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庫茲(zi) 涅茨曾提出，一國的收入差距與(yu) 經濟發展呈倒U型關(guan) 係，即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收入不平等狀況會(hui) 逐漸加劇；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以後，收入差距會(hui) 逐漸縮小。經濟發展與(yu) 收入分配的這一關(guan) 係，也被稱為(wei) “庫茲(zi) 涅茨曲線”。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發展實踐應驗了“庫茲(zi) 涅茨曲線”的前半部分，即經濟發展帶來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收入差距的持續擴大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和社會(hui) 各界的極大關(guan) 注。那麽(me) ，如何判斷目前我國收入差距的發展趨勢？綜合來看，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隨著中央調整收入分配關(guan) 係舉(ju) 措的不斷推出，我國正迎來收入差距變化的轉折點，但這一轉折還很不穩定，需要進一步的改革和政策支持。

　　收入差距縮小的拐點或已來臨(lin)

　　一國的收入差距主要決(jue) 定於(yu) 城鄉(xiang) 之間的收入差距、城鄉(xiang) 各自內(nei) 部的收入差距和城鄉(xiang) 之間的人口比重。城鄉(xiang) 之間的收入差距縮小，城鄉(xiang) 各自內(nei) 部的收入差距縮小，收入差距比較小的城鎮地區的人口比重上升，都會(hui) 帶動庫茲(zi) 涅茨拐點的出現。當前，跡象顯示我國收入差距縮小的拐點或已來臨(lin) 。

　　城鄉(xiang) 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縮小。據有關(guan) 研究，我國收入差距約50%來自城鄉(xiang) 之間的差距，城鄉(xiang) 差距的走向對整體(ti) 收入差距的變動起著決(jue) 定性作用。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城鄉(xiang) 之間的收入比最近兩(liang) 年持續下降，從(cong) 2009年的3.33下降到2010年的3.23，進一步下降到2011年的3.13。城鄉(xiang) 收入比下降的背後，是農(nong) 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實際增速連續兩(liang) 年超過兩(liang) 位數：2010年為(wei) 10.9%，這是近年來農(nong) 村居民純收入增長速度首次超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速度；2011年為(wei) 11.4%，顯著地快於(yu) 城鎮居民收入8.4%左右的增長。

　　城鄉(xiang) 中低收入群體(ti) 收入增長快於(yu) 高收入群體(ti) 。在社會(hui) 各界收入普遍增長的動態條件下，隻有低收入群體(ti) 的收入增長快於(yu) 高收入群體(ti) ，社會(hui) 收入差距才有可能縮小。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十一五”期間全國城鎮居民五等分收入組的收入增長出現差異性的變化，2010年城鎮居民低、較低、中、較高和高收入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比2005年增長89.3%、89.3%、87.4%、84%和79.7%。城鎮低收入組收入增長快於(yu) 高收入組，意味著城鎮內(nei) 部收入差距在縮小。農(nong) 村低收入群體(ti) 的收入增長也出現同樣的趨勢。2010年農(nong) 村居民按低、中低、中等、中高和高收入戶分組的人均純收入分別比2009年增長20.69%、16.43%、15.98%、15.04%和14.05%。今後一個(ge) 時期，雖然高低收入人群之間收入的絕對差距還可能拉大，但隻要相對收入差距縮小的趨勢繼續保持，整體(ti) 收入不平等程度就將得到改善。

　　城鎮化率超過50%。在我國工業(ye) 化和城鎮化過程中，城鄉(xiang) 收入差距不斷拉大，而農(nong) 村內(nei) 部收入差距始終大於(yu) 城鎮。這樣，人口從(cong) 收入差距較大的農(nong) 村向差距較小的城鎮遷移，就起到了減緩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未來，在持續的人口城鎮化與(yu) 城鎮地區收入差距縮小兩(liang) 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社會(hui) 整體(ti) 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望縮小。

　　收入差距拐點出現的原因

　　人口轉型和劉易斯拐點來臨(lin) ，勞動者工資迅速上漲。近幾年，勞動者工資上漲幅度較大，這是劉易斯拐點（勞動力從(cong) 供大於(yu) 求到供不應求的轉折點）出現的必然結果。由於(yu) 我國人口出生率下降和老齡化加速，勞動人口比重開始出現轉折性變化。2011年15歲—64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為(wei) 74.4%，比上年降低0.1個(ge) 百分點。與(yu) 此同時，我國經濟依然保持快速發展態勢，對勞動力的需求非常旺盛。一旦經濟發展對勞動力的需求大於(yu) 勞動力的供給，勞動力的“價(jia) 格”——工資自然會(hui) 上漲。2004年沿海省份開始出現“用工荒”，現在已經擴展到內(nei) 地省份。為(wei) 了應對勞動力短缺，企業(ye) 采取提高工人工資和福利待遇的手段以招聘到合適的工人。劉易斯拐點的出現，意味著勞動者工資開始脫離“生存工資”水平，並持續保持上升態勢。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達到13708元，比2005年增長75.8%；農(nong) 村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達到2431元，比2005年增長1.1倍。在城鄉(xiang) 居民工資都大幅上漲的同時，農(nong) 村居民的工資性收入增長快於(yu) 城鎮居民，城鄉(xiang) 工資性收入差距趨於(yu) 縮小。

　　勞動者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不同學曆勞動者之間的工資收入比穩中有降。根據2009年全國人口變動抽樣調查，我國粗文盲率下降到5.91%，新增勞動力人均受教育年限超過12.4年。教育的普及對教育收益率（每多受一年教育帶來的收入增長率）的變化產(chan) 生了重要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來市場取向的改革，使人力資本的市場價(jia) 值得以實現，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從(cong) 較低水平提高到10%左右，這也是不同受教育水平勞動者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隨著勞動者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高學曆勞動者不再稀缺，教育收益率逐漸穩定，不同學曆勞動者的工資比不再上升，近年來甚至出現工資趨同的現象，不同學曆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在縮小。隨著我國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進一步普及和教育公平得到保障，教育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積極效應將進一步顯現。

　　惠農(nong) 政策持續加力，農(nong) 民增收能力不斷提高。2004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聚焦“三農(nong) ”問題，著力促進農(nong) 村改革、農(nong) 業(ye) 增效、農(nong) 民增收，取得了顯著成效。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發展水平的提升，2007年以來我國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出現明顯上漲趨勢。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走高固然會(hui) 推動社會(hui) 總體(ti) 價(jia) 格水平上漲，但也意味著農(nong) 民收入提高。長期以來，我國工業(ye) 產(chan) 品和農(nong) 業(ye) 產(chan) 品之間存在價(jia) 格剪刀差，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上漲是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恢複到合理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工業(ye) 反哺農(nong) 業(ye) 的具體(ti) 形式。同時，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率逐年提高。以糧食為(wei) 例，2010年糧食單產(chan) 較2005年提高7.1%，因單產(chan) 提高帶來的糧食增產(chan) 約3450萬(wan) 噸，占糧食增產(chan) 總量的55%左右。隨著農(nong) 業(ye) 科技投入的增加和現代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技術的推廣，未來農(nong) 民收入提高的前景將更加廣闊。

　　收入再分配政策不斷完善，向低收入群體(ti) 傾(qing) 斜的政策效應開始顯現。隨著收入分配問題重要性的日益上升，中央提出要“更加注重社會(hui) 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調節過高收入，堅決(jue) 取締非法收入，促進共同富裕”，一係列向低收入群體(ti) 傾(qing) 斜的收入再分配政策相繼出台。近年來，各地不斷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城鄉(xiang) 養(yang) 老、醫療和最低生活保障等製度逐步完善，覆蓋麵迅速擴大；退休人員基本養(yang) 老金水平持續提高；教育領域加大了對來自中低收入家庭學生的補貼，各級教育累計每年補貼支出數百億(yi) 元。低收入群體(ti) 從(cong) 這些政策中受益良多，居民家庭轉移性收入在“十一五”期間保持了10%以上的年均增長速度。

　　進一步鞏固收入差距縮小趨勢

　　應當指出的是，雖然目前我國正迎來收入差距縮小的拐點，但也存在一些不確定性。為(wei) 了鞏固收入差距縮小趨勢，需要在以下幾方麵繼續努力。

　　進一步深化市場取向的經濟體(ti) 製改革，為(wei) 低收入群體(ti) 創造更多機會(hui) 。隨著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建立，居民收入更多地依賴個(ge) 體(ti) 在市場上的表現。當前的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很大程度上是改革不徹底造成的。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技術變化和產(chan) 業(ye) 轉型會(hui) 給社會(hui) 個(ge) 體(ti) 帶來大量機會(hui) ，完善的市場經濟體(ti) 製能夠確保個(ge) 體(ti) 獲得相對平等的機會(hui) 。如果低收入群體(ti) 能平等地獲得向高收入職業(ye) 和產(chan) 業(ye) 轉移的機會(hui) ，那麽(me) ，由職業(ye) 和行業(ye) 特征所帶來的收入差距會(hui) 縮小。然而，目前石油、電力、金融等行業(ye) 還處於(yu) 壟斷地位，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發揮還不充分，教育、社會(hui) 保障等體(ti) 製還不健全。這些因素阻礙了低收入群體(ti) 獲得提高收入的機會(hui) ，成為(wei) 擴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應進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市場壟斷，減少行政幹預，保證市場機會(hui) 的公平分配。

　　繼續深化戶籍製度改革，推動城鎮化率穩步提高。戶籍與(yu) 居民享受的教育、醫療以及社會(hui) 保障等公共服務高度相關(guan) ，戶籍製度成為(wei) 城鄉(xiang) 差距的重要原因。另外，我國城鎮地區收入差距小於(yu) 農(nong) 村地區，進一步提高城鎮化率，讓更多的人口生活在城市，能夠有效控製和降低收入差距。因此，改革戶籍製度是鞏固收入分配差距縮小趨勢的重要措施。前不久發布的《國務院辦公廳關(guan) 於(yu) 積極穩妥推進戶籍製度改革的通知》，進一步放寬了中小城市的落戶政策，並明確規定今後出台有關(guan) 就業(ye) 、義(yi) 務教育與(yu) 技能培訓等政策措施不與(yu) 戶口性質掛鉤。應以此為(wei) 契機，繼續深化戶籍製度改革，逐步建立城鄉(xiang) 統一的戶口管理製度，實現城鄉(xiang)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斷縮小城鄉(xiang) 差距。

　　進一步加強勞動力市場製度建設，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勞動者的工資既與(yu) 勞動供需結構相關(guan) ，也與(yu) 勞動者在工資談判中的地位相關(guan) 。在缺乏有效工資協商製度的情況下，勞動者的工資難以與(yu) 勞動生產(chan) 率同步變動，勞動者的合法權益也難以得到有效保障。勞資雙方出現爭(zheng) 議是任何國家都避免不了的事情，如何建立一種公正的製度有效處理勞資糾紛是解決(jue) 問題的關(guan) 鍵。因此，應繼續加強工資集體(ti) 協商製度建設，切實加強工會(hui) 的作用，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

　　繼續增加對教育、醫療、社保等領域的投入，增加中低收入群體(ti) 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對收入分配具有重要作用。我國收入差距拉大，主要不是由於(yu) 高收入者收入增長過快，而是低收入者收入增長太慢。特別是農(nong) 村低收入群體(ti) ，其收入的絕對規模和相對增速都處於(yu) 較低水平。低收入群體(ti) 收入水平的提高取決(jue) 於(yu) 多種因素，其中個(ge) 人的才能、健康等是基礎性因素。因而，要提高低收入群體(ti) 的收入水平，就必須提高其人力資本水平。應繼續增加教育、醫療與(yu) 社會(hui) 保障支出，特別是加強對流動人口的教育和培訓，使他們(men) 享有更好的教育、醫療和社會(hui) 保障等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