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2004年開始醞釀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近日由於(yu) 總體(ti) 方案出台將近的消息，再度引發討論。

　　此前，有消息稱國家發改委已經完成了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目前正在深入征求部級以上官員對方案的意見。

　　曆時八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過程有何變化，改革重點又將在哪？對於(yu) 改革方案所涉及的現狀，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本報記者專(zhuan) 訪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yu) 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國家發改委收入分配課題帶頭人李實。

　　重點改革分配不公

　　《21世紀》：在你看來收入分配方案改革重點要改革哪些？

　　李實：收入分配改革首先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財政、稅收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調節作用，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zhong) 擁有財產(chan) 性收入。

　　二要深化壟斷行業(ye) 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完善對壟斷行業(ye) 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嚴(yan) 格規範國有企業(ye) 、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監管辦法。

　　三要進一步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堅決(jue) 打擊取締非法收入，規範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開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堅決(jue) 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

　　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仍舊是解決(jue) 社會(hui) 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社會(hui) 貧富差距越來越成為(wei) 中國當下的焦點，收入分配調整，也因此正在成為(wei) 政府工作的重點。而這將是一個(ge) 涉及民權、市場、社會(hui) 和權力各自歸位的複雜過程。

　　從(cong) 政策層麵引導公平分配，降低基尼係數，避免收分配差距過大，讓全民分享改革發展成果，是改革的大方向。

　　《21世紀》：不公平具體(ti) 體(ti) 現在哪些方麵？

　　李實：首先是收入差距大。對收入差距的估計非常困難，因為(wei) 涉及到如何定義(yi) 收入的問題。收入不僅(jin) 僅(jin) 是你拿到手頭的現金，還有一部分實物收入，一部分補貼，比如養(yang) 老保險 ，還有一些比如說暗收入。

　　其次是廣受非議的壟斷部門高工資，此外這幾年公務員工資增長很快，其退休金、享受的社會(hui) 福利，尤其是在房價(jia) 高速增長中，能享受到保障性住房的好處，也引起普遍關(guan) 注，這是一個(ge) 分配機製問題。

　　最後就是大家比較反感的權力尋租、腐敗、灰色收入等，通過種種渠道獲取其他收入的問題。

　　不多降到了0.33左右，二次分配的效果很明顯。

　　但在中國，比如個(ge) 人所得稅存在累退性質，累退稅是擴大收入差距的，不能調節貧富差距。另外看一下社會(hui) 保障，養(yang) 老、醫療等，你會(hui) 發現能夠得到社會(hui) 保障的群體(ti) 基本上是中高收入群體(ti) ，而低收入者得不到。社會(hui) 保障也帶有累退性質，如果把這部分也算上去，是擴大收入差距的。相對於(yu) 其他國家來說，中國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實際上是最差的。

　　城鄉(xiang) 差距是最大的不公

　　《21世紀》：城鄉(xiang) 差距導致的收入差距背後有怎樣的製度原因？

　　李實：例如戶籍製度。勞動力市場的分割，比方說城市裏有人才市場、勞動市場，進而還有農(nong) 民工市場，這種分割再加上身份的區別，造成不同的就業(ye) 、不同的收入分配政策。

　　現在公務員、事業(ye) 單位、企業(ye) 的分配政策互相分開，企業(ye) 又分為(wei) 國企和民企，企業(ye) 單位又分正式職工和非正式職工，非正式職工又分成當地的和外來的勞動力，外來的勞動力又分成外來的城市勞動力和農(nong) 村勞動力，所以會(hui) 分出來很多交叉等級。

　　在這種情況下，不同的人享受不同的工資標準、不同的待遇。

　　要特別指出，在討論收入分配不公時易忽視的城鄉(xiang) 之間的差距問題。中國實行了60多年的城鄉(xiang) 差別政策，大家似乎已習(xi) 慣了，默認了這種不公平的製度安排。

　　我一直認為(wei) ，城鄉(xiang) 之間的收入差距是中國收入分配不公的最大問題。

　　《21世紀》：城鄉(xiang) 差距有多大？

　　李實：城市人均收入和農(nong) 村人均收入差距，這幾年變化不大。但從(cong) 2002年以來沒有一點縮小的跡象，都處在高位上，大概是3.2倍左右。但這僅(jin) 僅(jin) 是計算貨幣收入或者說顯性收入，還沒有把暗收入，把城裏人能享受到的各種各樣的社會(hui) 保障、公共服務考慮進去。若統計進去，差別會(hui) 更大。如果中國不能縮小城鄉(xiang) 差距，就很難縮小全國收入差距。

　　《21世紀》：剛才說到，收入差距的縮小會(hui) 是一個(ge) 漫長過程，除開製度轉型層麵外，和經濟社會(hui) 發展也緊密相關(guan) ，例如伴隨城市化、城鎮化和公共福利均等的進程。

　　李實：一個(ge) 方麵是要快速城市化，通過各種政策加快“農(nong) 民”變“市民”的過程。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說，對農(nong) 民工問題，對勞動力轉移問題，一定要采取非常積極的態度，不能消極回避。

　　再一個(ge) 方麵是社保、公共福利的均等化調整，但即使是放開戶籍製度，把農(nong) 村人口變成市民，但到了城市後他們(men) 還是低收入人群。同是初中畢業(ye) 生，農(nong) 村的和城市的不可同日而語，因為(wei) 教育質量差別很大。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來說，僅(jin) 僅(jin) 實現勞動力的自由轉移還不夠，還是應該伴隨城鎮化的過程，解決(jue) 農(nong) 村的公共服務不足的問題，尤其是教育和醫療問題。

　　《21世紀》：二次分配、社保、公共福利均等化方麵調節作用如何？

　　李實：中國這塊目前來說是做得比較差的。以英國為(wei) 例，在初次分配後，基尼係數超過了0.5，但通過稅收，通過二次分配，從(cong) 高收入人群中拿走更多的稅款，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補貼低收入人群後，英國的基尼係數差

　　壟斷扭曲初次分配

　　《21世紀》：如何看待初次分配與(yu) 二次分配的輕重？

　　李實：按照國民收入分配方案，初次分配主要指市場經濟活動中，國家的生產(chan) 和進口稅收、企業(ye) 的淨營業(ye) 盈餘(yu) 以及居民的收入報酬；再分配主要是政府通過稅收、政策、法律等措施，在初次分配的基礎上調節各收入主體(ti) 之間的現金或實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同等重要。

　　在市場發育成熟的階段，初次分配可以完全按照市場機製運行，在社會(hui) 分配中，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完全是按貢獻分配。該貢獻包括對創造利潤有益的各種因素，如資金、技術、管理、生產(chan) 資料、勞動力、信息、市場、營銷等。誰能利用這些要素做出貢獻，就能得到收入。

　　在現階段的中國顯然情況不是如此，在初次分配時，由於(yu) 各人的能力、社會(hui) 地位、機遇等的不同，造成分配的不公。中國在一次分配領域存在長期的扭曲狀況，由於(yu) 國家政策和體(ti) 製的原因，造成在一些壟斷行業(ye) ，不需要太大成本甚至不用成本就可以獲得主要的社會(hui) 資源，借此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分配給企業(ye) 人員。

　　這是一種體(ti) 製上的不公平，如果這個(ge) 問題不解決(jue) ，僅(jin) 僅(jin) 依靠二次分配來調節收入差距，不會(hui) 取得什麽(me) 好的效果。因此說初次分配完全按照市場機製運作即可而國家不插手的說法是不夠準確的。

　　再分配也同樣重要。要通過稅收加大對壟斷行業(ye) 和企業(ye) 的收入調節。而對於(yu) 充分競爭(zheng) 的行業(ye) ，政府則應該降低稅負。此外，中央應當將財政支出更多地用於(yu) 社會(hui) 保障和相關(guan) 的轉移支付方麵，增加低收入群體(ti) 的收入，如農(nong) 民工等弱勢群體(ti) 。

　　《21世紀》：也有專(zhuan) 家針對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提出要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你怎麽(me) 看待這種做法？

　　李實：最低工資標準是起到保護弱勢人群的作用，但起不到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如果定得低的話，它對收入分配幾乎不產(chan) 生影響。如果定得高，可能會(hui) 提高工資收入水平，還會(hui) 帶來失業(ye) 問題。因此它對收入差距的調節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不應該把最低工資標準看作為(wei) 調節收入分配的工具，而更多地看作是對弱勢勞動力的工資保護機製。

　　《21世紀》：居民收入占經濟收入的比例越來越低的狀況會(hui) 不會(hui) 改變？

　　李實：是否改革取決(jue) 於(yu) 政府政策。現在居民收入份額的下降很大程度是由於(yu) 政府收入的不斷增長。但如果政府收入結構，特別是支出結構加以改變，比如過去可能隻有20%的收入用於(yu) 社會(hui) 保障和民生，那麽(me) 如果比重提高到40%，居民收入自然會(hui) 提高。

　　所以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說，政府收入當中有一部分可以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轉移到居民身上，但目前這一塊太少了，太少的原因是政府老是願意花錢去搞各種各樣的基礎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