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hui) 發展中的貧富不均是轉型期的突出問題，這個(ge) 問題解決(jue) 不好不僅(jin) 影響到社會(hui) 的和諧穩定，甚至還可能葬送改革開放的成果。十七大報告提出了許多新的發展部署，其中之一就是維護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強調“實現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的重大任務。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應當是比以往任何社會(hui) 形態都更加公平正義(yi) 的社會(hui) ，實現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是我國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本質要求。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公平正義(yi) 是我們(men) 在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hui) 和諧過程中進行製度安排和製度創新的重要依據，是協調社會(hui) 各階層關(guan) 係的基本準則，也是增強社會(hui) 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旗幟”。近些年來，在緩解貧富差距方麵取得了初步成果，但是總的來看在實踐中收效不大，人民群眾(zhong) 對此仍有不滿，所以，如何采取切實措施加以解決(jue) ，是黨(dang) 和人民政府必須應對的問題。

　　共產(chan) 黨(dang) 人對公平與(yu) 效率辯證關(guan) 係的思考與(yu) 探索

　　公平是人類社會(hui) 有史以來孜孜以求的理想，共產(chan) 黨(dang) 人始終以推動社會(hui) 的公平和效率為(wei) 己任。

　　眾(zhong) 所周知，共產(chan) 黨(dang) 人奮鬥的目標就是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最終實現共產(chan) 主義(yi) ，而社會(hui) 主義(yi) 和共產(chan) 主義(yi) 社會(hui) 都是以公平和效率的高度統一為(wei) 主要標誌的。馬克思主義(yi) 創始人之所以提出用社會(hui) 主義(yi) 代替資本主義(yi) ，是看到了盡管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商品經濟在社會(hui) 生產(chan) 力方麵有了極大的發展，但它仍然是以社會(hui) 財富的兩(liang) 極分化為(wei) 特征、以資本對勞動的剝削為(wei) 前提的。正因如此，馬克思恩格斯認為(wei)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仍然是不公平的社會(hui) ，指出這個(ge) 社會(hui) 的基本矛盾即生產(chan) 資料的私人占有和生產(chan) 的社會(hui) 化之間的二率背反在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內(nei) 部無法解決(jue) ，隻有用社會(hui) 主義(yi) 代替資本主義(yi) ，公平和正義(yi) 才能真正實現。同時指出，代替現存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將是一個(ge) 自由人聯合體(ti) ，在這個(ge) 聯合體(ti) 中，每個(ge) 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麵的發展，這就需要社會(hui) 的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以生產(chan) 力的高度發展為(wei) 前提，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應該首先發生在那些生產(chan) 力比較發達的資本主義(yi) 國家。

　　與(yu) 馬克思恩格斯當年的設想有著很大不同，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都不是發生在那些經濟文化發達的資本主義(yi) 國家。恰恰相反，世界上所有的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都建立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後的國度裏。在馬克思主義(yi) 的書(shu) 本裏找不到如何在這些國家建設社會(hui) 主義(yi) 的現成答案，隻能在實踐中艱難地探索。同樣，如何處理好公平與(yu) 效率的關(guan) 係，也隻能在實踐中探索。社會(hui) 主義(yi) 的公平是建立在生產(chan) 力高度發展基礎上的，沒有生產(chan) 力的發展，公平不可能實現。以毛澤東(dong) 為(wei) 代表的老一代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領導的新民主主義(yi) 革命和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其追求目標就是通過提高經濟效率為(wei) 億(yi) 萬(wan) 人民實現公平和走向共同富裕。1956年黨(dang) 的八大就正確地指出要努力地發展生產(chan) 力，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但是，從(cong) 1957年“反右鬥爭(zheng) ”擴大化以後，由於(yu) 對政治形勢的錯誤判斷，我們(men) 逐漸走上“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的左傾(qing) 道路，甚至發生“文化大革命”這種全局性的錯誤，導致經濟建設長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水平一度困苦。不僅(jin) 社會(hui) 生產(chan) 力沒有得到發展，真正的公平也沒有實現。

　　黨(dang) 的十一屆三中全會(hui) 以後，我們(men) 黨(dang) 果斷地停止了“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的口號，明確提出把全黨(dang) 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為(wei) 實現社會(hui) 公平創造經濟基礎。為(wei) 此，就要求我們(men) 必須進行改革開放，為(wei) 生產(chan) 力的發展調整生產(chan) 關(guan) 係和政治上層建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這是不爭(zheng) 的事實。與(yu) 此同時，在發展中也出現了一係列包括貧富不均等的社會(hui) 問題。因此，執政黨(dang) 和政府必須正確處理提高效率與(yu) 維護公平的關(guan) 係，不失時機地解決(jue) 社會(hui) 公平問題。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提出，在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允許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最終推動整個(ge) 社會(hui) 走向共同富裕。但他同時也提醒我們(men) ：如果偏離了共同富裕，出現兩(liang) 極分化，富裕起來又有什麽(me) 意義(yi) 呢？1992年南巡談話時，他再次指出，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就是解放生產(chan) 力，發展生產(chan) 力，消滅剝削，消除兩(liang) 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可見，作為(wei) kaiyun官方地址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一直是將公平與(yu) 效率聯係到一起來思考問題的。繼他之後，以江澤民、胡錦濤同誌為(wei) 核心的新一代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始終注意從(cong) 不同階段的實際出發，正確處理公平與(yu) 效率的辯證關(guan) 係，提出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hui) 主義(yi) 和諧社會(hui) 的指導思想。

　　貧富差距：黨(dang) 和政府麵臨(lin) 的嚴(yan) 峻考驗

　　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提高經濟發展效率促進社會(hui) 生產(chan) 力最大限度發展，為(wei) 實現真正的社會(hui) 公平創造物質條件。正因如此，鄧小平才說“堅持改革開放是決(jue) 定中國命運的一招”①。這裏說的“命運”，就是真正實現社會(hui) 公平，體(ti) 現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的優(you) 越性。但是，毋庸諱言，改革開放的進程卻是錯綜複雜的。我國的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hui) 變革，其深度、力度都是史無前例的。因此，引發一係列深層次矛盾和社會(hui) 問題在所難免，其中就包括社會(hui) 分配上的貧富不均問題。在這種情況下，處理公平和效率的關(guan) 係就成為(wei) 我國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難題。

　　中國人均GDP達到1000美元以後，收入差距開始加大並且日益突出。按照國際慣例，基尼係數社會(hui) 安全穩定線平均水平是0.2～0.3，0.4以上是警戒線，0.5以上是危險線。對於(yu) 中國的基尼係數盡管有許多不同的估算，但按照多數學者的測算，中國現在實際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0.496甚至超過了0.5，明顯超出正常區間。目前，我國的貧富差別表現在許多層麵。從(cong) 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差別看，雖然名義(yi) 差距是3.33倍(2009年)，但實際收入差距已高達5倍～6倍，已經位居世界第一。從(cong) 社會(hui) 財富占有比重上看，目前中國1%的家庭掌握了全國41.4%的財富，財富集中度遠遠超過了美國(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財富)。②從(cong) 人均收入占GDP比重上看，近年來雖然勞動者的收入有所增長，但是勞動收入在GDP當中的相對份額卻出現了不斷明顯縮小的情形，勞動者的收入水平沒有隨著經濟發展得到應有的增長，“國富民窮”比較突出。這幾年通過和諧社會(hui) 建設，情況有所好轉，但貧富差距過大仍然存在，對社會(hui) 的健康發展造成負麵效應，使得一些社會(hui) 成員產(chan) 生仇富心理和反社會(hui) 心理等，從(cong) 而降低社會(hui) 的穩定程度。

　　眾(zhong) 所周知，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雖然能夠提高效率，但卻不可能自發通向公平，總是要靠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來維護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政府天然負有這種職能和義(yi) 務，否則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yi) 。其實，西方國家早就注意到了這些問題。在自由競爭(zheng) 資本主義(yi) 時期，亞(ya) 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理論曾經盛行一時。當時古典自由主義(yi) 信奉有限政府論，認為(wei) 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充當保護個(ge) 人生命、自由、財產(chan) 安全的“守夜人”，國家不能幹預社會(hui) 生活，尤其不能幹預經濟生活。但是，從(cong) 19世紀後半期開始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理論暴露出一係列問題和弊端。資本壟斷趨勢加劇，經濟危機頻繁爆發，階級衝(chong) 突日趨激化，直至發生了1929~1933年那場席卷歐美的經濟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主張對經濟實行必要國家幹預的凱恩斯主義(yi) 應運而生。凱恩斯主義(yi) 擴大了國家幹預經濟和社會(hui) 生活的作用，推行福利性國家政策，有效縮小了貧富差別，緩解了階級衝(chong) 突。資本主義(yi) 國家能夠做到這一點，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更應該擔負起調整貧富差別的責任。

　　毋庸諱言，在目前的曆史條件下調整貧富差別、維護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對於(yu) 執政黨(dang) 和政府的確是一次嚴(yan) 峻的考驗。必須承認，改革的攻堅期許多事情都處於(yu) “二率背反”的矛盾狀態，在效率與(yu) 公平的問題上同樣如此。雖然發展市場經濟以來我國經濟實力顯著增強，但我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目前還很不健全，生產(chan) 力水平總體(ti) 上還不高，社會(hui) 財富積累也沒有達到相當高的程度。堅定不移地領導人民通過提高效率促進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發展仍然是黨(dang) 和政府的主要任務。但是，公平問題解決(jue) 不好，真正的效率也難以提高。如果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趨勢不能得到根本扭轉，如果城鄉(xiang) 貧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數量長期過大，大多數社會(hui) 成員就會(hui) 對改革開放持懷疑態度，影響生產(chan) 和建設的積極性。然而，目前黨(dang) 和政府在平衡公平與(yu) 效率問題上麵臨(lin) 相當大的難度，統籌兼顧各方麵利益十分不易。

　　從(cong) 實際出發，將調整貧富差距措施落到實處

　　解決(jue) 當前存在的分配不公問題，要求執政黨(dang) 和政府在深化經濟體(ti) 製改革、進一步促進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發展的同時，應該切實將縮小分配差距提上日程，並且采取有效措施。

　　社會(hui) 分配不公是改革中出現的問題，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也同樣依靠改革。黨(dang) 的十七大指出，“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增加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是社會(hui) 公平的重要體(ti) 現。要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chan) 要素按貢獻參與(yu) 分配的製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guan) 係，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建立企業(ye) 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製和支付保障機製。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zhong) 擁有財產(chan) 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擴大轉移支付，強化稅收調節，打破經營壟斷，創造機會(hui) 公平，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

　　應該說，黨(dang) 的十七大確定的目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將有這些目標落到實處，恐怕還需要采取一係列切實可行的有效措施。當前，怎樣深化分配製度改革，真正建立健全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就是一個(ge) 並沒有完全做好的問題。既然是以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那麽(me) ，按照勞動價(jia) 值理論，創造價(jia) 值首先是人的勞動，沒有人的活勞動，資本、技術和經營管理就是建立在沙灘之上的。當然，資本、技術、管理等確實在經濟活動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創造社會(hui) 財富的重要來源，對此，決(jue) 不能簡單否定。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恰恰是勞動者的收入最低，技術工作者次之，而資本擁有者和高層管理人員最高。目前在初次分配中實際存在的差距，已經大到人們(men) 不能容忍的地步。這說明，以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社會(hui) 主義(yi) 分配製度遠遠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初次分配也要注意公平的理念離現實還比較遙遠，還沒有將貧富差距控製在社會(hui) 可容忍的範圍之內(nei) 。所以，我們(men) 必須繼續深入分配製度改革，對初次收入分配進行合理調節。與(yu) 此同時，要堅決(jue) 依法懲治那些貪贓枉法、中飽私囊的腐敗分子，抑製部分社會(hui) 成員的過高灰色收入。

　　再分配更要體(ti) 現社會(hui) 公平，這是執政黨(dang) 和政府義(yi) 不容辭的責任，而且在這方麵麵臨(lin) 任務更是艱巨。20世紀以來人類社會(hui) 發展的曆史告訴我們(men) ，通過再分配調整社會(hui) 財富的主要方法無非是兩(liang) 個(ge) ：一是對過富群體(ti) 合理征稅，均衡社會(hui) 財富；二是政府不斷擴大社會(hui) 保障事業(ye) ，為(wei) 社會(hui) 弱勢群體(ti) 提供福利。

　　在目前曆史條件下要不要開征高額累進稅和遺產(chan) 稅，近些年來一直有爭(zheng) 議。有的人認為(wei) 現在應該適時開征這兩(liang) 項稅收，以緩解貧富差別；另一些人則認為(wei) ，目前曆史條件開征這兩(liang) 項稅收為(wei) 時過早，弄不好可能導致資本再生產(chan) 的積極性下降甚至刺激資金外流。筆者讚同前一種意見。中國的經濟發展總量已經位居世界第二，盡管受到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自身經濟運行存在著某些問題和困難，但是采取必要措施平抑貧富差別問題時機已經相對成熟。並且據了解，不少富裕階層人士都表示讚同解決(jue) 貧富不均問題。十七大報告指出，解決(jue) 社會(hui) 分配公正的目標是“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這在全社會(hui) 是有共識的。當然，開征高額累進稅和遺產(chan) 稅一定要精心設計、方法合理，既要保證社會(hui) 弱勢群體(ti) 能夠受惠，又要維護社會(hui) 富裕群體(ti) 的基本利益，需要一整套科學規範、合情合理的稅收體(ti) 係。

　　擴大社會(hui) 保障事業(ye) ，這是調整社會(hui) 分配的另一渠道，也是執政黨(dang) 和政府擔負職能的題中應有之義(yi) 。黨(dang) 的十七大報告指出，“加快建立覆蓋城鄉(xiang) 居民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社會(hui) 保障是社會(hui) 安定的重要保證。要以社會(hui) 保險、社會(hui) 救助、社會(hui) 福利為(wei) 基礎，以基本養(yang) 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製度為(wei) 重點，以慈善事業(ye) 、商業(ye) 保險為(wei) 補充，加快完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促進企業(ye) 、機關(guan) 、事業(ye) 單位基本養(yang) 老保險製度改革，探索建立農(nong) 村養(yang) 老保險製度。全麵推進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nong) 村合作醫療製度建設。完善城鄉(xiang) 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製度，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完善失業(ye) 、工傷(shang) 、生育保險製度。提高統籌層次，製定全國統一的社會(hui) 保險關(guan) 係轉續辦法。采取多種方式充實社會(hui) 保障基金，加強基金監管，實現保值增值。健全社會(hui) 救助體(ti) 係。做好優(you) 撫安置工作。發揚人道主義(yi) 精神，發展殘疾人事業(ye) 。加強老齡工作。強化防災減災工作。健全廉租住房製度，加快解決(jue) 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這些話，充分表達了執政黨(dang) 和政府在擴大社會(hui) 保障事業(ye) 上的目標和決(jue) 心。但是，如何落在實處，還有待於(yu) 探索具體(ti) 的途徑和紮紮實實的工作。目前，普遍建立城鄉(xiang) 社會(hui) 保險製度和醫療製度的工作已經啟動，但步伐比較緩慢，廣大群眾(zhong) 還沒有完全感受到社會(hui) 保障製度的陽光，究其原因還是說得多做得少。要知道，老百姓是聽其言觀其行而主要是觀其行。如果承諾很多，但是缺乏具體(ti) 有效的工作，說的再好也沒有意義(yi) 。這就客觀地要求各級黨(dang) 委和政府要切實將建立健全基本社會(hui) 保障製度提上日程，真正從(cong) 客觀實際出發，采取有效措施做一點實事。每年“兩(liang) 會(hui) ”期間“民生”都是熱門話題，但會(hui) 後是不是能夠真正將這些承諾落實，人們(men) 翹首以待。

　　注釋

　　①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8頁。

　　②數據參照中央黨(dang) 校吳忠民教授2010年《關(guan) 於(yu) “社會(hui) 公正問題”》的講稿。

　　（作者：中央黨(dang) 校政法教研部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社會(hui) 主義(yi) 民主政治、西方政治思潮、政治文化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