值（LVA）理論，就是要從(cong) 理論依據上尋找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的路經和辦法。

　　從(cong) 國有企業(ye) 看，普通職工工資收入普遍偏低的問題說明了權力階層掌握著國有資源的內(nei) 部控製權和自主分配權。雖然生產(chan) 資料和國有資源不歸權力階層個(ge) 人所有，但他們(men) 憑借權力地位，不用承擔任何風險就獲取了國有資源的內(nei) 部控製權和據此產(chan) 生的收益分配權。他們(men) 利用手中的這兩(liang) 個(ge) 權力，盡可能保全和增加自己的利益，也就不得不損害職工的利益。而私企老板則要處於(yu) 自負盈虧(kui) 、優(you) 勝劣汰的市場競爭(zheng) 中，他們(men) 不僅(jin) 要承擔創業(ye) 風險，而且還要承擔經營風險，從(cong) 這一意義(yi) 上講，國有企業(ye) 內(nei) 部產(chan) 生的侵犯普通勞動者利益的行為(wei) 比起傳(chuan) 統理論所講的私有企業(ye) 無償(chang) 占有剩餘(yu) 勞動和剩餘(yu) 產(chan) 品的行為(wei) ，更突顯出其中的不公正和不公平。

　　從(cong) 深層麵看，究竟公有製還是私有製是最好的社會(hui) 經濟製度，這是迄今為(wei) 止一直困擾學術界如何看待和選擇社會(hui) 經濟製度的核心問題。西方各經濟學流派無一例外地認為(wei) 以私有製為(wei) 基礎的資本主義(yi) 製度是最先進的社會(hui) 經濟製度。這些經濟學流派之間如果有分歧，也僅(jin) 是在政府是否有必要幹預私有經濟問題上的分歧。馬克思不這麽(me) 認為(wei) ，他堅定地認為(wei) 以公有製為(wei) 基礎的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才是最先進的社會(hui) 製度。

　　關(guan) 於(yu) “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話題，應當在曆史進程中進行討論。西方國家以私有製為(wei) 基礎，但目前經濟不景氣、失業(ye) 率居高不下，許多中產(chan) 階級家庭又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淪為(wei) 低收入家庭或貧困家庭，促使西方國家又重新思考對某些關(guan) 係到國計民生的行業(ye) 實行國有化改造問題。20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進入了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新時代，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逐步建立起來，形成了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公有經濟和私有經濟並存的新型社會(hui) 經濟製度。

　　對公有製和私有製認識的巨大反差，源於(yu) 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yi) 分析問題的視角存在重大差異——西方經濟學從(cong) 起點看問題，馬克思主義(yi) 則從(cong) 終點（即結果）看問題。西方人的理念是，你的就是你的，因為(wei) 從(cong) 起點看，你承擔了投資和經營風險，你就應該得到，私有是合理的，私有的才是最安全可靠的，公民需要憑借私有財產(chan) 和私有資產(chan) 才能夠安全地生活和發展，所以在西方國家，法律必須對公民的私有財產(chan) 和私有資產(chan) 實施保護。而在馬克思看來，你的不應該是你的，因為(wei) 從(cong) 結果看不公平，公有才是合理的，都是公有的，這個(ge) 社會(hui) 才安全可靠。因此馬克思提出，私有製產(chan) 生剝削的實質是雇主憑借生產(chan) 資料所有權和分配權，無償(chang) 占有剩餘(yu) 勞動和剩餘(yu) 產(chan) 品，是人吃人的社會(hui) 。在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條件下，生產(chan) 資料歸全民所有或歸國家所有，剝削也就隨之被消滅。

　　盡管如此，分配本質和分配手段應該是兩(liang) 個(ge) 層麵的問題。國有企業(ye) 分配的主要問題是內(nei) 部分配權放開並失去監督而導致分配向權力階層傾(qing) 斜，造成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始終處於(yu) 偏低水平，它偏離了公有製所應衍生出來的共同富裕的本質；私有企業(ye) 分配的主要問題是私有產(chan) 權導致雇主掌握分配權，分配向資本傾(qing) 斜，而造成資本與(yu) 勞動之間分配的不平等。不難看到，解決(jue) 國有企業(ye) 的分配問題要比解決(jue) 私有企業(ye) 的分配問題更複雜和更艱巨。

　　四、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根本路徑在哪裏

　　我國經濟體(ti) 製一定要朝著實質性改革的方向推進，否則，改革開放30多年所取得的輝煌成就將化為(wei) 灰燼。在所有製方麵，要擴大私有製的範圍，這符合中央提出的發展民營企業(ye) 和鼓勵大學生自主創業(ye) 的方針。從(cong) 社會(hui) 製度發展的內(nei) 在機理分析，與(yu) 私有製相比，公有製是更為(wei) 先進合理的社會(hui) 製度。但從(cong) 現階段的社會(hui) 發展順序看，雖然公有製與(yu) 私有製各有所長，各自都能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但私有製基礎是更顯合理的社會(hui) 經濟製度。對公有製和私有製的選擇，沒有哪一個(ge) 國家僅(jin) 進行抽象的和理論的選擇就能獲得成功的，所有製實現的順序顯得至關(guan) 重要。

　　所謂所有製實現的順序是關(guan) 於(yu) 先實行還是後實行公有製還是私有製更有利於(yu) 促進人類社會(hui) 進步與(yu) 更好和更有效地提高公民的安全感的問題。從(cong) 理論推導，社會(hui) 製度應該是從(cong) 私有製到公有製的發展順序，西方國家一定會(hui) 以這樣的順序建立社會(hui) 製度，但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在實踐中卻走出了從(cong) 公有製到私有製（市場經濟）的發展順序。我國一直在強調，社會(hui) 主義(yi) 也可以實行市場經濟，但私有製實質是私人決(jue) 策的機製，它必然內(nei) 生出市場經濟——從(cong) 下至上的決(jue) 策；公有製實質則是國家決(jue) 策的機製，它必然內(nei) 生出計劃經濟——從(cong) 上至下的決(jue) 策。如果把市場經濟與(yu) 公有製結合在一起，那麽(me) ，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問題、公有製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問題以及兩(liang) 者相結合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問題就會(hui) 交織在一起並同時出現，其尖銳性、衝(chong) 突性和不可調和性也就可想而知。

　　私有製（即民間資本或私有資本）是不可逾越的所有製形式，民間資本必須在改革開放的舞台上扮演主角的作用，充分發揮它不可替代的曆史作用和對未來發展所特有的優(you) 勢作用。

　　目前媒體(ti) 關(guan) 於(yu) “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的熱點問題討論全部是在專(zhuan) 家學者的層麵開展的。公有製下，國有資產(chan) 既歸全民所有，又沒有實際歸到個(ge) 人手中，當然就會(hui) 既不用負責又要享有“主人”的地位，國有企業(ye) 也就必然存在產(chan) 權模糊、效率低下、壟斷私分、公共尋租以及攀比、懶惰、搭便車、嫉賢妒能等諸多問題，這在私有製下很難會(hui) 有滋生和存在下去的土壤。因此公有製和國有企業(ye) 所產(chan) 生的負麵影響要大於(yu) 其正麵的效應。在我國，深化改革是需要統一認識和“水到渠成”的，發展方向應當是建立與(yu) 世界文明接軌的社會(hui) 經濟製度。

　　公有製以及國有企業(ye) 和私有製以及私有企業(ye) 都不是“盡善盡美”的，我們(men) 要用辯證的方法去看待公有製與(yu) 私有製的是與(yu) 非，既要遵循社會(hui) 發展規律，又要尊重我國已經走過的所有製的順序，兼顧人民的認識水平和選擇，選準時機，發展私有經濟和私有企業(ye) ，把公有經濟和國有企業(ye) 限製到合理範圍。目前解決(jue) 國有企業(ye) 分配問題的思路是規範“三個(ge) 製度”：一要規範對權力階層有效監管製度，二要規範權力階層的自主分配權製度，三要規範普通勞動者享有應得利益的收入分配製度；解決(jue) 私有企業(ye) 分配問題的思路是強化“三個(ge) 立法”，一要立法規定私有企業(ye) 應當保障勞動者的利益，二要立法規定勞動者應當與(yu) 私有企業(ye) 具有平等分配權，三要立法規定私有企業(ye) 的分配應當受到政府的監督。

　　國家發改委製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經過多年醞釀、討論和修改已經比較成熟了，改革方案更加重視頂層設計、組合設計和如何提高低收入群體(ti) 的工資收入水平。低收入群體(ti) 主要包括農(nong) 民、城鄉(xiang) 貧困居民、企業(ye) 退休人員和低收入工薪勞動者四部分人群，其中，低收入工薪勞動者主要分布在小型企業(ye) 以及微型企業(ye) ，其構成人員主要是農(nong) 民工。我個(ge) 人認為(wei) ，提高低收入群體(ti) 的收入應當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對提高農(nong) 民收入要通過農(nong) 業(ye) 優(you) 惠政策、集約耕作和推進城鎮化予以解決(jue) ；對提高城鄉(xiang) 貧困居民收入要通過提高低保水平和加大公共福利投入予以解決(jue) ；對提高企業(ye) 退休人員收入要通過提高養(yang) 老金和社會(hui) 保障水平予以解決(jue) ；對提高低收入工薪勞動者收入要通過提高薪酬水平予以解決(jue) 。對低收入群體(ti) 四部分人的收入提高無論采取什麽(me) 政策措施，都要和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特別是低收入工薪勞動者工資收入水平的提高，還要和本企業(ye) 效益掛起鉤來。不能出現低收入群體(ti) 收入水平提高了，但我國經濟卻下滑和失業(ye) 率上升了，一定要保證低收入群體(ti) 的收入水平與(yu) 經濟發展水平的協調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