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中國經濟增長很快，但是普通勞動者的收入並沒有太多的提高，他們(men) 並沒有享受到經濟增長的成果，甚至不少人生活得非常艱難，感到經濟壓力非常之大。他們(men) 中的大多數人淪為(wei) “窮忙族”——一天到晚忙忙碌碌，為(wei) 生計奔波，卻看不到改變生活困境的希望。人們(men) 常說的“鼠族”、“蟻族”和“月光族”，非常形象地反映了他們(men) 的生活狀態。中國經濟持續增長與(yu) 這些普通勞動者生活艱辛相比，形成了極大的反差。可以說，普通勞動者收入過低，加劇了貧富懸殊，不利於(yu) 提升產(chan) 業(ye) 結構和擴大內(nei) 需，也不利於(yu) 社會(hui) 穩定和增進社會(hui) 和諧。普通勞動者收入過低的主要原因在於(yu) 勞動生產(chan) 率低下，稅負過高，以及普通勞動者缺乏集體(ti) 談判能力。那麽(me) ，如何才能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從(cong) 而保證他們(men) 過上體(ti) 麵而有尊嚴(yan) 的生活呢？

　　第一，從(cong) 經濟層麵來說，應當提升產(chan) 業(ye) 結構，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在國際產(chan) 業(ye) 分工格局中，發達國家居於(yu) 頂端，它們(men) 研發新技術、開發新產(chan) 品，主要從(cong) 事高附加值產(chan) 品的生產(chan) ；而中國則處於(yu) 末梢，主要從(cong) 事低附加值產(chan) 品的生產(chan) 。對於(yu) 缺乏核心技術和自主品牌的中國來說，盡管頭頂“製造業(ye) 大國”的光環，卻算不上“製造業(ye) 強國”。以美中貿易為(wei) 例，表麵上中國獲利很多，實際上卻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國對美紡織品出口企業(ye) 的平均利潤率隻有2%～3%，中國代加工一件襯衫平均隻能拿到30至40美分的加工費，即便是大宗的機電產(chan) 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貿易為(wei) 主，而且這些產(chan) 品多是美國在華投資企業(ye) 生產(chan) 的。我們(men) 都知道中國是一個(ge) 出口服裝的大國，在國外的商場裏，滿眼是“Made in China”的服裝，卻極難發現一件中國品牌的服裝。有“中國製造”而沒有“中國品牌”，商品利潤的絕大部分都被別人拿走了。在這樣的局麵下，在中國的這些企業(ye) 員工提高工資的空間當然十分有限。

　　可以說，依靠低工資、低人權、低環保的所謂優(you) 勢來獲取經濟增長，這一路子，中國已經走到了盡頭。要改變這種局麵，就必須增強創新能力，提高管理水平，並提升產(chan) 業(ye) 結構。特別是，應當加強對飛機、造船、航天、海洋、生物、信息以及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戰略產(chan) 業(ye) 的關(guan) 鍵技術攻關(guan) ，以期在關(guan) 係到中國未來國際分工地位的關(guan) 鍵性產(chan) 業(ye) 和核心技術方麵有所突破，同時，培育和引進一批具有國際化視野和國際領先水平的創新型人才，提高經濟管理水平和研發能力，優(you) 化經濟環境，提升產(chan) 業(ye) 結構，從(cong) 而有效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進一步把“蛋糕”做大。這樣，才能為(wei) 提高普通勞動者工資水平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也是解決(jue) 這一問題的根本之道。

　　第二，從(cong) 國家層麵來說，要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勞動報酬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的比重。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民收入分配不斷向政府和企業(ye) 集中，財政收入、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都在上升，而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則呈現下降趨勢。據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人口與(yu) 勞動經濟研究所張車偉(wei) 研究員估算，目前，我國勞動報酬占GDP的比重為(wei) 30%左右，而發達國家為(wei) 60%左右，差距很大。近些年來，大多數年份財政收入的增長速度都超過了20%，2007年的增速甚至高達31.4%，遠遠超過了GDP的增長速度，顯然，國家拿走的越來越多了。這不僅(jin) 加重了企業(ye) 的負擔，而且直接影響到勞動者的收入，抑製了居民購買(mai) 力的擴大和產(chan) 業(ye) 結構的轉型。

　　我國應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溫家寶總理曾強調指出：“要通過合理的收入分配製度，讓全體(ti) 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國家應該少拿一點，從(cong) “與(yu) 民爭(zheng) 利”轉向“藏富於(yu) 民”，通過減稅讓利使企業(ye) 獲得提高勞動者工資水平的空間。中國人感到稅負較重，恐怕不僅(jin) 僅(jin) 隻是稅收太多，同時也在於(yu) ，用於(yu) 公共福利的財政支出太少了。這樣，國家應當承擔本應承擔的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保障職能，使普通勞動者能夠獲得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保障，並推進以改善民生為(wei) 重點的社會(hui) 建設。普通勞動者收入提高了，社會(hui) 才能變得和諧，內(nei) 需才能提升，國家也才能從(cong) “國富民窮”變成“國強民富”。

　　第三，從(cong) 企業(ye) 與(yu) 勞動者關(guan) 係層麵來說，應提高普通勞動者集體(ti) 行動能力，健全工資集體(ti) 協商製度。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最終落腳點還是重在企業(ye) 層麵，但是，普通勞動者不僅(jin) 在國家麵前是弱者，在企業(ye) 和企業(ye) 管理者麵前也是弱者。即使國家減稅了，普通勞動者能否提高工資水平，還取決(jue) 於(yu) 企業(ye) 是否願意增加勞動者工資，或者不僅(jin) 僅(jin) 隻是增加管理人員的工資，而且增加普通勞動者的工資。可以說，當前，資本的報酬和企業(ye) 高管的報酬都明顯偏高，有人嘲諷地說，高管的薪酬已經高得離譜了！他們(men) 的收入已經與(yu) 國際接軌了，而普通勞動者中相當多數人的收入非常之低。北京大多數清潔工的月工資隻有1300元，維持基本的生存非常困難。

　　目前，我國普通勞動者的工資主要是由普通勞動力市場供求來決(jue) 定的，而我國普通勞動者的勞動力市場是典型的買(mai) 方市場，普通勞動者處於(yu) 明顯的弱勢地位，用工方能夠壓低普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從(cong) 而導致普通勞動者工資水平整體(ti) 偏低。在這種局麵下，當務之急是要全麵推進工資集體(ti) 協商製度，增強工會(hui) 和職工代表大會(hui) 的作用，特別是要使工會(hui) 能夠真正代表工人利益並反映工人訴求，這樣，由代表普通勞動者利益的工會(hui) 和代表資方利益的企業(ye) 就工資水平上進行集體(ti) 談判和協商，以便確定比較合理的工資水平。在工會(hui) 的領導下，把原子化的普通勞動者組織起來，提高他們(men) 的集體(ti) 行動能力，從(cong) 而完善工資集體(ti) 協商製度，是解決(jue) 這一問題的重要途徑。

　　（作者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guan) 係學院副院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