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名義(yi) 增長14.1%，兩(liang) 位數的增長看似令人欣喜，但在國民經濟收入中仍然墊底。9月14日，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在第七屆新人力論壇上發布的《2011中國薪酬報告》顯示，去年，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遠遠低於(yu) 財政收入和企業(ye) 收入增長，使得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不升反降。

　　近年來多項研究表明，主要指標分配率（勞動報酬總額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比重）呈下降趨勢，其中李稻葵等於(yu) 2009年的研究顯示，分配率從(cong) 1990年的53%下降到2006年的40%左右，遠低於(yu) 54%-65%的世界普遍市場經濟成熟國家水平，並認為(wei) 該份額將持續降低。據《新京報》2010年報道，從(cong) 1978-2005年資本報酬占G D P的比重卻上升了20個(ge) 百分點。而九三學社2010年的調研發現，工資收入僅(jin) 占企業(ye) 運營成本的不到10%，遠低於(yu) 發達國家的50%。我國資本所得和財政收入快速飆升至畸高的狀態，而在博弈中處於(yu) 弱勢地位的普通勞動者薪酬所得份額即分配率卻在持續下降，這樣的國民收入格局顯然並不合理。

　　人們(men) 常說“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似乎可以為(wei) 此開脫，但這並不代表初次分配可以忽視公平。初次分配是基礎性分配，其結構決(jue) 定了整個(ge) 國民收入格局，二次分配隻可起調整作用，所以初次分配結構的合理至關(guan) 重要。但正如人社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研究員馬小麗(li) 所言，“國家和企業(ye) 把收入的大頭拿走了，勞動者個(ge) 人的收入就會(hui) 不斷減少，使他們(men) 無法納入良性消費的軌道，社會(hui) 再生產(chan) 的生產(chan) 、交換、分配、消費的環節就會(hui) 發生斷裂”。這樣一來，不僅(jin) 阻礙了經濟的發展，也將影響社會(hui) 穩定。足可見以行政權力及壟斷為(wei) 主的方式獲得財政收入和資本所得的飆升，這種“效率”分配產(chan) 生的結果卻恰恰是非效率的。

　　為(wei) 了改變國民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格局，2001年中央已提出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自2004年發改委正式醞釀改革方案以來，也過了8個(ge) 春秋，但至今改革仍舊難產(chan) 。今年“兩(liang) 會(hui) ”期間，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表示，本屆政府任期最後一年，一定要出台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總體(ti) 方案；隨後，國務院常務會(hui) 議將“製定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總體(ti) 方案”列於(yu) 2012年要完成的七項主要任務之首。據財新網消息，今年5月，發改委曾代表國務院拿出方案擬於(yu) 6月底於(yu) 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第二十七次會(hui) 議上討論，卻終因涉及多部門切身利益仍在協調各方意見而沒有討論，“下半年有望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再度沉入水中。

　　然而，即使有著再多部門利益博弈，收入分配改革也是迫在眉睫的事。當前經濟正處下行階段，收入分配不公對經濟社會(hui) 帶來的危害尤其明顯。此前雖強調提振內(nei) 需，但由於(yu) 外需表現良好，似乎內(nei) 需的提振並不緊急，而此時外需不振、內(nei) 需疲軟，內(nei) 需提振變得愈發迫切，而拉升內(nei) 需、促進消費的最直接方式便是增加可支配收入。而促進初次分配公平的改革方式，無非是減輕財稅負擔並打破壟斷，創造公平的市場競爭(zheng) 環境的同時，消除勞動力流動的障礙，企業(ye) 求發展必然對人才提出更高要求，而相應人才的稀缺性導致的勞動成本上升也會(hui) 倒逼企業(ye) 轉型，民眾(zhong) 可支配收入提高的同時消費水平亦將相應提高，可使經濟及社會(hui) 發展進入一個(ge) 良性循環。

　　8月29日，發改委於(yu)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hui) 第二十八次會(hui) 議上，再次提出要抓緊製定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總體(ti) 方案。希望這一次，不再是長長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