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cong)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也可證實，大量的儲(chu) 蓄和資本積累是一個(ge) 國家實現經濟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隻要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就一定會(hui) 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論並不可取。當然，我們(men) 並不是鼓勵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men) 應該實現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動態平衡，恰當地找好二者的結合點。

　　中國經濟30年的持續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一個(ge) 奇跡，國家經濟實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改善，國際競爭(zheng) 力不斷增強。然而，在經濟蒸蒸日上、國家日益富強的背後，與(yu) 經濟增長相伴隨的各種矛盾也隨之凸顯，其中，中國能否處理好收入分配與(yu) 經濟增長問題，實現二者的動態均衡發展，從(cong) 而打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魔咒，成功實現從(cong) 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跨越已成為(wei) 國內(nei) 學界、政界廣泛關(guan) 注的焦點。雖然國內(nei) 這一問題討論者眾(zhong) 多，但目前並沒有一致結論。本文將從(cong) 發展經濟學理論的視角對收入分配與(yu) 經濟增長的關(guan) 係進行梳理，並對典型國家的“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進行研討，以豐(feng) 富我們(men) 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收入分配與(yu) 經濟增長的理論梳理

　　由於(yu) 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收入分配理論更多探討的是資源最優(you) 配置問題和生產(chan) 要素定價(jia) 問題，與(yu) 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的關(guan) 係沒有太多的直接聯係，在此，我們(men) 不去贅述。我們(men) 隻著重闡釋馬克思、凱恩斯以及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收入分配與(yu) 經濟增長關(guan) 係。

　　馬克思主義(yi) 經濟學針對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的現實情況，指出利潤與(yu) 工資之間的比例分割問題是決(jue) 定著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經濟增長的重要基礎。工人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獲得工資來購買(mai) 生活必需品，用於(yu) 維持自己的生活。資本家則通過自己所占有的資本和榨取工人的剩餘(yu) 價(jia) 值來獲得利潤，從(cong) 而用於(yu) 購買(mai) 新的生產(chan) 資料或用於(yu) 擴大再生產(chan) 。收入轉化為(wei) 利潤的比例越大，資本家用於(yu) 購買(mai) 新的生產(chan) 資料、擴大再生產(chan) 的資本積累越快，經濟增長也因此而實現。因此，資本積累決(jue) 定著經濟增長，而工資和利潤比例的分割則決(jue) 定著資本積累的快慢。當然，馬克思主義(yi) 的收入分配與(yu) 經濟增長有著特定的階級背景，是資本家靠剝削工人、榨取剩餘(yu) 價(jia) 值來維護資本主義(yi) 經濟增長的手段，實現自己階級統治的方式，與(yu) 我們(men) 現在所談論的收入分配與(yu) 經濟增長的關(guan) 係有著截然不同的特點。

　　20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的出現誕生了凱恩斯主義(yi) 經濟學。凱恩斯主義(yi) 認為(wei) ，當時經濟蕭條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最主要原因則是分配不公平。在凱恩斯的經濟學框架裏，要想實現充分就業(ye) ，促進經濟增長，必須首先解決(jue)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問題，因而經濟增長取決(jue) 於(yu) 國民收入分配的公平與(yu) 否。凱恩斯顛覆了傳(chuan) 統的隻以市場調節為(wei) 主的收入分配理論，認為(wei) 收入分配公平的實現必須要有國家參與(yu) 到其中，通過市場調節和國家幹預雙重方式才能真正做到收入分配的公平、公正，從(cong) 而達到滿足有效需求和經濟增長的目的。凱恩斯還為(wei) 醫治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給出了“藥方”，一是提高富人的所得稅，二是消滅食利者階層。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現代經濟學的主要代表如卡爾多、羅賓遜和劉易斯等人對收入與(yu) 經濟增長的關(guan) 係進行了係統而深入的研究。卡爾多和羅賓遜認為(wei) ，在經濟快速增長的過程中，國民收入的積聚效應也會(hui) 呈現，會(hui) 越來越多地集中到資本家手中。雖然利潤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會(hui) 不斷增加，但工資所占比重會(hui) 不斷下降。久而久之，就會(hui) 形成收入分配關(guan) 係的失調，引發社會(hui) 衝(chong) 突，影響經濟增長。他們(men) 認為(wei) ，要想擺脫這一局麵，實現經濟的穩定、快速增長，必須調整利潤和工資的分配關(guan) 係，保證收入分配的均衡發展，從(cong) 而保障經濟穩定增長。劉易斯則在其著名的二元經濟結構模型中指出，要實現二元經濟的快速增長，收入分配不均等是一個(ge) 必要條件，隻有在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狀況下，國民收入才能夠集中於(yu) 少數人手中，實現資本積累的快速增加，從(cong) 而推動二元經濟結構從(cong) 低水平的均衡向高水平的均衡轉換，在這一轉換過程中，也就實現了經濟增長的目的。在劉易斯的經濟增長理論中，隱含了這樣一個(ge) 命題，即收入均等化是經濟發展到特定階段的必然結果，在經濟發展未達到特定階段之前，任何收入分配均等化的努力都會(hui) 給經濟增長帶來衝(chong) 擊，都會(hui) 因減少儲(chu) 蓄、投資而令經濟增長中斷，即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與(yu) 經濟增長這二者之間是互相矛盾的，不可能同時實現。

　　20世紀七十年代，針對資本主義(yi) 經濟出現的滯脹問題。西方經濟學家開始依托內(nei) 生經濟增長理論來探討收入分配影響經濟增長的機製，其主要代表人物為(wei) 阿爾辛娜。阿爾辛娜指出，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會(hui) 使低收入者在富人麵前產(chan) 生嚴(yan) 重的不滿情緒，當這種不滿情緒蔓延到對整個(ge) 社會(hui) 經濟狀況的不滿時，就會(hui) 產(chan) 生社會(hui) 變革的要求，從(cong) 而帶來政治動蕩。即使低收入者的不滿情緒沒有達到政治動蕩的態勢，低收入者也會(hui) 因其艱難處境而做出一些對社會(hui) 治安不利的行為(wei) ，惡化投資環境，國家還要用更多的資料來杜絕這種行為(wei) ，長此以往，國家的物質資本積累會(hui) 降低，經濟增長會(hui) 下降。

　　雖然不同的經濟學派從(cong) 不同的角度對收入分配與(yu) 經濟增長的關(guan) 係問題進行了探討，但並沒有一個(ge) 普適的結論，每一個(ge) 學派的觀點都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國家背景、階級特征或局限性，收入分配與(yu) 經濟增長的具體(ti) 關(guan) 係還要更多的依據各國的經濟實踐和實證檢驗來證實。

　　從(cong) 發展經濟學關(guan) 於(yu) 經濟增長與(yu) 收入分配關(guan) 係的理論發展沿革來看，也經曆了一個(ge) 不斷深化和重大轉變的過程。

　　早期的經濟發展理論在處理經濟發展與(yu) 收入分配的關(guan) 係問題上，信奉的是凱恩斯的“收入分配決(jue) 定論”。這一理論以發達國家的曆史經驗為(wei) 依據，提出了以“效率優(you) 先”為(wei) 特征的分配原則。認為(wei) 當發展中國家取得國家政權後，不要急於(yu) 去縮小高度懸殊的收入分配差距，而是要以促進經濟增長為(wei) 首要目標，根據社會(hui) 各階層不同的儲(chu) 蓄偏好，在製訂收入分配政策時，要向儲(chu) 蓄偏好高的階層傾(qing) 斜。即追求“馬太效應”，因為(wei) 《馬太福音》說：“讓富有的更富有，讓貧窮的更貧窮。”高收入階層由於(yu) 其各項生活需求都已經得到了充分的滿足，再有收入，便用於(yu) 儲(chu) 蓄。而儲(chu) 蓄會(hui) 轉化為(wei) 投資，投資形成資本，資本推動經濟增長。當把社會(hui) 福利這塊蛋糕做大以後，再通過所謂的“涓滴效應”一點一滴地惠及到社會(hui) 的各個(ge) 階層，最終，平等也就實現了。然而，由於(yu) 發展中國家的高收入階層在盲目追求“攀比效應”的主導下，不是將增加的收入用於(yu) 擴大再生產(chan) ，而是追求奢侈性消費，這一過程在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出現，人們(men) 看到的卻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在20世紀的60年代和70年代期間取得了相對來說較高的人均收入增長率，可是，對於(yu) 處於(yu) 這些國家底層的40%以上的人口來說，在就業(ye) 、平等和實際收入增加方麵卻很少或根本沒有什麽(me) 改善，甚至實際上還有所下降。這種狀況表明，按照傳(chuan) 統的“先增長、再分配”戰略，不僅(jin) 不能通過提高發展中國家資本積累與(yu) 資本形成的能力，最終提升整個(ge) 社會(hui) 的福利水平，反而會(hui) 使貧富差別更為(wei) 懸殊，原本就已非常緊張的社會(hui) 矛盾更加尖銳。

　　這一情形大大動搖了傳(chuan) 統的發展經濟學觀點，從(cong) 而一種以爭(zheng) 取就業(ye) ，改進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分配為(wei) 目標的新的“隨增長，再分配”的經濟發展戰略在20世紀70年代首先由在世界銀行工作的錢納裏和斯特勞特等經濟學家提出，以後又逐漸演化為(wei) 滿足人民基本需要的理論和相應的發展戰略。

　　早在1965年聯合國提出的第一個(ge) 十年發展戰略後五年的社會(hui) 發展方案中，曾經提到要求各國執行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1960年代末，在聯合國第二個(ge) 十年發展戰略中，更為(wei) 明確地指出“發展的最終目的，必須是使個(ge) 人的福利得到不斷進步，並給所有的人帶來好處”，並強調發展中國家要實行“隨著增長而重新進行分配”的發展戰略。除了經濟增長、工業(ye) 發展指標外，還把教育、保健、營養(yang) 、住房、收入分配、就業(ye) 、人力資源開發和農(nong) 村發展等社會(hui) 指標也作為(wei) 發展的重要內(nei) 容。應該說，在此已經提出了滿足人民基本需要的戰略設想，或者說是社會(hui) 經濟綜合發展的戰略設想。

　　隨增長再分配和滿足基本需要的理論首先在發展的定義(yi) 方麵向傳(chuan) 統的發展理論提出了挑戰，新的理論認為(wei) ：單純的人均國民生產(chan) 總值的增長並不等於(yu) 發展。發展是一種充分發揮人的潛力的社會(hui) 經濟和政治變革的過程，它著眼於(yu) 廣大貧困人口的生活現狀，是一個(ge) 人們(men) 生活水準不斷得到改善的漸進過程。因此，發展應該包括正義(yi) 、公平、收入分配和服務等內(nei) 容。應該重視農(nong) 村的發展，提供新的就業(ye) 機會(hui) ，滿足人們(men) 的基本需要。發展還應該重視生活質量，關(guan) 心物質和精神的價(jia) 值，使生活過得有意義(yi) 。這一理論強調，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經濟結構的變革，都不足以構成發展的目的，而不過是為(wei) 達到發展目標所采取的一個(ge) 手段。發展的真正目標應該是首先保證最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基本需要。

　　典型國家或地區“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分析

　　“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在2006年被世行提出後，得到了人們(men) 的廣泛關(guan) 注。根據世行對國家收入的分類標準，拉美地區和東(dong) 南亞(ya) 地區的某些國家如墨西哥、馬來西亞(ya) 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而東(dong) 亞(ya) 地區的日本、韓國則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國家。

　　拉美地區。拉美地區是中等收入陷阱地的典型代表，其特點是，該地區並不隻是零星的國家具有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而是集團性的、地區性的，幾乎整個(ge) 拉美地區的國家都一直深受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擾。這些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邁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但直到今天還尚未跨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如墨西哥1974年的人均GDP為(wei) 1255美元，到2009年為(wei) 8144美元；巴西1975年時人均GDP為(wei) 1144美元，到2009年時為(wei) 8121美元；哥倫(lun) 比亞(ya) 1979年時，人均GDP為(wei) 1063美元，到2009年時為(wei) 5126億(yi) 美元；阿根廷從(cong) 1962年時的1145美元上升到20世紀末的8000多美元，到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到2009年時又上升到7666美元。上述國家的人均GDP一直在忽高忽低的徘徊，但從(cong) 未突破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在原地踏步的同時，還積弱纏身，引發了大量的社會(hui) 問題。具體(ti) 分析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經濟發展模式僵化。為(wei) 振興(xing) 本國經濟，拉美國家在20世紀30、40年代基本都實施了進口替代的經濟發展模式，大力發展本國工業(ye) 。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在初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為(wei) 拉美國家的經濟起飛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產(chan) 業(ye) 分工的浪潮中，拉美國家還固守著原有的發展模式，沒有積極參與(yu) 到國際產(chan) 業(ye) 分工的鏈條之中。自給自足、大而全的發展模式令拉美國家無法發揮自己的比較優(you) 勢，逐漸與(yu) 世界經濟脫軌，陷入了被動局麵。

　　第二，宏觀經濟政策失誤。20世紀80年代，拉美國家為(wei) 了扭轉經濟發展不利的情形，大都實施了美國為(wei) 其提出的“貝克計劃”，其核心是大幅度推進私有化進程，實施經濟的自由化。激進式的改革方案令拉美國家當時的現實經濟難以承受，不但沒有達到扭轉經濟形勢的初衷，還造成了外債(zhai) 激增、經濟大幅萎縮、資本外逃嚴(yan) 重、失業(ye) 率高企等困境，經濟發展幾乎停滯甚至倒退。宏觀經濟政策的失誤給拉美國家帶來了嚴(yan) 重的經濟衝(chong) 擊。

　　第三，貧富差距擴大。拉美國家一直片麵追求經濟增長，忽視了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問題。在拉美國家經濟快速提升的過程中，社會(hui) 財富日益集中到少數人手中。以衡量社會(hui) 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來說，拉美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的基尼係數基本都在0.44~0.66的高位區間，巴西在20世紀90年代還處於(yu) 0.64的高位。貧富差距的迅速擴大導致了居民消費不足，內(nei) 需不振，還引發了大量的社會(hui) 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經濟增長。

　　馬來西亞(ya) 。20世紀50年代開始，馬來西亞(ya) 根據本國的現實情況，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在較短的時間內(nei) 大幅提升了本國經濟。到1980年時，其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達到了1812美元，成為(wei) 亞(ya) 洲“四小虎”之一。然而，就在世界為(wei) 其矚目並期盼其取得更好的經濟發展成績時，馬來西亞(ya) 卻進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深受其擾，無法脫身。到2008年，馬來西亞(ya) 的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也僅(jin) 達到8209美元，遲遲無法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究其原因：一是經濟政策脫節，沒有跟上經濟形勢。進入20世紀80年代後，馬來西亞(ya) 仍然奉行的是20世紀70年代製定的《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更多強調的是政府對價(jia) 格的幹預，市場化改革緩慢，無法滿足本國經濟發展的需求；二是亞(ya) 洲金融危機的衝(chong) 擊。亞(ya) 洲金融危機的爆發，給馬來西亞(ya) 的經濟帶來了巨大的衝(chong) 擊。在亞(ya) 洲金融危機前夕，奉行金融自由化的馬來西亞(ya) 無論是在經常項目還是在資本項目上都已大規模開放。在沒有經濟“防火牆”的保護下，亞(ya) 洲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其損失慘重，元氣大傷(shang) ，並且長時期無法恢複，本已受到多重困擾的經濟增長更是雪上加霜；三是貧富差距問題。隨著馬來西亞(ya) 經濟的快速擴張，經濟規模的擴大，國內(nei) 的貧富差距也日益擴大，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加劇了國內(nei) 經濟的非穩定增長。

　　菲律賓。菲律賓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成為(wei) 亞(ya) 洲經濟增長的新星，甚至被世界銀行貼上“未來經濟強國”的標簽。但在經曆30年的高速增長之後，其經濟形勢一落千丈，不但沒有成功實現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成功跨越，反而陷入了經濟倒退——前進——倒退的怪圈，與(yu) 同等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國家和馬來西亞(ya) 相比，菲律賓的經濟狀況更為(wei) 糟糕。到2000年時，菲律賓的人均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才為(wei) 3600美元，2005年為(wei) 5000美元，2009年又倒退到3100美元。總結原因：一是菲律賓的兩(liang) 極分化嚴(yan) 重。這種兩(liang) 極分化不僅(jin) 體(ti) 現在高收入階層和低收入階層的貧富差距之間，更體(ti) 現在城鄉(xiang) 差距之間，農(nong) 村過於(yu) 貧窮，並且農(nong) 民最基本的生產(chan) 資料土地問題一直存在著嚴(yan) 重的分配不公，產(chan) 權不清晰。兩(liang) 極分化限製了貧困家庭的收入及消費，對經濟增長起到了很大的抑製作用。二是人才匱乏。種種條件的限製，令菲律賓高端、熟練勞動力極其匱乏。在人力資本競爭(zheng) 激烈的今天，人才的缺失使菲律賓難以吸引國際資本，加之自有資本的匱乏，難以實現有效的投資，經濟增長因此而受到影響。三是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部環境，內(nei) 生經濟增長動力缺失。長期以來，菲律賓將經濟增長的動力過度依賴在外部環境上，缺乏經濟轉型的動力，這種高度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在經濟發展前期可以迅速達到提升本國經濟的目的，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後，如不及時轉型，經濟遭受衝(chong) 擊的風險也大大增加。尤其像菲律賓這樣的小國經濟，世界經濟的波動極易給其帶來衝(chong) 擊，例如1997年亞(ya) 洲金融危機的衝(chong) 擊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衝(chong) 擊都使菲律賓的經濟遭受了重創。

　　我們(men) 以案例的形式分析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或地區的典型特征或原因，除上述國家或地區外，還有一些國家如泰國及東(dong) 南亞(ya) 地區的其他小國也屬“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行列，但由於(yu) 國家較小並且其特征與(yu) 我們(men) 上述分析的國家相比並無本質差異，這裏就不再一一列舉(ju) 。

　　點 評

　　通過對收入分配與(yu) 經濟增長關(guan) 係的理論梳理及進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案例分析可知，收入分配與(yu) 經濟增長存在著較為(wei) 緊密的關(guan) 係，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持續存在會(hui) 阻礙經濟增長。但需要強調的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並不是某個(ge) 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條件，它隻是“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充分條件。在具備“中等收入陷阱”特征的國家中，經濟發展模式問題、經濟結構和產(chan) 業(ye) 結構問題、宏觀經濟政策問題、人力資本問題、技術創新問題都是影響一國從(cong) 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跨越的障礙，收入分配問題隻是眾(zhong) 多影響因素之一。因此，我們(men) 不能誇大收入分配不公對“中等收入陷阱”的影響。況且，收入分配的不公平還存在一個(ge) 度的問題，在經濟快速發展過程中，必然會(hui) 伴隨著收入分配差距問題，隻要收入分配的差距在一個(ge) 合理的度的範圍之內(nei) ，並不會(hui) 影響經濟增長，更不會(hui) 致使一個(ge) 國家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行列。相反，在合理範圍之內(nei) 的收入分配差距還有利於(yu) 資本的積累，有利於(yu) 經濟的增長。尤其是對大多數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特征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更是如此。就如劉易斯指出的那樣，要實現二元經濟的快速增長，收入分配不均等是一個(ge) 必要條件，隻有在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狀況下，才能實現資本積累的快速增加。而從(cong) 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踐也可證實，大量的儲(chu) 蓄和資本積累是一個(ge) 國家實現經濟提升的重要因素。因此，隻要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就一定會(hui) 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推論並不可取。當然，我們(men) 並不是鼓勵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men) 應該實現收入分配和經濟增長二者之間的動態平衡，恰當找好二者的結合點。

　　目前，我國部分人士認為(wei) ，當前的經濟發展應首先實現公平問題，大力提高人們(men) 收入，改善民眾(zhong) 生活水平，讓人民群眾(zhong) 普享階段性經濟增長的成果，借此激發人們(men) 生產(chan) 、生活的積極性，並以此為(wei) 起點，向更高的經濟增長目標邁進，即先分好蛋糕，再做大蛋糕問題。如若不然，中國經濟很可能會(hui) 由於(yu) 發展後勁不足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而另有部分人士認為(wei) ，中國應繼續延續過去三十年的經濟發展戰略，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現先富帶動後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種觀點強調中國目前應繼續以經濟增長為(wei) 核心，當經濟增長規模足夠大時，再讓人們(men) 共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即先做大蛋糕，再分好蛋糕問題。這兩(liang) 種觀點在最終目的上並沒有本質差別，都是讓人們(men) 最大限度的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隻是手段有異，時間有別。

　　實際上，我們(men) 無需將收入分配與(yu) 經濟增長人為(wei) 的割裂開，似乎要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就必須以犧牲經濟增長為(wei) 代價(jia) ，而要實現經濟增長就要喪(sang) 失公平。這種非此即彼的對立無益於(yu) 問題的解決(jue) 。我們(men) 完全可以實現包容性的增長，在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恰當地調節收入分配。以增長為(wei) 基礎，消化問題、解決(jue) 問題，讓人民群眾(zhong) 公平的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最終實現國家富強，民眾(zhong) 幸福的目標。

　　(作者分別為(wei) 中國人民大學發展中國家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導；中國支付清算協會(hui) 職員)(彭 剛 苗永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