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kaiyun官方地址研究報告《消費主導中國轉型大戰略》發布會(hui) 上，全國政協委員、kaiyun官方地址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帶來了他今年的兩(liang) 會(hui) 提案：盡快推出收入分配方案改革和以公益性為(wei) 目標調整國有資本配置。

　　“當前國有資本主要配置在市場競爭(zheng) 領域，既對民營經濟產(chan) 生擠出效應，又加大了投資過熱。更重要的是很難體(ti) 現出國有資本的公益性，不利於(yu) 社會(hui) 公平。”遲福林表示。

　　當日的座談會(hui) 上，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卓元表示，在分配方麵的無序狀態，恐怕中國的混亂(luan) 現象在大國中是最嚴(yan) 重的。他最近發現自己的工資條上，基本工資僅(jin) 占整個(ge) 工資條上收入的20%不到。

　　“工資條越來越長這是不正常的，而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一拖再拖。”張卓元說。

　　提高國企分紅比例

　　在張卓元看來，收入分配改革比壟斷行業(ye) 改革更難。

　　“收入分配改革因為(wei) 牽扯的人太多，壟斷行業(ye) 畢竟隻是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但是不推進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分配結構的調整也很難。”張卓元表示。

　　在遲福林看來，當前政府自身利益的形成具有普遍化、加大化的趨勢，增長主義(yi) 政府的傾(qing) 向已經形成，更重要的是，很難體(ti) 現出國有資本的公益性，不利於(yu) 社會(hui) 公平。在公共產(chan) 品短缺時代，迫切需要以提高公益性為(wei) 目標重新調整國有資本配置結構。

　　對此，遲福林建議，把一部分國有資本從(cong) 經濟領域退出，重新配置到社會(hui) 領域，使民營經濟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二是逐步提高國有資本的收租分紅比例，爭(zheng) 取在未來5年提高10~15個(ge) 百分點，使國有資本尤其是資源性國有資本及其收益成為(wei) 社會(hui) 福利建設的重要支撐。

　　張卓元也認為(wei) ，國有企業(ye) 利潤上交比例應該提高，美國企業(ye) 利潤分紅比例是26%，法國、瑞典等國家國有企業(ye) 的分配比例平均達到33%。我們(men) 2010年分紅上交還不到10%，這個(ge) 太低了。

　　“提高國有企業(ye) 的上交比例還要明確一條，上交分紅應該主要用於(yu) 增加社會(hui) 保障。”張卓元表示，有人大常委提出，社會(hui) 保障基金要達到兩(liang) 萬(wan) 億(yi) ，而現在隻有八千億(yi) ，連一半都不到。

　　在張卓元看來，重要的一點就是，財政支出要向民生方麵傾(qing) 斜。“十二五”規劃中財政支出用於(yu) 民生的部分占的比例很小，大部分搞基礎設施建設，這方麵需要糾正。

　　“當然中央的精神還是比較清楚的，財政支出應該向民生部分傾(qing) 斜，應該規定一個(ge) 比例。”張卓元表示。

　　雖然收入分配改革困難重重，但國研中心研究員倪紅日給出了自己的建議。

　　上周在人大預算工委的會(hui) 議上，倪紅日就提出，通過資源價(jia) 格的改革，來實現價(jia) 、稅、財、收入分配聯動性改革。

　　作為(wei) 多年關(guan) 注收入分配改革的委員，遲福林呼籲，在本屆政府任期內(nei) ，應該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同時建議年內(nei) 廣泛征求社會(hui) 各方意見，出台與(yu)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直接相關(guan) 的配套改革方案，比如財政、稅收體(ti) 製的改革等。

　　“潛規則”導致稅收增長過快

　　當日的座談會(hui) 上，學者們(men) 認為(wei) ，收入分配改革要與(yu) 結構性減稅相結合。

　　張卓元表示，為(wei) 什麽(me) 我國財政收入占比那麽(me) 高，跟增值稅太高有關(guan) 係。將來增加居民收入，增值稅稅率可以考慮降低。不過他也承認，這個(ge) 很難。“哪屆政府都很難下這個(ge) 決(jue) 心，因為(wei) 會(hui) 影響財政，但從(cong) 長遠來看，這是可以考慮的。”

　　對於(yu) 增值稅稅率過高，倪紅日表示，從(cong) 當初的設計和現在實際征收情況看，名義(yi) 稅率在國際上是中等水平，但問題在於(yu) 食品和藥品等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上，我國的增值稅稅率比較高。

　　“有些國家是免增值稅的，或者實行特殊的低稅率，這樣會(hui) 大幅度或者說比較明顯地降低人民日常生活當中食品、藥品的價(jia) 格，國內(nei) 有這方麵的呼聲，但還沒有占到主導地位。”倪紅日表示。

　　作為(wei) 財稅領域的專(zhuan) 家，倪紅日認為(wei) ，一定要控製住整個(ge) 財政收入和稅收收入的增速。

　　“以現在的比例，稅收占GDP比重宏觀上來講並不算很高，關(guan) 鍵是增速很快。說了半天要減稅，但結果是增稅，增長速度還是那麽(me) 快。”倪紅日表示。

　　據她介紹，由於(yu) 我國稅法實施起來彈性很大，對稅收更起作用的是地方計劃指標，比如地方政府為(wei) 了應付資金缺口，要求自己的稅務機關(guan) 完成一定的稅收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指標，形成了征稅的“潛規則”。

　　“對稅收真正起作用的規則在指標上麵，而且彈性也在這。體(ti) 製、機製決(jue) 定了稅收和財政收入就是這樣高速增長。我反過來建議，既然用行政辦法或者潛規則增加稅收，那同樣用潛規則可以控製這種增速，但現在看來南轅北轍。”倪紅日說。

　　她表示，現在的財政體(ti) 製是刺激地方政府，激勵它追求GDP，通過投資來建企業(ye) ，通過企業(ye) 搞稅源，通過稅源來提高工資中津貼的部分。

　　“工資是中央給的，津貼就是當地自己創造的，這完全跟當地GDP掛在一起。當然還有其他原因，但是財政體(ti) 製本身的體(ti) 製、機製如果不轉變，就不可能從(cong) 追求經濟總量、追求投資轉向公共服務均等化。”倪紅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