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收入分配改革需要全局視角

开云kaiyun 大力

　　2012年3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民大會(hui) 堂與(yu) 中外記者見麵時說：“在我任職的最後一年，政府還將要做幾件困難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給後人。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製定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的總體(ti) 方案……”。

　　溫家寶的一席話，讓民眾(zhong) 期盼已久，寄予厚望的分配改革方案，在醞釀多年後，終要浮出水麵。

一

　　當前，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深入，在許多方麵，尤其是經濟領域已經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成就。隨著政府多年在分配領域貫徹“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的原則，總體(ti) 人均收入水平在提高；但是出現了“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的怪現象。老百姓普遍感到國家經濟建設在飛速發展，可百姓的實際生活水準卻無大的提升。追其根源，我們(men) 認為(wei) 是收入差距持續擴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造成了這一係列問題。

　　我們(men) 分析問題產(chan) 生的原因，需要從(cong) 全球和曆史的角度來解讀。第一是國際原因。在世界範圍內(nei) ，收入差距情況與(yu) 我國類似或者更甚於(yu) 我國的國家主要集中在拉美、亞(ya) 洲等地區，這些國家大都屬發展中國家，正處於(yu) 中等收入階段。特別具有啟示意義(yi) 的是，金磚四國基尼係數都明顯偏高。雖然近年來這些新興(xing) 市場國家迅速崛起，但始終伴隨著收入差距過大問題。而在發達國家中，美國貧富差距較大，歐洲國家則處於(yu) 比較適宜的狀態。與(yu) 這些國家相比，我國的特色在於(yu) 收入差距中的城鄉(xiang) 差距明顯與(yu) 人為(wei) 政策因素有關(guan) 。六十年我國實行工農(nong) “剪刀差”，長期依靠壓低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支援工業(ye) 生產(chan) ；改革雖然最先從(cong) 農(nong) 村開始，但三十多年中，除了農(nong) 村稅費改革外，並沒有推進根本性的製度改革。第二是曆史原因。從(cong) 曆史的角度看，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奉行平均主義(yi) ，人們(men) 生活普遍貧困；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打破了“大鍋飯”，民眾(zhong) 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收入差距卻越拉越大。尤其是本世紀以來，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收入差距卻名列世界前茅。

　　另外，國家統計局相關(guan) 經濟普查數據顯示，在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背後，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城鄉(xiang) 、區域、行業(ye) 、群體(ti) 之間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

　　近些年披露的金融、能源、煙草、電信、電力、保險等行業(ye) 高利潤、高工資、高福利等信息，以權謀私、以壟斷謀利等影響分配不公的社會(hui) 發展中存在的問題，更加凸顯貧富懸殊日趨拉大。還有社會(hui) 保障不足和不夠公平、央企高管薪酬巨高等問題更成為(wei) 輿論的焦點。這些問題的存在，已經成為(wei) 傷(shang) 害群眾(zhong) ，影響社會(hui) 穩定，製約經濟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弊病，如果分配問題解決(jue) 不好，分配不公的弊病不除，那麽(me) 發展問題也就不可能解決(jue) 好。

　　針對一些社會(hui) 改革問題，人民論壇問卷調查中心2012年3月開展了一次問卷調查，了解公眾(zhong) 最為(wei) 期待的是哪些改革。調查結果顯示民眾(zhong) 最為(wei) 關(guan) 注的改革前三位的是：“收入分配改革”（65.9%）、“社會(hui) 保障改革”（44.1%）、“政治體(ti) 製改革”（占比33.6%）。

　　通過調查我們(men) 看到，收入分配改革是經濟體(ti) 製改革的重要內(nei) 容，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城鄉(xiang) 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促進社會(hui) 和諧等內(nei) 容的重要舉(ju) 措。也是老百姓最為(wei) 關(guan) 心的民生問題。

二

　　自2004年開始，我國就開始起草《關(guan) 於(yu) 加強收入分配調節的指導意見及實施細則》的報告。黨(dang) 的十七大報告也明確指出：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和公平的關(guan) 係，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引用馬克思的觀點談到，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其根本是要調整居民在生產(chan) 過程中所占的比重，但收入分配改革要有步驟進行，要有框架和頂層設計。

　　所以，如何解決(jue) 收入分配不公，如何解決(jue) 財富分配失衡，既要設計好大思路，找準問題根源，也要找準解決(jue) 問題的對策。筆者匯總多種改革建議和方案，擬成為(wei) 改革大思路的一部分：

　　1.我國的收入分配改革，是一個(ge) 結構性的問題。

　　2.我國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問題是國有資本的配置問題。比如現在七成的央企涉及房地產(chan) 行業(ye) ，這在很大程度上推高了地價(jia) 。解決(jue) 辦法應該將國有資本更多的配置在公益性領域，例如提供保障性住房。

　　3.收入分配格局劃分為(wei) 初次分配格局和再分配格局。

　　4.初次分配堅持效率優(you) 先，按勞分配為(wei) 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提高最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個(ge) 稅不再以個(ge) 人收入為(wei) 準，而是以家庭收入征收。

　　5.再分配要注重公平。調節過高收入者收入，規範個(ge) 人收入分配秩序，縮小地區之間和社會(hui) 成員收入分配間的分配差距。發放財政補貼，完善社會(hui) 保障製度，促進私人慈善事業(ye) 發展，加快城市化進程和推動新農(nong) 村建設。

　　6.推進壟斷國企、推進資源稅、增值稅擴圍改革，理順要素價(jia) 格體(ti) 係，提高個(ge) 稅起點，調節收入差距，完善價(jia) 格聽證製度等。

　　7.明確提高四類群體(ti) 收入：第一，農(nong) 民群體(ti) 。第二，城鄉(xiang) 困難居民家庭。第三，企業(ye) 和私營企業(ye) 、勞動密集型中小企業(ye) 的職工，主要是一線生產(chan) 工人。第四就是企業(ye) 退休人員。

　　簡而言之，收入分配改革要從(cong) 治標與(yu) 治本兩(liang) 個(ge) 方麵入手，治標是在直接調整收入上下工夫，治本則要從(cong) 收入分配深層次問題著手。

　　實施改革要多層次進行。首先，提高勞動報酬比重，扭轉初級分配失衡。其次。打破壟斷，縮小行業(ye) 間的差距，建立一種有利於(yu) 提高和維護資源配置效率和勞動效率的社會(hui) 公平機製。再次，強化對資產(chan) 差距的調節機製。最後要通過財政支出的擴大提高社會(hui) 整體(ti) 的福利水平。

　　2010年以來，我國已有30個(ge) 省區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雖然上調步伐加快，但目前最低工資標準多數在當地社會(hui) 平均工資的30%左右。如果到“十二五”末，最低工資標準能夠提高到社會(hui) 平均工資的40%，那麽(me) 將顯著地提高低工薪勞動者的收入。

　　最近，國家發改委相關(guan) 負責人表示，中央推進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的決(jue) 心很大。比如建立健全職工工資的正常增長機製，對央企母公司、子公司等高管薪酬的調控等措施都有望走向深入。

三

　　總的來說，推進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是今年關(guan) 鍵的改革之一。改革需要從(cong) 全局視角出發，同時避免思想上的“三大認識誤區”，即所謂的“人均GDP3000美元闖關(guan) 論”、“市場調節論”、“沒什麽(me) 大不了論”等。收入分配改革關(guan) 乎民眾(zhong) 切身利益，也是改革進入深水區的一次大考。■

第二篇 收入分配改革要解放思想和科學研究

作者：周天勇

　　未來要較好地解決(jue) 分配不公問題，要富裕人民群眾(zhong) ，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即分析問題和思考辦法要從(cong) 傳(chuan) 統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過去一提起解決(jue) 收入分配不公、城鄉(xiang) 差距過大、地區發展不平衡等問題，思路總是在公有與(yu) 私有、計劃與(yu) 市場、政府與(yu) 社會(hui) 、公平與(yu) 效率這樣一些關(guan) 係上繞圈子，最後得出的方略和對策，要麽(me) 意識形態味道太濃，原則性太強，在實踐中無法操作；要麽(me) 沒有大的和綜合性的思路，在小範圍和局部點上做文章；要麽(me) 被誤導，沒有認清關(guan) 鍵性問題，沒有針對主要和重要的方麵去解決(jue) 問題。

　　要解放思想

　　首先，要從(cong) “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有學者，甚至輿論界也想當然地認為(wei) ，在所有製結構上，公有經濟的成分多一些，社會(hui) 就會(hui) 公平一些；而私有經濟的成分多一些，社會(hui) 分配就會(hui) 不公平。這種看法是錯誤的。以我從(cong) 數據入手對東(dong) 亞(ya) 與(yu) 拉美的比較，對國內(nei) 各地區之間的比較看：國外，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zhong) 創業(ye) 不足的國家和地區，其基尼係數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係數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國內(nei) ，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zhong) 創業(ye) 不足的省區，如貴州、甘肅等省，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係數越高；越是創業(ye) 活躍和個(ge) 體(ti) 私營經濟比重大的省區，如浙江、江蘇等地，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係數越低。

　　其次，要從(cong) “計劃要多一些，市場要少一些”的思維定式上解放出來。一些學者認為(wei) ，是過分的市場經濟導致了社會(hui) 分配的不公，因此，解決(jue) 公平需要加大國家計劃籌集資源的力量，要用計劃的手段對財富進行再分配，進而實現分配的公平。這也是一種錯誤的看法。從(cong) 國際比較看，曾經實行計劃經濟體(ti) 製的蘇聯等國家，財富向權力階層分配和集中，不但沒有較多地創造財富，也沒有公平地分配財富。而從(cong) 國內(nei) 各地區的比較看，凡是市場經濟發展較為(wei) 成熟的省區，如浙江江蘇等地，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係數低；而凡是政府管理方式受計劃經濟體(ti) 製影響較深、市場化程度不高的省區，如東(dong) 北、西部等一些省區，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係數就高。

　　第三，要從(cong) “公平重一些，效率輕一些”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一些學者認為(wei) ，在發展到一定階段時，解決(jue) 收入分配公平問題，要放棄效率優(you) 先的指導思想，要偏重於(yu) 公平。這絕對是錯誤的看法。我們(men) 不能犧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個(ge) 不講求效率的社會(hui) ，必將沒有公平分配財富的基礎。從(cong) 下麵的分析看，公平的基礎看，關(guan) 鍵是加大勞動參與(yu) 創造和參與(yu) 分配GDP力量，增加中等收入人口，減少因失業(ye) 而貧困的人口等等，這要從(cong) 鼓勵創業(ye) ，調整就業(ye) 的產(chan) 業(ye) 結構，發展勞動密集型小企業(ye) 等等入手。這些解決(jue) 公平問題的重大的戰略舉(ju) 措，成敗在於(yu) 高度重視創業(ye) 、企業(ye) 、勞動和政府管理的效率，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去輕視效率。另外，公平比效率要重一些，如何重呢？如果是政府不鼓勵創業(ye) ，不鼓勵人民群眾(zhong) 去辦企業(ye) ，如果不鼓勵勞動者去努力尋找工作崗位和勤奮勞動，主要依靠國家去給予，結果會(hui) 似拉美一樣，福利壓力很大，國家債(zhai) 台高築，金融體(ti) 係脆弱，基尼係數反而居高不下。

　　第四，要從(cong) “片麵認為(wei) 公平主要由政府來調節，並且需要政府包”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一些專(zhuan) 家認為(wei) ，效率由市場來促進，實現公平主要依靠政府來調節和再分配。這種看法容易使政府不顧生產(chan) 力發展水平、脫離財力實際去分配財富，而居民越來越依賴於(yu) 政府來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視了社會(hui) 自我動力促進公平的積極性。我認為(wei) ，和諧社會(hui) 的劃分可分為(wei) 兩(liang) 類：一種是積極的和諧社會(hui) 。即公民都去積極地創業(ye) 和創造，都去勤奮地工作，中等收入人口越來越多，因失業(ye) 而貧困的人口越來越少，在此基礎上，政府對高收入人群進行征稅，對低收入人群進行補助，進而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另一種是消極的和諧社會(hui) 。公民去創業(ye) 和創造的積極性不高，失業(ye) 率很高，國家對企業(ye) 和勤奮工作的人課以重稅，然後去補貼大量的不積極創業(ye) 和創造的人群，這樣的社會(hui) ，結果必將是創業(ye) 和企業(ye) 艱難、財政赤字巨大、債(zhai) 務高企，最終難以為(wei) 繼。“拉美陷阱”的特征之一，就是政府不顧生產(chan) 力發展水平，不顧國家財力可能，對選民過度承諾福利，最後由於(yu) 財力不支，赤字過高，借債(zhai) 過多，導致財政金融和經濟動蕩和危機，使國民經濟跌入了1981―2000年長達20年的負增長和低速增長狀態。

　　簡言之，上述表麵上看起來正確，其實是錯誤的一些理論和思維方式，如果不對其進行深入的分析，不對其反思，如果長期在上述定性的爭(zheng) 論上糾纏不休，如不是從(cong) 經濟和社會(hui) 的內(nei) 在規律方麵務實地認識問題和解決(jue) 問題，我們(men) 在“十二五”期間解決(jue) 分配不公問題和富裕百姓的思路又會(hui) 陷入傳(chuan) 統思維的怪圈之中，結果又會(hui) 誤導解決(jue) 問題的方向，貽誤幾年時機，可能使GDP居民分配比例下降趨勢不能被控製，並且使城鄉(xiang) 和居民間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地區間發展越來越不平衡，問題不僅(jin) 得不到解決(jue) ，還會(hui) 越來越嚴(yan) 重，導致社會(hui) 越來越不穩定。

　　要科學分析和研究對策

　　收入分配及財富分布差距的形成，是一個(ge) 非常複雜的事情。通過科學和全麵地討論，基本上搞清楚中國許多年來，形成收入分配問題原因的內(nei) 在性和多方麵性，對於(yu) 我們(men) 對症下藥，解決(jue) 收入分配問題，有著重要的意義(yi) 。有時，搞清問題的形成原因，比沒有搞清楚之前，就著手解決(jue) 問題，顯得更為(wei) 重要。

　　從(cong) 理論和實踐上深入認識收入分配問題的形成原因，從(cong) 經濟學方法看，需要從(cong) 諸多的方麵觀察：如需要就現代經濟學的要素投入與(yu) 分配角度，從(cong) 一個(ge) 國家要素創造財富的結構與(yu) 各種要素被利用程度的關(guan) 係上考察；需要就產(chan) 業(ye) 經濟學的角度，從(cong) 生產(chan) 結構與(yu) 就業(ye) 結構之間的關(guan) 係觀察；需要就發展經濟學的角度，從(cong) 城鄉(xiang) 人口變動與(yu) 城鄉(xiang) 創造分配財富的關(guan) 係，以及農(nong) 業(ye) 非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結構與(yu) 就業(ye) 及人口結構的關(guan) 係上考察；需要就價(jia) 值形成和時間經濟學角度，從(cong) 財富的增值、積累和馬太效應等方麵考察；需要就公共經濟學、福利經濟學、製度經濟學角度，從(cong) 調節收入分配，防止收入分配漏損的方麵考察。

　　因此，在理論和政策研究界，我們(men) 需要對過去分析收入分配問題原因的一些思維方式進行調整。一是要從(cong) 收入分配問題的一元原因論，調整到綜合原因思路方麵。如收入分配問題單純是由工資過低造成，或者由腐敗和灰色收入造成，或者由公共服務和社會(hui) 福利不到位造成等等，都可能是片麵的。比如，不擴大就業(ye) ，僅(jin) 提高工資，就會(hui) 因企業(ye) 用機器替代人力，而使失業(ye) 增加；或者在不減少企業(ye) 稅負的情況下，硬性增加工資，可能使一批企業(ye) 倒閉，使失業(ye) 勞動者增加，從(cong) 而使收入分配問題趨於(yu) 更加嚴(yan) 重。再比如，如果僅(jin) 從(cong) 反腐敗和規範灰色收入入手解決(jue) 收入分配不公，而剩餘(yu) 在農(nong) 業(ye) 中的大量的人口和勞動力，分配日益下降的農(nong) 業(ye) 增加值，反腐敗再嚴(yan) 厲，也解決(jue) 不了因結構失衡導致的城鄉(xiang) 收入分配差距問題。二是要用多學科綜合的經濟學方法，從(cong) 淺層原因討論，到深層次的內(nei) 在原因的分析。比如，淺層次認為(wei) 收入分配就是一個(ge) 政府再分配的問題，不鼓勵創業(ye) ，不使勞動力充分利用，使勞動在創造財富的同時，分配財富，全部依靠政府來解決(jue) 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將會(hui) 形成一個(ge) 無效率，並且福利成本很高的國家；隻是往農(nong) 村投入，但是，不將農(nong) 村剩餘(yu) 和人口和勞動力轉移出來，相對過多的人口分配日益下降的農(nong) 村和農(nong) 業(ye) 增加值，城鄉(xiang) 差距永遠也不會(hui) 縮小；結構調整對改善收入分配非常重要，僅(jin) 僅(jin) 依靠發展容納就業(ye) 越來越少的工業(ye) ，而忽視能大量容納勞動力就業(ye) 和獲得收入的服務業(ye) 的發展，可能重工業(ye) 、重資本、重大企業(ye) 的經濟結構，本身就是導致收入分配不公的一個(ge) 發展模式。

　　因此，從(cong) 上述科學和綜合分析的造成收入分配的原因看，解決(jue) 問題，需要從(cong) 轉變發展方式，調整城鄉(xiang) 和產(chan) 業(ye) 結構，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ye) 和金融體(ti) 製改革，建立工資協商機製，完善財富流動和分配的調節體(ti) 係，打擊腐敗，規範收入秩序，防止財富的灰色收入流動和漏損等方麵，綜合治理，才能從(cong) 根本上抑製和解決(jue) 中國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

第三篇 收入分配改革要價(jia) 、稅、財聯動

作者：倪紅日

　　“消費主導”是中國轉型的大戰略

　　地方追求經濟總量，根在財政體(ti) 製

　　中央地方關(guan) 係要從(cong) 經濟總量導向轉向公共服務導向，其前提是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wei) 什麽(me) 1994年分稅製改革以後，中央地方財政關(guan) 係沒有轉向公共服務導向，而是地方政府的投資衝(chong) 動非常大呢？一些經濟學家說中國30年經濟高速增長主要是地方政府在推動，這個(ge) 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之所以這樣，實際上是現行的財政體(ti) 製、機製造成的。因為(wei) 1994年分稅製改革隻改了收入端，沒改支出端，地方政府支出本質上還是分灶吃飯，政府官員收入和當地公共服務水平都與(yu) 當地經濟發展、與(yu) GDP緊密正相關(guan) 。如果財政體(ti) 製機製不轉變，就不可能從(cong) 追求經濟總量、追求投資轉向公共服務。

　　收入分配改革要價(jia) 、稅、財聯動

　　關(guan) 於(yu) 收入分配方案的改革，我之前提出一個(ge) 建議，就是通過資源價(jia) 格的改革，來實現價(jia) 、財、稅聯動改革。單純提高居民收入和職工工資，對企業(ye) 來講，有利益關(guan) 係，會(hui) 有阻力。出路在於(yu) 把它納入整個(ge) 資源價(jia) 格改革大的改革係統裏，然後通過價(jia) 、稅、財和收入分配聯動推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

　　降低百姓必需品增值稅稅率

　　從(cong) 稅率的設計來講，我國名義(yi) 稅率在國際上是中等水平，但問題在於(yu) 食品和藥品，就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的增值稅稅率比較高。國際經驗，對這些必需品，有些國家免增值稅，有些國家實行特殊的低稅率，這樣會(hui) 明顯地降低人民日常生活當中食品、藥品的價(jia) 格。我主張增值稅稅率要和調整中央和地方關(guan) 係連帶考慮，可以考慮開征銷售稅，把銷售稅作為(wei) 地方政府的收入，然後把增值稅稅率降下來。

　　在體(ti) 製創新中控製財政收入增速

　　要控製整個(ge) 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的增速。現在稅收占GDP比重，宏觀上來講並不能算很高，關(guan) 鍵是它的增速很快。我們(men) 現在稅收征管並不完全按照稅法，而且稅法本身不嚴(yan) 密，彈性很大。更起作用的是地方政府要求稅務機關(guan) 完成一定的增收計劃指標。為(wei) 了應對資金缺口，包括保障性住房那麽(me) 大的資金缺口，需要完成增長百分之多少的稅收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這是硬杠杠。真正起作用的規則是在指標上麵，而且彈性也在這上麵。在現有體(ti) 製下，既然行政辦法導致高增長，那同樣可以用行政的辦法控製這種增速。當然關(guan) 鍵是需要加大體(ti) 製改革，把扭曲的體(ti) 製轉過來。■

第四篇 薛湧：貧富差距大中國必須對貧富分化說不

作者：薛湧

　　最近，國家發改委2010年重點課題《促進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機製》揭示，中國的貧富分化在急劇加速。從(cong) 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cong) 7.3倍上升到23倍。特別是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差距已達到曆史最高水平。在城鎮居民內(nei) 部差距、農(nong) 村居民內(nei) 部差距、城鄉(xiang) 居民之間差距中，城鄉(xiang) 差距最大。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差距對居民總體(ti) 收入差距的貢獻率在2007年達到64.45%。另據不久前公布的胡潤百富榜，2008年中國身價(jia) 超過10億(yi) 美元的富翁人數從(cong) 101名增至130名，這個(ge) 人數名列全球第二，僅(jin) 次於(yu) 美國。而前1000名最富裕人士的財富總和從(cong) 4390億(yi) 美元增至5710億(yi) 美元。中國的貧困人口估計接近3億(yi) 。據人均每日1.25美元的貧困線推算，這3億(yi) 人一年全部的財富不足1370億(yi) ，還不到前1000名最富裕的中國人一年5710美元財富總額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說，一個(ge) 頂尖巨富，占有的財富相當於(yu) 一百二十萬(wan) 窮人的家當。更令人憂慮的是，這樣驚人的貧富分化還在愈演愈烈地發展。目前我們(men) 還看不到有什麽(me) 強有力的社會(hui) 政策遏製這一趨勢。也很少有人研究這樣的趨勢發展下去對中國將帶來什麽(me) 樣的後果。

　　中國許多市場經濟的信徒認為(wei) ，貧富分化是社會(hui) 發展的必然過程。“隻有富人得到保護，窮人才能變富”的經典“涓滴理論”(主要指上層的財富必然涓滴滲透到下層)，在知識分子和媒體(ti) 中擁有廣大的市場。譴責貧富不公的，被他指斥為(wei) “仇富”。但是，這一理論已經被嚴(yan) 峻的事實所粉碎：富人致富，並沒有使窮人變富。我多年以來堅持、並在近著《仇富》中所闡明的立場，則獲得了新的現實意義(yi) ：健康的市場經濟，要從(cong) 保護普通百姓基本的權益出發，而不是從(cong) 維護富人的利益出發。市場經濟的基礎是權利，而不是財富本身。產(chan) 權的本質也是權利。從(cong) 保護基於(yu) 普通人的權利的小財富入手，就會(hui) 編織一個(ge) 細密的防護網，大財富隻要政黨(dang) ，也漏不過去，也會(hui) 得到保護。可惜的是，許多主流知識分子總把產(chan) 權主和富人聯係起來，覺得財產(chan) 不多的人就沒有什麽(me) 產(chan) 權值得保護。以保護大財富為(wei) 優(you) 先，所編織的就是非常粗大的保護網。大財富被保護了。小財富則照樣從(cong) 寬鬆的網眼中摔下去。這也是亞(ya) 當.斯密在十八世紀看到的“中國問題”：富人享受著太多的保護，窮人則幾乎沒有保護。

　　要知道，世界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貧富差距都比較小。比如以基尼係數衡量，歐洲日本大多在0.24到0.36之間。中國則高達0.47。發達國家中唯一例外是美國，達到0.4。但是，據最近《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報道，這次經濟危機正使美國的貧富差距迅速縮小。另外，奧巴馬競選時給富人加稅的均富政綱，受到74%選民的支持。以全民醫療保險為(wei) 目標的醫改案，也正在國會(hui) 推動。經濟和政治力量，預計將扭轉貧富分化的趨勢。

　　另外，美國的知識分子，也一直在思考貧富分化的社會(hui) 後果，並進行了係統的研究。其中，哈佛大學的多學科項目“不平等與(yu) 社會(hui) 政策”，綜合經濟學、社會(hui) 學、政治學、公共政策研究、健康與(yu) 醫學、教育學、法律與(yu) 工商管理等多學科，領先於(yu) 世，並產(chan) 生了初步的成果。

　　這些研究表明，貧富分化正在使美國在關(guan) 鍵的社會(hui) 指標上落後於(yu) 歐洲。比如，1983-1999年期間，隨著貧富分化的加劇，美國五十個(ge) 縣的男性和九百個(ge) 縣的女性的壽命在縮短。這代表了美國4%的男性和19%的女性人口！在人口壽命不斷延長的現代社會(hui) ，這構成了一個(ge) 驚人的社會(hui) 退步。另外，貧困人口的壽命明顯比富裕人口的壽命要短。但是，美國的富裕人口，比歐洲均富國家的富裕人口來壽命也短。可見，貧富分化對窮人和富人都產(chan) 生了不良影響。

　　另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wei) ，市場經濟強調的是機會(hui) 的平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這樣才能獎賞創造，使人們(men) 有足夠的工作動力，進而生產(chan) 更多的財富，提供更多的機會(hui) ，底層的人也得以更自由地晉升到上層。均分財富則使人們(men) 固定在自己原有的位置上，抑製了社會(hui) 流動。美國的“自由”，實際上給了窮人更多的機會(hui) 。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國的社會(hui) 流動，比挪威、芬蘭(lan) 、丹麥這些均富的“福利國家”要低。事實上，結果的不平等帶來了機會(hui) 的不平等。美國的貧富階層基本上分開住，所享受的醫療、教育等條件有天壤之別。窮孩子從(cong) 小就輸在起跑線上。據統計，最窮的五分之一的家庭，其子女長大後有42%仍然留在這個(ge) 階層中。最富的五分之一家庭，其子女長大後有39%繼續享受這同一階層的優(you) 越地位。世代貧困已經成為(wei) 美國的重大社會(hui) 問題。所以，許多學者在問：結果如此之不平等，是否說明遊戲規則本身的不公平？更有學者擔心，過分的貧富分化，使貧富階層的社會(hui) 和政治目標出現巨大分歧，進而破壞社會(hui) 的整合，威脅到了民主製度本身。

　　貧富分化傷(shang) 害我們(men) 社會(hui) 的整體(ti) 利益。中國必須對日益加劇的貧富分化說“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