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GDP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膨脹，但整體(ti) 財富的積累卻沒有理想地帶來公平合理的分配。中國經濟總量擴大的同時，收入分配差距也越拉越大。由此帶來的一係列社會(hui) 問題、福利問題困擾著普通老百姓，也困擾著研究收入分配的專(zhuan) 家學者。

　　中共中央黨(dang) 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就是其中之一。農(nong) 業(ye) 經濟、勞動與(yu) 經濟增長、土地改革、城市化問題是他研究的重點。在他看來，收入分配問題，是中國當前麵臨(lin) 的主要問題，而改革是必須要走的道路。“不改革就沒有前途。沒有改革的推進，收入分配的根源性問題就無法解決(jue) 。”

　　那麽(me) 在周天勇看來，收入分配的症結到底在哪裏？改革該如何推進？

　　城鄉(xiang) 差距是最大症結

　　《英才》：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你認為(wei) 收入分配的症結在哪裏？

　　周天勇：中國收入分配的問題比較複雜，最大的症結在於(yu) 城鄉(xiang) 差距。

　　中國幾億(yi) 農(nong) 民的年均收入才幾千元，而城鎮居民的平均收入是他們(men) 的三倍，這對總體(ti) 的基尼係數權重影響非常大。如果單從(cong) 城市或者農(nong) 村角度來講，基尼係數(判斷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標，在0和1之間，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hui) 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都在0.4以內(nei) ，但是兩(liang) 者一綜合就到了0.5以上。所以城鄉(xiang) 差距是基尼係數最大的影響因素。

　　城鄉(xiang) 差距有曆史和結構的原因。解放以後，中國采取了城鄉(xiang) 分割的經濟製度，農(nong) 民無法向城市流動，經過三四十年，農(nong) 村最後積累了一批50、60、70歲的農(nong) 民，他們(men) 從(cong) 事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一年的收入隻有3000塊錢左右。而與(yu) 之相對應，他們(men) 的孩子去城市打工，一個(ge) 月的收入就達到了2000元左右。中國農(nong) 村占全國36%的勞動力，才創造了10%的國民生產(chan) 總值，留守老人加上留守婦女和兒(er) 童大約50%的農(nong) 村人口分配這10%的GDP。另外，上世紀90年代末和20世紀初，有些農(nong) 民進城還把一部分收入寄回家，特別是50後、60後和70後寄的錢很多，但現在80後、90後基本不給家寄錢，這就導致寄希望於(yu) 打工收入縮小城鄉(xiang) 差距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所以，中國的城鄉(xiang) 差距是曆史城鄉(xiang) 分割體(ti) 製造成的，是二元結構的深層次反映，是過去反城市化的後果。

　　《英才》：解決(jue) 的辦法是什麽(me) ？

　　周天勇：有兩(liang) 個(ge) 辦法。一是減免稅費，通過給農(nong) 業(ye) 減稅，加大對農(nong) 業(ye) 的支持，防止差距越拉越大。第二要積極地推進城鎮化，將低收入人口轉移到城鎮變成高收入人口，後者是解決(jue) 問題的根本。

　　但需要注意的是，低收入的老齡人口即使轉移到城鎮，也難找到合適的工作，同時這部分人也難適應城市生活。所以隻能等待時間的推移，隨著這部分人口的自然減員，其在人口中的比例會(hui) 逐步縮小。

　　以上的兩(liang) 個(ge) 辦法都需要通過一係列改革來實現，比如土地製度、戶籍製度、宅基地拆遷辦法的完善等等。要讓農(nong) 民從(cong) 農(nong) 村退得出，城市要進得來，要有業(ye) 就，有房住，有社保，有公共服務。如果沒有這些製度的改革，結構調整不會(hui) 很順利。

　　《英才》：結構調整遇到的最大問題在哪裏？

　　周天勇：縮小結構性的城鄉(xiang) 差距，僅(jin) 僅(jin) 通過改革，而不調整結構，不推進城鎮化，是沒有用的。這是曆史性的問題，急不得，隻能等待。

　　但有一種改革是不對的。有關(guan) 決(jue) 議稱要在“十二五”期間實現工資翻一番，提高兩(liang) 個(ge) 比重：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勞動工資收入占GDP的比重。問題是，政府能控製的漲工資的領域，隻是公務員、事業(ye) 單位和國有企業(ye) ，財政能支出的也是這些部門。但是這些部門漲得越多，收入差距就越大。而個(ge) 體(ti) 戶和民營企業(ye) 是沒辦法控製的，這些企業(ye) 漲工資隻能增加其運營成本。現在的民營企業(ye) 經營本來就很困難，增加負擔隻能導致其加速破產(chan) ，因此這種改革思路是錯誤和不可行的。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英才》：你認為(wei) 改革應該側(ce) 重哪些領域？

　　周天勇：我認為(wei) 最重要的有兩(liang) 個(ge) 方麵。一個(ge) 是均等的教育，一個(ge) 是公平的創業(ye) 環境。這是社會(hui) 公平的前提。

　　首先要讓所有人上得起學，特別是義(yi) 務教育，要延長到12年。這個(ge) 期間大家都受同樣的教育，無論是富家子弟還是農(nong) 民的孩子，讓其能獲得的教育是平等的，不要讓收入差距在代際之間傳(chuan) 承。

　　其次要營造公平的創業(ye) 環境，要大力改革工商注冊(ce) 登記、稅費征繳製度、年檢以及政府管理審批，這些製度都要進行改革和清理。貸款渠道也要公平。

　　與(yu) 其所謂工資翻番，最終由於(yu) 隻增加公務員、事業(ye) 單位和國企職工收入而導致差距越拉越大，還不如改革這兩(liang) 項，這才是改革的重點。

　　另外，要調節壟斷行業(ye) 以及有財產(chan) 的富人，向企業(ye) 征稅應轉為(wei) 向財產(chan) 征稅，應該開征房產(chan) 稅等財產(chan) 稅。現在收入高的多是壟斷性的國企、壟斷性的金融行業(ye) ，競爭(zheng) 不夠充分、占用大量的資源、貸款成本很低，他們(men) 擠壓了創業(ye) 空間，壟斷性的國有經濟和金融，是導致兩(liang) 極分化的重要原因。因此要對他們(men) 進行改革，對他們(men) 的收入分配進行監管。同時應通過法律手段，加大輿論監督，打擊灰色收入。要對第三方進行審計，並且上繳紅利。

　　《英才》：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現行的財政稅收政策是否也要做出調整？

　　周天勇：我認為(wei) 個(ge) 人所得稅的起征點不應當再提高，3500元就非常合適。如果起征點提到一萬(wan) 元，這會(hui) 導致很多在這個(ge) 標準上的高收入人群不用交稅，這對農(nong) 民等低收入人群是不公平的，因為(wei) 他們(men) 要交稅，所以最終反而會(hui) 提高基尼係數。

　　擴大中產(chan) 階級的比重，建立橢圓形的社會(hui) 結構非常必要，但並非是通過稅收，而是要鼓勵創業(ye) ，建立公平的創業(ye) 環境。美國、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的中小型私人企業(ye) 數量非常多，不僅(jin) 解決(jue) 了就業(ye) 問題，而且造就了龐大的中產(chan) 階級，因此我們(men) 要向東(dong) 亞(ya) 和美國模式學習(xi) 。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國家的中產(chan) 階級的構成主體(ti) ，是中小微企業(ye) 家，而不是上班的白領們(men) 。

　　另外要開征房產(chan) 稅，造成兩(liang) 極分化的一個(ge) 原因就是土地製度和土地財政。從(cong) 農(nong) 民手裏成本較小地征地後，政府一畝(mu) 地甚至賣100萬(wan) —200萬(wan) 元，但農(nong) 民得到的財產(chan) 利益轉移非常少，這其實是在剝奪農(nong) 民利益，是不合理的製度。

　　房產(chan) 以高價(jia) 賣出，土地出讓金非常高昂，而最終支付這部分錢的人群是沒有財產(chan) 要買(mai) 房子的人，並且是70年的租金一次繳清。從(cong) 增值方麵講，假如10年前買(mai) 了房產(chan) ，現在升值了，但是增值的這部分不用交稅，這些都是不合理的。因此，應該將土地出讓金製度廢掉，改成房產(chan) 稅和土地交易增值稅，對買(mai) 了財產(chan) 的人和增值的部分按照比例征稅。

　　《英才》：健全社會(hui) 保障也是調節收入差距的重要方麵，這方麵你有什麽(me) 好的建議？

　　周天勇：建立社會(hui) 保障製度非常必要，低保、慈善公益、社會(hui) 保障、低收入人群生活保障，這些需要盡快建立起來。

　　但是住房方麵，我反對大規模地建設廉租房、將25%甚至將更多人的住房保障下來的想法。在我國人均GDP僅(jin) 5400美元的情況下，政府部門要把教育、衛生、養(yang) 老、住房全部負責，除了像新加坡這種小國家能夠實現以外，一般的人口大國的政府部門都承擔不起。美國經濟比我們(men) 發達，但美國並沒有大規模建設廉租房，隻是允許低收入人可以貸款買(mai) 房，最後都導致了次貸危機。而且現在美國養(yang) 老金麵臨(lin) 巨額的虧(kui) 空，再把住房問題攬下來，對美國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土地供給嚴(yan) 重不足

　　《英才》：那高房價(jia) 如何解決(jue) ？

　　周天勇：第一，應該廢除18億(yi) 畝(mu) 紅線行政控製，現在土地供給嚴(yan) 重不足。第二，這麽(me) 高的土地出讓金，房價(jia) 裏70%是政府稅費，如果把土地出讓金變成房產(chan) 稅，房價(jia) 立馬下來。

　　《英才》：18億(yi) 畝(mu) 耕地紅線的說法是否科學？

　　周天勇：有人說是為(wei) 了保證糧食安全，但我認為(wei) 這是非常笨的辦法。我們(men) 國家即使城市化率達到80%，需要新增的交通建設、水利建設、城市建設用地加起來才2.5億(yi) 畝(mu) 。但中國有40多億(yi) 畝(mu) 的未利用土地，其中包括5.6億(yi) 畝(mu) 鹽堿地，26億(yi) 畝(mu) 沙漠，還有裸露、采礦塌陷地等10億(yi) 畝(mu) ，幾千萬(wan) 畝(mu) 灘塗地。在不占耕地的前提下，增減掛鉤，占補平衡，完全可以改造出來2.5億(yi) 畝(mu) 建設用的土地。

　　我建議，從(cong) 未利用土地中改造出來2.5億(yi) 畝(mu) 耕地，然後再從(cong) 城市邊上置換2.5億(yi) 畝(mu) 土地。比如將一些鹽堿地改造成良田，就在城市周圍置換一些土地進行建設。並且，未利用土地改造成良田，目前的技術和成本完全都不是問題。

　　改革開放30多年，輿論認為(wei) 城市化占據了大量土地，這是不對的。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村莊占地麵積7000多萬(wan) 畝(mu) ，現在達到3億(yi) 畝(mu) 地，增加了2.3億(yi) 畝(mu) ；而城市占地由原來的2000多萬(wan) 畝(mu) 到現在的7000多萬(wan) 畝(mu) ，才增加了5000多萬(wan) 畝(mu) 。而與(yu) 之對應的是，30年城鎮常住人口增加了將近5億(yi) ，農(nong) 村減少了將近9000多萬(wan) 人。

　　因此，新農(nong) 村社區的建設非常必要，將村民集中起來，能騰出大量的土地，其中的潛力是很大的，我認為(wei) 至少能騰出1.5億(yi) 畝(mu) 土地。現在關(guan) 鍵的問題是產(chan) 權不明確，補償(chang) 不夠，比如宅基地指標政府拍賣上百萬(wan) ，甚至數百萬(wan) ，但隻給農(nong) 民很少一部分，所以拆遷導致上訪，群體(ti) 性事件。如果補償(chang) 夠了，財產(chan) 權責明晰了，土地就能騰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