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hui) 公平是構建社會(hui) 主義(yi) 和諧社會(hui) 的一個(ge) 重要問題。其中，正確處理經濟效率與(yu) 社會(hui) 公平的關(guan) 係十分重要。

　　效率與(yu) 公平的位次之爭(zheng)

　　經濟效率與(yu) 社會(hui) 公平關(guan) 係在我國的討論，已有好些年頭了。2004年夏天以來，國企產(chan) 權改革的大辯論，在一定意義(yi) 上講是又一次效率與(yu) 公平關(guan) 係的討論。在效率與(yu) 公平的天平上，爭(zheng) 論的一方強調的是效率，較少注意公平。他們(men) 認為(wei) ，隻要能夠使社會(hui) 財富總量增加，什麽(me) 改革手段都可以用，諸如在我國現有情況下，MBO即管理人收購的辦法也可以用。爭(zheng) 論的另一方則以社會(hui) 公平的名義(yi) ，竭力反對在目前法律缺位、國有資產(chan) 真正主人翁也缺位的情況下，將國有資產(chan) 賤價(jia) 或白送給少數人，讓他們(men) 一夜暴富。

　　從(cong) 對政府決(jue) 策的影響來說。國資委經過眾(zhong) 機構的調查研究，確認了MBO在我國現行情況下問題很多，造成國有資產(chan) 大量流失。於(yu) 是對MBO的政策調整了說法，由過去“從(cong) 來沒有說過反對管理者收購”，到“國有及國有控股的大企業(ye) 不宜實施管理者收購”，到最後斷然宣布：國有大型企業(ye) 不準搞管理層收購，中小企業(ye) 隻能在極嚴(yan) 格的條件下公開公正地試行。這也可看作對公眾(zhong) 輿論的回應。總之，這次爭(zheng) 論的結果，無論從(cong) 輿論上說或從(cong) 決(jue) 策上說，都在效率與(yu) 公平的天平上，添加了公平的分量。

　　從(cong) 學理上說，公平與(yu) 效率這一對概念，是一個(ge) 矛盾統一體(ti) ，處理好它們(men) 的關(guan) 係不容易。常識告訴我們(men) ，收入分配越平均，人們(men) 的積極性越削弱，效率自然會(hui) 低；適當拉開收入差距，隻要分配程序、規則公正，就會(hui) 有助於(yu) 提高效率。從(cong) 另一角度說，不提高效率，難以實現持久的更多的公平措施，解決(jue) 社會(hui) 增多的矛盾；但是，如果不講公平，收入差距拉得過大，特別是分配程序、規則不公，也會(hui) 導致效率的下降，甚至影響社會(hui) 穩定。

　　現代資本主義(yi) 國家為(wei) 了緩和社會(hui) 階級矛盾，吸收了社會(hui) 主義(yi) 思潮，推行了社會(hui) 保障、福利的措施。現代自由主義(yi) 國家既強調效率，也不得不講公平；現代福利主義(yi) 國家很強調公平，但也講效率。他們(men) 的效率和公平，都達到相當的水平。我國改革開放前，是一個(ge) 絕對平均主義(yi) 的國家，“大鍋飯”的分配體(ti) 製，使效率大受影響。20多年前實行市場取向的改革後，逐漸講求效率，拉開收入差距，“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從(cong) 農(nong) 村到城市，經濟活躍起來，非常見效。於(yu) 是經過10多年，就把“兼顧效率與(yu) 公平”作為(wei) 經驗總結，寫(xie) 進了十四大的決(jue) 議。從(cong) 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開始，在效率與(yu) 公平關(guan) 係問題的提法上有一個(ge) 新的變化，即把以前的“兼顧效率與(yu) 公平”，改變為(wei) “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使效率處於(yu) “優(you) 先”的第一位，公平處於(yu) “兼顧”即次要地位。這是一個(ge) 很重要的變化。這一提法，從(cong) 十四屆三中全會(hui) 決(jue) 議開始，一直出現在中央重要會(hui) 議的文件中，成為(wei) 我國在收入分配政策領域的正式精神。

　　實踐證明，“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是我國一定時期收入分配的指導方針，適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和發展需要，是完全正確的，但它不是整個(ge) 市場經濟曆史時期不變的法則。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社會(hui) 階層結構逐漸發生變化，有些人借“優(you) 先”和“兼顧”之差異，有意無意地貶低、輕視社會(hui) 公平和社會(hui) 公正，單純為(wei) 一切斂聚財富的過程辯護，這不符合改革的精神。因為(wei) 在這一時期，中央一再強調，“先富要帶動和幫助後富”，“要注意防止兩(liang) 極分化”，絲(si) 毫沒有忽視社會(hui) 公平的意思。

　　隨著總量發展、經濟效率問題逐步得到相對的解決(jue) ，社會(hui) 公平的問題已逐步上升為(wei) 突出的問題。鄧小平在1992年就對突出解決(jue) 貧富差距問題做出過前瞻性的論斷。他曾設想，在20世紀末到達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盡管還不能說目前收入差距已到達兩(liang) 極分化（這是改革失敗的標誌），也不能說到達承受極限，但我國目前基尼係數處於(yu) 倒U形曲線的上升階段，如不采取措施，有向兩(liang) 極分化和向承受極限接近的危險。我們(men) 必須從(cong) 現時起，調整效率與(yu) 公平關(guan) 係，加大社會(hui) 公平的分量。第一步可以逐步減少收入差距擴大的幅度，以後再逐步降低基尼係數的絕對值。所以“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的提法現在可以開始淡出，逐漸向“公平與(yu) 效率並重”或“公平與(yu) 效率優(you) 化結合”過渡。

　　為(wei) 什麽(me) 現在應加大社會(hui) 公平的分量

　　經過20多年的改革與(yu) 發展，我國經濟總量、國家綜合經濟實力大大增強，居民生活總體(ti) 上已達到小康水平，正向全麵實現小康過渡，已有一定的物質基礎和能力，逐步解決(jue) 多年來累積形成的貧富差距。也就是說，突出提出和解決(jue) 鄧小平1992年就指出的問題，進一步重視公平問題的時機條件，已基本成熟。

　　收入差距擴大迅速，已成為(wei) 影響當前社會(hui) 和諧與(yu) 社會(hui) 穩定的重大問題。20多年來，我國基尼係數從(cong) 0.2～0.3，提高到0.4～0.5，幾乎倍增。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已公布的基尼係數，難以計入引發人們(men) 不滿的不合理、非規範、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這些因素計算在內(nei) ，基尼係數將比現在公布的增大20％以上。這些不正常收入對我國收入差距擴大的影響不可小視。

　　我國改革之初，各階層人民受改革之惠，生活改善，沒有分化出明顯的利益集團，普遍積極支持改革。之後，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後，不同利益人群逐漸形成，有的在改革中受益較大，有的受益較少，有的甚至受損，對改革支持的積極性也有所變化。為(wei) 了使改革獲得更廣泛的支持，今後應長期強調有利於(yu) 社會(hui) 和諧和穩定的社會(hui) 公正和公平。

　　毋庸諱言，從(cong) 目前的情況看，我國社會(hui) 結構已經逐漸形成以占有財富、權力和知識為(wei) 特征的強勢群體(ti) ，和以貧困農(nong) 民、城市農(nong) 民工、城市失業(ye) 者與(yu) 下崗人員等為(wei) 主的弱勢群體(ti) 。強勢群體(ti) 在公共政策的製定和實施中有很強的影響，在社會(hui) 輿論和話語權中也很有影響。弱勢群體(ti) 則缺乏相當的組織形式表達利益要求。這種社會(hui) 缺陷如果發展下去，隻能擴大社會(hui) 鴻溝，而不利於(yu) 建設和諧社會(hui) 。

　　為(wei) 什麽(me) 收入差距迅速拉大

　　導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社會(hui) 分配問題叢(cong) 生的因素十分複雜。體(ti) 製上的弊端、法治上的漏洞和政策本身的不盡完善等等，都是重要原因。這些方麵近幾年來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情況有所改善。但由於(yu) 廣大幹部經驗不足，一部分幹部誤解將公平放在兼顧從(cong) 屬地位，還有一些地方與(yu) 部門官員受自身利益的驅動，使許多能解決(jue) 的社會(hui) 分配問題，遲遲得不到解決(jue) ，如壟斷行業(ye) 的個(ge) 人收入與(yu) 非壟斷行業(ye) 相差幾倍，同樣素質、同等努力的人群待遇不公正，等等。講了好多年要改正這個(ge) 弊病。但對壟斷行業(ye) 高個(ge) 人收入的調節，沒有從(cong) 源頭、從(cong) 初次分配環節著力解決(jue) 壟斷利潤產(chan) 生和分配問題。

　　稅收杠杆，如個(ge) 人所得稅製度，本來是一種調節過高收入、抽肥補瘦的稅製。但是，多年來中低收入的工薪階層卻成了個(ge) 人所得稅的納稅主體(ti) ，稅法不嚴(yan) 又使一些富豪逃避交納個(ge) 人所得稅。個(ge) 人所得稅從(cong) 抽肥補瘦變成了劫貧幫富的稅製。現在應當抓緊完善個(ge) 人所得稅製度改革。

　　又如遺產(chan) 稅，許多國家都把它當作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據保守估計，我國資產(chan) 總量在100萬(wan) 元人民幣以上的高收入家庭，至少已超過l000萬(wan) 個(ge) 以上，開征遺產(chan) 稅、贈與(yu) 稅已有雄厚的現實經濟基礎。但目前我國缺乏個(ge) 人財產(chan) 繼承、贈與(yu) 和轉讓的法規，沒有建立個(ge) 人財產(chan) 登記和收入申報（後者隻在很有限的範圍內(nei) 實行）製度等，實行遺產(chan) 稅和贈與(yu) 稅的前提和準備條件尚不完備。

　　再如，國有資產(chan) 劃轉給社會(hui) 保障基金，這也是實現社會(hui) 公平福利的一項重要措施，但多年難以落實。現在地方國有資產(chan) 轉製中，其收入有多少劃撥到社保基金？

　　還比如，政府職能和財政功能由經濟建設型為(wei) 主轉變為(wei) 公共服務型為(wei) 主，這是與(yu) 提高公民福利、促進社會(hui) 公平有關(guan) 的十分重要的改革。因為(wei) 公共服務的受益者多是低收入者，包括教育、保健等在內(nei) 的社會(hui) 福利措施，可以提高人的素質，改善人們(men) 進入多種就業(ye) 和社會(hui) 生活的平等機會(hui) 。但是，政府職能和財政功能轉變滯後。重視經濟建設，輕視公共服務，以致我國曾被世界衛生組織評為(wei) 衛生資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在世界各文明國家排名居後，尤其義(yi) 務教育供應不足，相當多老百姓沒有基本能力進入勞動市場，被排斥在現代化進程之外。當然，這些情況都在改進，但與(yu) 投入經濟建設的資源相比，改進的速度還是很不理想。

　　重視社會(hui) 公平會(hui) 不會(hui) 導致平均主義(yi) 重來

　　進一步重視社會(hui) 公平，在效率與(yu) 公平關(guan) 係上加大公平的分量，是大家關(guan) 心的問題。可是現在也有另一種憂慮，認為(wei) 現在如此強調社會(hui) 公平，會(hui) 不會(hui) 回到傳(chuan) 統體(ti) 製固有的平均主義(yi) ，擔心有些人“刻意渲染”我國收入差距過大。

　　這種憂慮不是沒有來由。我們(men) 確實不宜“刻意渲染”收入差距的問題。但我們(men) 不能忽視，收入差距的迅速擴大可能導致“兩(liang) 極分化”，不應忽視實際存在的嚴(yan) 重社會(hui) 不公引發潛在的社會(hui) 危機。居安思危、未雨綢繆，不一定沒有積極意義(yi) 。

　　我國改革發展到現在這一步，很少人想回到“大鍋飯”的舊體(ti) 製。隨著市場經濟理念和運行規則深入人心，由誠實勞動和合法經營取得的高收入和擴大的收入差距，已為(wei) 廣大群眾(zhong) 所理解、認同和接受。引發社會(hui) 不滿的，是體(ti) 製外的灰色收入，法製外的黑色收入，以及體(ti) 製內(nei) 由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規範收入。人們(men) 希望的，是調整和糾正這些不公平現象，並改進運用再分配杠杆適當調劑貧富差距，而絕不是想觸動那些合理合法的高收入。所以，強調社會(hui) 公平，不會(hui) 重新喚起傳(chuan) 統體(ti) 製固有的平均主義(yi) ，使改革開放以來達成的共識受到衝(chong) 擊。

　　我倒有另一種憂慮。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是一個(ge) 完整的概念，現在有些被割裂了。好像這些年來，強調市場經濟多了一些，強調社會(hui) 主義(yi) 少了一些。而在談及社會(hui) 主義(yi) 時，則強調它“發展生產(chan) 力”的本質即提高效率方麵多一些，而強調它“共同富裕”的本質即重視社會(hui) 公平方麵少了一些。在我國這樣一個(ge) 法製環境和人治環境下建立的市場經濟，如果不講社會(hui) 主義(yi) ，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men) 所稱的壞的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兩(liang) 極分化的市場經濟。鄧小平告誡我們(men) ：改革造成兩(liang) 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我們(men) 要避免這個(ge) 前途，那隻有一個(ge) 辦法，更加重視社會(hui) 公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