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適應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要求、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收入分配體(ti) 製及其運行體(ti) 係逐步建立並不斷完善。回顧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的線索，展望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的取向，對於(yu) 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充分發揮收入分配體(ti) 製對國民經濟發展的保障和促進作用，具有重要意義(yi) 。

　　起點：與(yu) 計劃經濟相適應的收入分配體(ti) 製及其運行體(ti) 係

　　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製度建立之初，我國模仿蘇聯模式，構建了與(yu) 單一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相適應的收入分配體(ti) 製及其運行體(ti) 係。這一體(ti) 製及其體(ti) 係的基本要點可概括為(wei) ：在分配方式上，以按勞分配作為(wei) 消費品分配的唯一方式；在分配主體(ti) 上，國家也就是各級政府成為(wei) 執行社會(hui) 產(chan) 品分配的唯一主體(ti) ；在分配層次上，排斥市場，實行集中化、計劃化的分配模式；在分配原則上，堅持生產(chan) 資料占有和按勞分配上的公平原則進而演化為(wei) 平均主義(yi) 。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建立，這種收入分配體(ti) 製及其運行體(ti) 係暴露出明顯的弊端和不適應性，我國開始走上了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的道路。

　　主線：不斷向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相呼應的收入分配體(ti) 製及其運行體(ti) 係靠攏和逼近

　　以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和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確立對我國經濟社會(hui) 產(chan) 生全麵而深刻的影響，這一影響傳(chuan) 遞到收入分配領域，就是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的突破和創新。

　　由一元化分配方式向多元化分配方式逐步演進。自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製度建立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們(men) 主要仿效蘇聯，實行單一的按勞分配方式。上世紀80年代，針對實踐中出現的多種分配形式，國家把“以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為(wei) 補充”作為(wei) 深化分配體(ti) 製改革的方向。黨(dang) 的十五大首次提出“按勞分配和按生產(chan) 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過去被看作剝削收入的生產(chan) 要素收益終於(yu) 取得了合法性。這既是多種所有製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多種所有製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的邏輯結果。黨(dang) 的十六大進一步明確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chan) 要素參與(yu) 收入分配，並把這些生產(chan) 要素按貢獻參與(yu) 分配作為(wei) 原則確立下來。黨(dang) 的十七大在十六大的基礎上，把生產(chan) 要素按貢獻參與(yu) 收入分配從(cong) 原則上升為(wei) 製度，提出要“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chan) 要素按貢獻參與(yu) 分配的製度”。從(cong) 按勞分配過渡到按勞分配與(yu) 按要素分配相結合，並確立按生產(chan) 要素貢獻參與(yu) 分配的原則，這是以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在實踐中的具體(ti) 化和深化，是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基本經濟製度在收入分配領域的重大突破，是我國收入分配體(ti) 製市場化改革的重大成果。

　　由單一化分配主體(ti) 向多樣化分配主體(ti) 深刻變革。在高度集中的計劃體(ti) 製下，由於(yu) 政企不分，勞動力市場不存在，國家成為(wei) 收入分配的唯一實施主體(ti) 。1984年以城市為(wei) 重點的經濟體(ti) 製改革以後，企業(ye) 有了加強勞動組織和管理的動力，以利益機製激勵職工努力工作，這樣，企業(ye) 逐步成為(wei) 收入分配的實施主體(ti) 。1992年開始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改革，建立了勞動力市場和其他生產(chan) 要素市場，並允許各種生產(chan) 要素自由流動。於(yu) 是，勞動報酬數額不再完全由企業(ye) 首先規定，應聘者既有權根據企業(ye) 的報酬水平選擇去留，也有權主動提出自己的報酬數量要求，還可通過雙方協商或談判達成一致的報酬數量，勞動者個(ge) 人在一定條件下也成為(wei) 按勞分配實施的主體(ti)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實施演化為(wei) 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的政府、企業(ye) 和勞動者多元化主體(ti) 。多元化分配主體(ti) 參與(yu) 收入分配，不僅(jin) 使得收入分配有了更為(wei) 現實可靠的群眾(zhong) 基礎，更為(wei) 重要的是人民主人翁地位得到了進一步加強。

　　由單層化分配層次向多層化分配層次深入發展。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商品關(guan) 係和市場交易被禁止，不存在任何市場化的分配機製，這一時期的收入分配是完全由政府計劃直接控製的計劃化、集中化分配體(ti) 係。隨著經濟體(ti) 製改革的推進，國家逐步下放初次分配權限，市場不僅(jin) 是資源配置的基本手段，也是進行收入分配的基本工具，所取得的進展和成績是顯著的。然而，到上世紀末，在初次分配作用日益顯著的同時，再分配環節對個(ge) 人收入宏觀調節的有效性逐步降低，政府二次分配作用出現了弱化的趨勢，同時，第三次分配的發展也滯後於(yu) 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需要，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發揮極其有限。在這種背景下，加強政府再分配功能，建立健全收入分配層次，成為(wei) 我國收入分配製度發展創新的重點。黨(dang) 的十七屆五中全會(hui) 審議通過的“十二五”規劃建議，更是明確提出了逐步解決(jue) 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原則和政策。在加強政府對收入分配再調節的同時，我國慈善事業(ye) 和非政府組織也逐步朝民間化、係統化、製度化、專(zhuan) 業(ye) 化方向發展，第三次分配在收入分配體(ti) 係中的調節與(yu) 再分配功能逐步顯現。應該說，在這一時期，我國在建立健全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多層次化收入分配體(ti) 係中進行了多方麵的努力，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由非均衡的分配原則向均衡協調的分配原則調整優(you) 化。效率和公平的關(guan) 係是分配理論回避不了的一個(ge) 重大問題。改革開放之前，由於(yu) 我們(men) 對什麽(me) 是社會(hui) 主義(yi) 搞得不是很清楚，在消費資料的分配問題上存在著比較嚴(yan) 重的平均主義(yi) 傾(qing) 向，並導致“大鍋飯”問題的出現。為(wei) 了解決(jue) “大鍋飯”問題，鄧小平提出了著名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大政策。上世紀80年代，隨著“分配不公”現象的出現，黨(dang) 的十三大提出了“在促進效率提高的前提下體(ti) 現社會(hui) 公平”。1992年10月召開的黨(dang) 的十四大強調“兼顧效率和公平”。1993年11月召開的黨(dang) 的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又提出“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並且在當時作為(wei) 一個(ge) 頗有新意的提法而被人們(men) 普遍接受。1997年9月，黨(dang) 的十五大重申“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2002年11月，黨(dang) 的十六大在重申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的同時，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一直持續到2005年11月黨(dang) 的十六屆五中全會(hui) 召開，“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提法才淡出，由“更加注重公平”取代；到了2007年10月黨(dang) 的十七大提出：“把提高效率同促進公平結合起來，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guan) 係，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在60多年的時間裏，收入分配原則經曆了從(cong) “平均主義(yi)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兼顧效率和公平”——“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更加注重公平”這樣的認識和處理過程。這個(ge) 過程與(yu) 分配製度的改革一道調整和校正著分配關(guan) 係，是我國收入分配體(ti) 製市場化改革的一條重要線索。

　　取向：進一步完善並實行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相貫通的收入分配體(ti) 製及其運行體(ti) 係

　　在新的曆史時期，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將會(hui) 朝著更為(wei) 深入和具體(ti) 的方向發展。遵循著與(yu) 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相協調，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相貫通的基本取向，我國的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應圍繞進一步完善分配方式、分配主體(ti) 、分配層次、分配原則展開理論與(yu) 實踐探索。

　　以完善生產(chan) 要素報酬機製為(wei) 立足點進一步完善多元化分配方式。在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關(guan) 係和分配關(guan) 係更多地體(ti) 現在生產(chan) 要素的市場配置過程中，生產(chan) 要素報酬機製是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的核心。一是推進土地製度改革以增加農(nong) 民財產(chan) 性收入。要以製度創新保障農(nong) 民的土地財產(chan) 權，推進集體(ti) 土地征收和流轉製度改革，分配好土地非農(nong) 化和城鎮化產(chan) 生的增值收益，有必要、也有條件大幅度提高農(nong) 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二是建立國有資產(chan) 收益全民分享機製。國有土地、資源和國有企業(ye) 等國有資產(chan) 在性質上是一種全民性資產(chan) ，應該成為(wei) 財產(chan) 性收入的來源渠道之一。其資產(chan) 升值、經營利潤或股權轉讓的收入，部分應通過再分配的方式轉變為(wei) 政府公共服務和居民可支配收入。構建國有資產(chan) 收益分享機製，讓人民群眾(zhong) 分享到國有土地、資源和國企等國有資產(chan) 的收益，享受到國有資產(chan) 的升值，得到財產(chan) 性收入，體(ti) 驗資產(chan) 升值的財富效應，既是我國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的重大課題，也必定會(hui) 對中國經濟戰略轉型和解決(jue) 內(nei) 需不足的問題起到最重要的作用。

　　以規範政府收支行為(wei) 和促進勞資間合理分配為(wei) 重點進一步完善多元化收入分配主體(ti) 體(ti) 係。規範政府自身的收支行為(wei) 對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至關(guan) 重要。理順初次分配關(guan) 係，完善再分配體(ti) 係，杜絕與(yu) 公權力相關(guan) 的腐敗和不合理的收入，都依賴政府自身的改革與(yu) 體(ti) 製創新。要通過法律形式約束和規範政府收支行為(wei) ，使政府及其部門的行為(wei) 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nei) 進行，明確哪些行為(wei) 是允許的，哪些行為(wei) 是禁止的，以及所應承擔的法律責任，堵塞一切隨意支配和使用資金的漏洞。同時通過強化監督增加政府收支的透明度，建立科學化、規範化、法製化的政府收支製度及有效實施機製。促進勞資間合理分配，關(guan) 鍵點在於(yu) 去身份化的同工同酬製度，勞動力市場流動機製以及工會(hui) 代表勞動方的代表機製，並逐步建立勞資工資協商製度。我國正處於(yu) 市場經濟的完善階段，勞動力市場不健全，尤其是在相關(guan) 的法律法規、協商主體(ti) 的培育與(yu) 發展、第三方協調機製的形成、中國特色獨立工會(hui) 製度等方麵，迫切需要理論和實踐的創新。隻有通過理論與(yu) 實踐創新的突破，才能在實踐中真正實現勞資雙方的對等協商，切實保護好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形成工資正常增長機製。

　　以建立健全社會(hui) 保障安全網和促推第三次分配發揮作用為(wei) 基礎進一步完善多層化收入分配層次。社會(hui) 保障製度是政府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是維護社會(hui) 穩定的需要。迫切需要重構社會(hui) 保障的運行體(ti) 係，將社會(hui) 保障從(cong) 目前零散的、分散的製度狀態轉變為(wei) 係統的、完整的製度，實現養(yang) 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子項目“去身份化”的整合，打破城鄉(xiang) 之間、企業(ye) 之間、行業(ye) 之間的權利與(yu) 義(yi) 務不一致，苦樂(le) 不均的局麵，從(cong) 而促進城鄉(xiang) 統籌的形成，提高社會(hui) 保障製度互濟性和再分配功能。以慈善捐贈為(wei) 主體(ti) 的第三次分配不僅(jin) 是現代公民社會(hui) 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核心價(jia) 值體(ti) 係建設的需要。它克服並彌補了第一、二次財富分配的不足，發揮著市場調節和政府調控無法替代的作用，對縮小貧富差距、緩解社會(hui) 矛盾、維護社會(hui) 穩定與(yu) 和諧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yi) 。然而我國的慈善事業(ye) ，其規模、機製和功能還遠遠滯後於(yu) 我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要通過慈善立法、慈善組織去行政化、加強慈善監管、打破慈善資源壟斷、重塑現代慈善文化等途徑，促推第三次分配發揮作用。

　　以促進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為(wei) 準則進一步落實更加注重公平的收入分配原則。更加注重公平，既不是不講效率，更不是重新回到“平均主義(yi) ”的道路上去。而是克服經濟社會(hui) 生活中的不公平現象，實現權利公平、機會(hui) 公平、規則公平、分配公平，促進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是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決(jue) 地區之間、行業(ye) 之間和部分社會(hui) 成員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使人民共享發展成果；是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堅決(jue) 取締非法收入，實現全體(ti) 人民共同富裕；是更加注重社會(hui) 建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進社會(hui) 體(ti) 製改革，擴大公共服務，完善社會(hui) 管理，推動建設和諧社會(h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