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者通吃”作為(wei) 人類社會(hui) 的現象，似乎勢不可擋，與(yu) 其相伴的是收入差距惡化。如果我們(men) 以處於(yu) 財富頂峰的富豪作為(wei) 參照係，也能大致看到這其中的變化。十八、十九世紀時，中國富豪的財富以萬(wan) 兩(liang) 銀子作為(wei) 基本計算單位；英國商人把百萬(wan) 英鎊看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天文數字；而1800年前後整個(ge) 美國社會(hui) 的貨幣供應大約是280萬(wan) 美元，如果一個(ge) 美國人的個(ge) 人財富在那時如果能達百萬(wan) 美元，他毫無疑問能進入當時的首富榜。如今，中國首富的計算單位不再是“萬(wan) 元戶”級，而是數百億(yi) 級；在美國，蓋茨是首富，財富超600億(yi) 美元……但與(yu) 此同時，不管是在十八、十九世紀，還是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各個(ge) 社會(hui) 都有赤貧階層，他們(men) 在收入分布的最底層，收入和財富幾乎一直為(wei) 零。

　　因此，中國也好，美國、英國也好，財富和收入從(cong) 最高到最低之間的距離被拉大了許多倍，也比以前更加分散。當然，富豪財富計算單位從(cong) 以前的“萬(wan) 元”級轉變到今天的“百億(yi) ”級，肯定和各國貨幣體(ti) 係從(cong) 金銀本位到信用貨幣的變化有關(guan) ，財富數量級的提升有相當一部分是“虛的”，是因為(wei) 貨幣被濫發灌水貶值所致。但財富分布、收入分布的惡化也是存在的，這一基本事實難以否定。

　　那麽(me) ，收入差距的擴大到底因何而致？是像反自由貿易者所說的，是因為(wei) 全球化？還是像“占領華爾街”運動的推動者所指責的，是因為(wei) 現代資本家的“道德淪喪(sang) ”、“過度貪婪”？還是像英國《金融時報》等國際媒體(ti) 所指責的，是因為(wei) “資本主義(yi) 製度的內(nei) 在矛盾”？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不僅(jin) 點燃了“占領華爾街”運動，而且在理論學術界引發了一場對資本主義(yi) 的再反思。在人類近兩(liang) 個(ge) 世紀的曆史中，這是第三輪對資本主義(yi) 的反思——第一輪發生在十九世紀的後半葉，第二輪是經濟大蕭條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麽(me) ，這一輪反思的結果會(hui) 如何？是否會(hui) 終結資本主義(yi) 的自由市場體(ti) 係？取而代之的又會(hui) 是什麽(me) ？在我們(men) 都關(guan) 心收入分配話題的時候，首先應該做的是認清今天的世界經濟、中國經濟到底是怎麽(me) 回事，有哪些特征是之前沒有的。隻有認清之後，政策決(jue) 策才可能對症下藥，避免不著邊際甚至幫倒忙。

　　在本文中，我不試圖對未來的走向做預測，而是希望通過分析現代經濟的特征，尤其是許多現代行業(ye) 的商業(ye) 模式以及資本市場提供的財富實現手段，來證明如下結論：財富差距、收入差距的擴大並不是因為(wei) 現代資本家比以前“道德淪喪(sang) ”，不是因為(wei) 現代企業(ye) 家更加貪婪，而是現代技術和規模化商業(ye) 模式所致。

　　現代商業(ye) 增大收入能力差距

　　各社會(hui) 的製度不同，收入差距的程度當然也各異。特別是政府權力在資源配置、定價(jia) 機製中的角色越大，社會(hui) 群體(ti) 間的收入機會(hui) 就越不等，掌握權力或貼近權力的“特權”群體(ti) 就越能獲得超額收入的機會(hui) 。例如，政府可以規定隻有北京出生的人才能進入金融和電力行業(ye) ，而湖南人隻能種田，這樣，北京出生的和湖南出生的人之間，收入機會(hui) 就會(hui) 有天壤之別。我過去的研究也表明，政府權力越大的社會(hui) ，往往也是收入機會(hui) 越不平等的社會(hui) 。在從(cong) 製度層麵找原因之前，我們(men) 先看看現代技術帶來的收入機會(hui) 差別。

　　以騰訊公司為(wei) 例，雖然這個(ge) 互聯網公司成立於(yu) 1998年，但13年後的2011年，收入已達280億(yi) 元，利潤接近120億(yi) 元。按照1萬(wan) 名員工計算，騰訊人均創收280萬(wan) 元，人均利潤120萬(wan) 元。相比之下，2011年中國農(nong) 業(ye) 總產(chan) 值在4萬(wan) 億(yi) 元左右，按3億(yi) 農(nong) 民計算，人均創收1.3萬(wan) 元，不到騰訊的二百分之一。這樣一來，農(nong) 民收入遠低於(yu) 騰訊員工也就不足為(wei) 奇了。

　　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騰訊的創收能力超越農(nong) 業(ye) 這麽(me) 多？是否跟收入分配製度、跟貪婪有關(guan) ，即騰訊的員工比農(nong) 民更貪婪呢？其實不然。關(guan) 鍵是農(nong) 業(ye) 跟騰訊的經濟特征完全不同，兩(liang) 者的產(chan) 出函數不一樣。

　　農(nong) 業(ye) 的產(chan) 出與(yu) 投入之間有極強的線性關(guan) 係，這限製了農(nong) 民創收空間。如果種一畝(mu) 地需要花100小時勞動、200元種子和肥料成本，最終產(chan) 出100公斤糧食，那麽(me) ，要生產(chan) 1000公斤糧食，就需要種10畝(mu) 地，投入1000小時勞動、2000元種子和肥料錢；為(wei) 了生產(chan) 1萬(wan) 公斤，就需要種100畝(mu) 地、花1萬(wan) 小時……不能因為(wei) 這畝(mu) 地種好了，下一畝(mu) 地就可以少花勞動時間或肥料成本，每畝(mu) 地所需要的勞動和成本投入是相互獨立的，這就使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難有規模效應。每人每天隻有24小時，即使不睡覺不休息，農(nong) 民的收入也難以逃脫產(chan) 出跟投入間線性關(guan) 係的約束，收入不可能太高，此即幾千年來沒有農(nong) 民靠種田種出億(yi) 萬(wan) 富翁的原因。

　　而騰訊的產(chan) 出和投入之間的關(guan) 係不僅(jin) 是非線性的，甚至沒有太大關(guan) 係。在騰訊QQ空間裏，一頂虛擬帽子的設計可能要幾個(ge) 設計師與(yu) 程序員花幾天時間，而一旦設計好了，虛擬帽子賣一頂一塊錢，賣100萬(wan) 頂創收100萬(wan) 元。由於(yu) 虛擬帽子銷售是電子記賬收費，每賣一頂並不需要重新製造，所以，騰訊賣一億(yi) 頂虛擬帽子跟賣一萬(wan) 頂在成本上幾乎沒有差別，但收入卻天壤之別。騰訊的虛擬衣服、虛擬裝飾、虛擬家具等，都是如此。這就造成了其收入和成本投入之間的關(guan) 係非常弱，賺錢能力空前的高。

　　微軟的商業(ye) 模式也有類似特點，一旦微軟把係統軟件開發好（這當然需要成本投入），它賣一萬(wan) 份還是賣十億(yi) 份，總體(ti) 成本差別很小，因為(wei) 每一份的邊際成本（包括製造成本）幾乎為(wei) 零。但是，比起零製造成本的騰訊QQ虛擬衣服、虛擬帽子，微軟還是要為(wei) 每一份軟件付出硬盤、刻盤、包裝、郵寄成本等。

　　金融服務業(ye) 的產(chan) 出與(yu) 投入關(guan) 係跟騰訊的也很類似。比如，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幫客戶張三公司融資1000萬(wan) 美元，為(wei) 了盡職，可能需要一個(ge) 10人團隊花十天時間；而另一家客戶李四公司需要融資10億(yi) 美元，為(wei) 了盡職，高盛可能也會(hui) 派一個(ge) 10人團隊花十幾天時間，成本基本不變，但收益卻高100倍。正因為(wei) 這種規模效應的差別，高盛可能不會(hui) 做1000萬(wan) 美元甚至幾千萬(wan) 美元的單子，金額太小對他們(men) 不合算。這也說明投資銀行的收益跟成本之間是非線性關(guan) 係，甚至兩(liang) 者間是沒太多關(guan) 係的。

　　基金管理行業(ye) 也是如此，像對衝(chong) 基金或者私人股權基金，可能整個(ge) 公司隻有15到20人，這個(ge) 團隊可以管理2億(yi) 美元，也可以管理20億(yi) 美元。因為(wei) 一旦他們(men) 決(jue) 定投一個(ge) 公司的股票，投10萬(wan) 和投1000萬(wan) 美元對他們(men) 來說需要做的工作、花的時間完全一樣，管理2億(yi) 和管理20億(yi) 的運營成本類似，但利潤可能相差十倍。

　　由此我們(men) 可以看到，華爾街的公司賺得很多，年收入幾百萬(wan) 美元甚至上億(yi) 美元，遠遠高於(yu) 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甚至手工業(ye) ，在相當程度上是由金融交易特別的規模效應和金融行業(ye) 的性質所決(jue) 定的。金融交易的本質是其價(jia) 值創造不完全取決(jue) 於(yu) 勞動時間，也不完全取決(jue) 於(yu) 成本的投入，而是取決(jue) 於(yu) 金融從(cong) 業(ye) 者的人力資本，包括他們(men) 所受的教育、積累的經驗、組織能力、個(ge) 人情商、個(ge) 人誠信和人脈關(guan) 係網絡等。

　　既然金融交易具有上述的規模效應，為(wei) 什麽(me) 華爾街公司不能少收費，特別是隨著交易金額的遞增讓單位交易額的收費下降呢？這不是證明他們(men) 過於(yu) 貪婪嗎？其實，這涉及到公平競爭(zheng) 、充分競爭(zheng) 的問題，隻要金融行業(ye) 對新手是開放的，隻要監管沒有苛刻到新手沒機會(hui) 進入華爾街，那麽(me) ，如果現有公司能夠繼續高收費，就說明他們(men) 有自己獨特的、其他人無法獲得的市場優(you) 勢。隻要這種市場優(you) 勢是競爭(zheng) 中建立的、不是靠行政壟斷或法律壟斷獲得的，隻要其他人有機會(hui) 自由進入華爾街，這種高收費高收入就不存在貪婪或剝削。能夠收費高，說明交易的對方得到的收益也高，否則對方不會(hui) 參與(yu) 交易。

　　金融交易除了具備類似騰訊的規模效應外，還因為(wei) 其對信任的超級依賴，使得這個(ge) 行業(ye) 更趨向於(yu) “贏者通吃”。金融交易從(cong) 本質上都是跨期價(jia) 值交換，把今天的價(jia) 值跟未來的價(jia) 值進行置換，或者把未來兩(liang) 個(ge) 不同時間點的價(jia) 值進行交換，所以是一種承諾，是一種跨期價(jia) 值交換契約。而這種跨期交換契約是否信得過、是否值錢，完全取決(jue) 於(yu) 交易雙方的可信度，取決(jue) 於(yu) 金融中介的可信度。對於(yu) 這種超級依賴交易各方可信度的交易來說，已經經過多年風吹雨打的百年老店們(men) 就顯得格外“值錢”。在金融消費者看來，一個(ge) 華爾街公司存在的年份越久，其可信度就越高，就越靠譜。金融市場對信用、信譽的極度依賴決(jue) 定了已經曆史悠久的華爾街公司總是占據優(you) 勢，後來者總是麵對極高的門檻，更顯得“贏者通吃”。

　　華爾街收入高，隻能說是現代金融市場的特征所致，而不能因為(wei) 收入高就斷言華爾街更貪婪。有人可能會(hui) 說，在政府管製不過分的情況下這些行業(ye) 的就業(ye) 對誰都開放，但畢竟高科技公司、華爾街的公司都要求很高的教育背景和人力資本，隻有具備這些條件的人才能進入，社會(hui) 中的其他群體(ti) 就隻能從(cong) 事傳(chuan) 統的低收入行業(ye) ，他們(men) 的收入也增長緩慢。所以，為(wei) 了防止收入差距不斷拉大，就該對其收入設上限或者多征稅。為(wei) 什麽(me) 政策思路非要通過打擊能者來使其向弱者靠攏，而不是通過專(zhuan) 業(ye) 教育提升競爭(zheng) 失敗者的人力資本，同時由政府給他們(men) 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呢？

　　如果強行對華爾街的收入設限，那隻會(hui) 打擊其發展與(yu) 創新的積極性，社會(hui) 與(yu) 經濟所需要的金融供給就會(hui) 受挫，就要付出很高的代價(jia) 。現代經濟不僅(jin) 對類似騰訊這樣的高科技公司依賴度越來越高，對華爾街金融經濟的依賴度也在日益上升，華爾街對現代經濟是不可或缺的。

　　實際上，產(chan) 出是投入的線性函數不隻是農(nong) 業(ye) 的特征，許多傳(chuan) 統行業(ye) 也如此。新聞媒體(ti) 差不多也是這樣，一般的新聞稿子需要幾小時、幾天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完成，刊登一次後基本沒有再使用的價(jia) 值，又得寫(xie) 下一篇文章，這樣每篇文章就像農(nong) 民的一畝(mu) 地，文章之間雖然不是完全獨立，也不是沒有協同效應，但協同效應很有限，每天的新聞稿子還是要日複一日地寫(xie) 。很少能因為(wei) 今天的稿子使明天後天少寫(xie) ，除非報紙雜誌的廣告收入能不斷增長，否則傳(chuan) 統紙媒的收入跟投入之間接近線性關(guan) 係。這或許是在互聯網媒體(ti) 興(xing) 起之後紙媒正被不斷擠出的原因之一。

　　製造業(ye) 企業(ye) 的收入和投入之間不是線性關(guan) 係，因為(wei) 它們(men) 可以通過新技術提高生產(chan) 效率、減少人工成本占比，也可以利用其生產(chan) 規模優(you) 勢迫使其供應商降低價(jia) 格，這些都能降低產(chan) 出跟投入間的直接關(guan) 係、幫助提高製造業(ye) 的收入。但是，製造業(ye) 最終逃不開每件產(chan) 品都需要部件、配件、人工成本投入的事實。以汽車製造為(wei) 例，雖然製造商可以壓低發動機、車身、刹車、輪胎等部件的進貨價(jia) 格，但畢竟每生產(chan) 一輛汽車都必須用上這些部件，每生產(chan) 一輛汽車的邊際成本不可能降到零。也就是說，雖然汽車製造商可以通過技術革新降低成本、提高生產(chan) 效率，但每輛汽車的邊際成本降到一定水平後，製造商的收入和投入之間依然會(hui) 趨向於(yu) 一種線性關(guan) 係，增長就受到新的約束。

　　波音公司在世界飛機製造業(ye) 獨一無二，它雇用了16萬(wan) 名員工，其公司市值才540億(yi) 美元，加上120億(yi) 美元負債(zhai) ，相當於(yu) 16萬(wan) 人經營660億(yi) 美元資產(chan) 。相比之下，BridgewaterAs-sociates是對衝(chong) 基金行業(ye) 佼佼者之一，有1200名員工，但管理的資產(chan) 為(wei) 1250億(yi) 美元，是波音公司市值的兩(liang) 倍。而Blackrock是綜合性基金管理公司，員工9000人，管理3.5萬(wan) 億(yi) 美元的資產(chan) 。在新型高科技行業(ye) 中，穀歌有2.5萬(wan) 名員工，市值2000多億(yi) 美元。

　　正因為(wei) 製造業(ye) 跟騰訊、華爾街金融公司相比的不同特點，使他們(men) 的收入水平難以跟新型行業(ye) 相提並論。從(cong) 上麵的討論中，我們(men) 看到新型產(chan) 業(ye) 、金融行業(ye) 跟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和工業(ye) 的收入差距，並非像大眾(zhong) 媒體(ti) 和政客們(men) 說的那樣是因為(wei) 資本主義(yi) 製度或貪婪所致，而更多的是由於(yu) 這些現代產(chan) 業(ye) 具有全新的特征。隻要這些行業(ye) 對各社會(hui) 群體(ti) 是開放的、機會(hui) 是平等的，就不能因為(wei) 張三有本事進去而你沒相應人力資本進入，而要求政府多幹預、多對他們(men) 征稅。

　　全球化帶來的機會(hui) 差距

　　姚明在退出職業(ye) 籃球賽之前，平均每打一場球的收入是25萬(wan) 美元左右。這個(ge) 數字相當於(yu) 5個(ge) 美國家庭的年收入，近30個(ge) 中國家庭的年收入。對於(yu) 習(xi) 慣於(yu) 勞動價(jia) 值論的人來說，打一場籃球賽賺25萬(wan) 美元，怎麽(me) 也難以從(cong) 勞動時間和強度來解釋。今天姚明打一場球，跟70年前的籃球明星相比，所花的時間和消耗的能量力氣應該差不多，即使有差別也不會(hui) 是數量級意義(yi) 上的。但是在收入上，姚明可能是70年前的球星的數百倍、甚至一兩(liang) 千倍。即使相對於(yu) 同時期美國和中國家庭的平均收入的倍數，70年前籃球球星的每場球賽收入也不會(hui) 是當時5個(ge) 美國家庭的年收入，或30個(ge) 中國家庭的年收入。

　　如果按照政治經濟學教科書(shu) 給的勞動價(jia) 值論計算，一項經濟活動的價(jia) 值等於(yu) 勞動時間乘以單位勞動時間的平均社會(hui) 成本，那麽(me) ，姚明一場球賽值多少呢？假如在美國姚明級別的人每小時勞動成本為(wei) 1000美元，一場球賽按兩(liang) 小時算，也就是2000美元。

　　當然，勞動價(jia) 值論是錯誤的。今天跟70年前相比，最大的差別在於(yu) ：70年前，一場籃球賽隻有現場觀眾(zhong) 享受，即使門票貴到200美元一張，有1萬(wan) 名觀眾(zhong) ，主辦方也隻能得到200萬(wan) 美元的收入，除此之外主辦方沒有其他收入；可是，今天的籃球賽與(yu) 其說是給在現場的觀眾(zhong) 打的，還不如說是給場外數量達到數億(yi) 人的美國與(yu) 中國觀眾(zhong) 打的，這些觀眾(zhong) 可以通過電視、互聯網視頻觀看實況，也可以在比賽之後通過互聯網下載觀看。這種因為(wei) 電視和互聯網技術的發展，經濟和體(ti) 育打破了國界，帶來了受眾(zhong) 數量級的巨大變化，使同樣一場球賽、同樣多的勞動付出帶來了截然不同的價(jia) 值。

　　所以，姚明每場球賽的收入這麽(me) 高，倒不是他比過去的球星多做了什麽(me) ，而是現代科技和全球化秩序幫他做了很多，使他的人力資本增值，讓他的勞動所能帶來的價(jia) 值大幅提升。

　　換言之，現代技術和全球化使“贏者通吃”更上一層樓。過去，各城市、各地區都有當地的籃球明星、排球明星、足球明星、乒乓球明星等等，雖然大家更想看世界明星的比賽，但是由於(yu) 交通運輸障礙、電視與(yu) 視頻的不存在，絕大多數球迷的夢想不可能成真，因為(wei) 世界明星不方便經常到各地去參賽。所以，以前大家隻能在當地看本地球手的比賽，不會(hui) 太過癮，但比起沒有比賽可看還是好了很多。當然，這樣一來，各地的地方球星都有可靠的鐵飯碗，不用擔心世界球星搶走他們(men) 的本地球賽機會(hui) 。

　　可是，今天的電視和互聯網把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世界球星上了，本地球手比賽越來越沒人看了，更沒人願意花高價(jia) 買(mai) 門票了。從(cong) 小打籃球、打排球的人要麽(me) 進入國家級、世界級，得到類似姚明的高收入，要麽(me) 就很快改行。在姚明們(men) 和普通職業(ye) 球手之間，是真正的、前所未有的冰火兩(liang) 重天，他們(men) 的收入差距比幾十年前拉大了許多倍。

　　而唱片、錄音帶、影碟的出現也使歌星、影星一下子全球化了，買(mai) 唱片隻買(mai) 全國明星、世界明星的，看電影也隻看世界明星的大片。今天有了互聯網下載的便捷之後，演藝界在全球範圍內(nei) “贏者通吃”的局麵更被推到全新的高度，在世界級明星和非明星之間的機會(hui) 鴻溝、收入鴻溝被大大拓寬了。

　　這種現象不局限於(yu) 體(ti) 育界、演藝界，甚至學術界也如此。學術界特別是經濟學家群體(ti) 裏，也是“贏者通吃”局麵日益加劇。記得原來從(cong) 北京到長沙，哪怕是特快火車也要將近一天時間，這意味著以前在湖南的經濟和商業(ye) 會(hui) 議上，主講嘉賓很少是來自北京的全國知名經濟學家，更多是湖南本省的專(zhuan) 家。因為(wei) 從(cong) 北京到湖南、再從(cong) 湖南返回北京需要坐兩(liang) 天火車，加上開會(hui) 一天，去一趟要花三天時間，漫長的路途使得再有名的經濟學家也很難一年跑遍全國各地進行會(hui) 議演講。

　　今天，飛機大大縮短了全國各地間的距離。2008年金融危機高峰期，我碰到幾位全國知名經濟學家同仁，他們(men) 日理萬(wan) 機，一天出席多場會(hui) 議演講（包括筆者本人也在此列）。其中，一位同仁周六上午在日本大阪演講，下午在東(dong) 京演講，晚上回到北京，第二天周日在北京上午下午分別有兩(liang) 個(ge) 會(hui) 議演講，周一上午在天津會(hui) 議演講，完後奔機場，於(yu) 下午兩(liang) 點鍾趕到上海的會(hui) 議演講，晚上又要從(cong) 上海飛深圳，周二上午在那裏發言，之後又是哈爾濱，等等。按照這樣的行程，單個(ge) 知名經濟專(zhuan) 家在三天裏可以去六個(ge) 省市，出席至少六個(ge) 會(hui) 議發言，而二三十年前要三天時間才能去一個(ge) 省市。可見，現代航空交通使專(zhuan) 家學者的生產(chan) 率提升了至少五倍，他們(men) 能跑遍的省市數量和參加的會(hui) 議數量翻了許多倍。

　　這樣一來，全國有名的專(zhuan) 家學者也是“贏者通吃”，擠掉本來有不少演講機會(hui) 的各地專(zhuan) 家，讓少數全國有名的專(zhuan) 家的收入大增，而地方專(zhuan) 家的收入機會(hui) 相對減少。由此看到，專(zhuan) 家學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也被拉大。值得慶幸的是，隨著中國經濟的增長，水漲船高，各種會(hui) 議的數量也翻了多倍，即使全國知名專(zhuan) 家一天跑三個(ge) 省市，他們(men) 也無法囊括所有會(hui) 議演講機會(hui) 。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經濟高速增長後，全國性贏者的所得上升得最多，但其他專(zhuan) 家的機會(hui) 也會(hui) 比以前好很多，隻是相對於(yu) 最頂尖的專(zhuan) 家，收入的距離被科技拉大了。

　　交通技術、媒體(ti) 技術改變了人類生活，不僅(jin) 豐(feng) 富了我們(men) 的所見所聞，拓展了人生閱曆，而且大大提升了生產(chan) 速度和效率，新型交通使“天馬行空”、“日理萬(wan) 機”不再是抽象的誇張隱喻，而是我們(men) 每天的真實生活。但是，也免不了造成許多其他後果，其中“贏者通吃”被不斷延伸，先是地區內(nei) 的“贏者通吃”，後是省市範圍內(nei) 的“贏者通吃”，再後是全國範圍內(nei) 的“贏者通吃”，現在是全球範圍內(nei) 的“贏者通吃”，與(yu) 這一不斷延伸的過程相伴的是贏者與(yu) 非贏者間的收入距離變得越來越大。

　　這是貪婪、是資本主義(yi) 製度所致，還是人類社會(hui) 日益進步的必然副作用？這些都值得我們(men) 深思，否則我們(men) 就會(hui) 對當今社會(hui) 、經濟做出誤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