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初，清華大學社會(hui) 學係社會(hui) 發展研究課題組、清華大學凱風研究院社會(hui) 進步研究所發布題為(wei) 《中等收入陷阱還是轉型陷阱？》的研究報告，引起了廣泛關(guan) 注和討論。報告提出，我們(men) 現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也不是簡單的改革停滯或倒退，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種可能性，那就是進入轉型陷阱。

　　轉型陷阱，即在改革和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進一步變革，要求維持現狀，希望將某些具有過渡性特征的體(ti) 製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於(yu) 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體(ti) 製”，並由此導致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畸形化和經濟社會(hui) 問題的不斷積累。

　　轉型陷阱的提出，從(cong) 製度角度為(wei) 改革困局做出了注解。它與(yu) 當前社會(hui) 矛盾激增的狀況有何關(guan) 聯？未來的改革需要怎樣的頂層設計？本刊專(zhuan) 訪報告主筆、清華大學社會(hui) 學係教授孫立平。

　　漸進式改革的陷阱

　　《南風窗》：轉型陷阱的概念為(wei) 我們(men) 提供了看待“中國模式”的新視角，在這個(ge) 邏輯下，改革不是被動陷入困境，而是既得利益者對於(yu) 優(you) 勢體(ti) 製的主動固化。這種過渡狀態的常態化是如何發生的，會(hui) 帶來什麽(me) 後果？

　　孫立平：在體(ti) 製的意義(yi) 上，轉型陷阱並非僅(jin) 僅(jin) 是體(ti) 製變革陷於(yu) 停滯或倒退，而是將一種過渡形態的體(ti) 製因素定型為(wei) 一種相對穩定的製度；在發展的意義(yi) 上，轉型陷阱導致的並不是簡單地陷入經濟放緩或停滯，而是陷入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畸形化。

　　在現實中，我們(men) 已經可以發現種種值得警惕的跡象：盡管經濟在慣性的推動之下仍處於(yu) 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甚至具有經濟大躍進的表象，但這種發展已經越來越畸形化，並開始顯露出明顯的疲態，步履越來越沉重；作為(wei) 30多年發展動力源泉的體(ti) 製變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現某種回歸的跡象，一些“過渡性的現象”正在固化；最有利於(yu) 短期快速發展的資源和優(you) 勢已經基本耗盡，而大躍進式發展導致的副作用則在不斷顯現，社會(hui) 生活中的張力越來越大；社會(hui) 的活力和生機在不斷喪(sang) 失，發展與(yu) 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將維持現狀作為(wei) 優(you) 先選項。

　　對於(yu) 一個(ge) 正處於(yu) 社會(hui) 轉型過程中的國家來說，特別需要警惕的就是這種轉型陷阱。尤其是在一個(ge) 以漸進式改革實現社會(hui) 轉型的國家中，陷入轉型陷阱的可能性會(hui) 大大增加。因為(wei) 在漸進式改革中，使轉型過程停滯並定型化的機會(hui) 太多，從(cong) 容形成既得利益集團的條件更為(wei) 有利。過去，我們(men) 過多地強調了漸進式改革的優(you) 勢，現在看，漸進式改革陷入轉型陷阱的危險性更大。

　　《南風窗》：您曾經提到，“多少年來，我們(men) 有一個(ge) 最基本的假定，改革和轉型的過程，就是一個(ge) 從(cong) 起點到終點轉變的過程。但是忽略了一種可能性，就是轉型的過程當中，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來。”如果追根溯源，轉型陷阱的形成是否與(yu) 改革之初的終點設想有關(guan) ，從(cong) 一開始就缺乏頂層設計，沒有明確的目標？

　　孫立平：有沒有總體(ti) 設計要看從(cong) 什麽(me) 意義(yi) 上來理解。在改革開放起始的時候，要結束和破除的東(dong) 西是明確的，這就是否定以階級鬥爭(zheng) 為(wei) 綱，告別人整人的時代；以經濟建設為(wei) 中心，目標是四個(ge) 現代化。但在走到什麽(me) 地方去的問題上，是較為(wei) 模糊的。當時叫“撥亂(luan) 反正”，就是在基本體(ti) 製上回到改革前的17年，並對體(ti) 製的弊端進行一定程度的修複；在經濟上引入一定商品經濟的因素，提供一定的經濟自由；實行四項基本原則，黨(dang) 的領導和無產(chan) 階級專(zhuan) 政不變。到了1980年代中期，開放開始推動改革，導致改革思路突破最初的設想。

　　1979年，鄧小平訪問美國，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對美國的訪問。據說，鄧小平回來後在某次高層會(hui) 議上說：我看見了現代化。隨著國家領導人出訪增多，帶回了關(guan) 於(yu) 國外新技術革命的信息，《第三次浪潮》、《大趨勢》等書(shu) 譯介過來。新的改革思路在孕育。如果說，1980年前後改革思路形成的坐標是“文革”前17年的話，現在的坐標是新技術革命體(ti) 現的一個(ge) 新的文明。於(yu) 是，許多突破性的思路開始被提出。回過頭來看，這個(ge) 時期中國社會(hui) 中的氛圍和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也是中國最有自信的時期。那個(ge) 時候的自信表現為(wei) 對自身問題的不回避，以及向別人學習(xi) 的勁頭上。

　　對於(yu) 1990年代以來中國的改革，一般評價(jia) 是，經濟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體(ti) 製改革止步不前。其實，我覺得這兩(liang) 個(ge) 方麵的改革，現在看來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體(ti) 製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說了，結果是權力在市場經濟背景下的迅速膨脹。而經濟體(ti) 製改革，則與(yu) 政治體(ti) 製改革的謹小慎微形成鮮明對照，鼓勵大膽去試，不怕犯錯誤。就鼓勵改革勇氣來說，這似乎無可厚非，但結果卻是造成經濟生活的高度非規範化。其實這個(ge) 階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過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動，但由於(yu) 不具備相應條件，隻能以打左燈向右轉的方式進行。由此造成的結果，一麵是越來越膨脹且不受製約的權力，另一麵是非規範的經濟。兩(liang) 者結合在一起是什麽(me) 結果，就可想而知了。

　　權力與(yu) 市場的結盟

　　《南風窗》：既得利益集團的形成與(yu) 權力和市場的結合有何關(guan) 聯性？在漸進式路徑選擇中，兩(liang) 種要素的結合是如何實現的？

　　孫立平：市場經濟的實質是政治行政權力與(yu) 經濟的分離。1980年代的改革大體(ti) 體(ti) 現了這個(ge) 方向。由此，一個(ge) 經濟型社會(hui) 替代了政治型社會(hui) ，國家對資源和機會(hui) 的壟斷與(yu) 控製有所弱化，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開始出現，相對獨立的社會(hui) 似乎開始發育。正是這個(ge) 過程，賦予了中國社會(hui) 以活力，並使得中國社會(hui) 一度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不同社會(hui) 力量出現了較為(wei) 均衡的發展。但這個(ge) 過程非常短暫，大約隻有10年的時間。1990年代初，這個(ge) 過程基本結束。隨著中央地方分稅製建立、國有企業(ye) 治理結構調整，銀行、資本市場領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國家對市場的控製能力進一步加強，資源重新走向集聚。進入21世紀，一種建立在權力與(yu) 市場因素相結合基礎之上的新體(ti) 製逐步定型。這個(ge) 新體(ti) 製的基本特征是權力和市場結盟，在行政能力繼續強化的前提下，把市場體(ti) 製打碎為(wei) 市場因素，通過權力重組市場因素，實現對資源的高度壟斷。這個(ge) 新體(ti) 製是以總體(ti) 性權力與(yu) 市場經濟的結合為(wei) 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謂中國模式就是在這樣的體(ti) 製中派生出的發展模式。

　　《南風窗》：利益集團應該怎麽(me) 去界定，現存利益格局的破除又如何實現？

　　孫立平：盡管在現實中，正當利益集團和非正當利益集團的分別是存在的，但在理論上，正當的利益集團與(yu) 既得利益集團之間並不存在一條清晰的邊界，很難界定哪些利益主體(ti) 構成的利益集團是正當的，哪些是不正當的。關(guan) 鍵的問題是，社會(hui) 中為(wei) 利益集團設定的製度安排是什麽(me) 樣的，提供的製度性活動平台是什麽(me) 樣的。沒有一個(ge) 好的製度平台，正當利益主體(ti) 所形成的利益集團也會(hui) 蛻變成不正當利益集團；相反，如果有一個(ge) 好的製度平台，就是由不正當利益主體(ti) 構成的利益集團，也隻能按照社會(hui) 設定的規則從(cong) 事自己的活動。

　　重建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南風窗》：在當前的利益格局和體(ti) 製背景下，我們(men) 寄希望於(yu) 社會(hui) 的成長壯大能夠形成一種博弈力量，但現實是，社會(hui) 結構的定型阻礙了其活力的產(chan) 生，並且形成了階層對立感，您怎麽(me) 看待這一問題？

　　孫立平：從(cong) 1980年代kaiyun官方地址開放開始，貧富的問題就開始逐步凸顯。但在那個(ge) 時候，所謂的貧富處於(yu) 不斷變化中，誰是窮人誰是富人是不固定的。但是時至今日，情形已經完全不同。在過去的10幾年間，貧富的問題已經開始落實到人頭上，誰是窮人誰是富人已經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發生變化了。一個(ge) 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變地位越來越難，就是下一代要改變都已經越來越不容易。於(yu) 是，就有了種種“二代”的說法，富二代、窮二代、官二代、體(ti) 製內(nei) 二代、體(ti) 製外二代等等。這個(ge) 過程就是社會(hui) 結構定型化的過程。

　　進一步說，社會(hui) 結構不但在定型化，而且開始再生產(chan) ，這種定型下來的社會(hui) 結構我們(men) 稱之為(wei) 斷裂社會(hui) 。一個(ge) 逐步定型下來的斷裂社會(hui) 所形成的社會(hui) 氛圍或社會(hui) 心態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於(yu) 社會(hui) 中的門檻加高，社會(hui) 活力大大下降。回首1980年代，那時整個(ge) 社會(hui) 充滿生機和活力，而現在，社會(hui) 的氛圍變得日益壓抑和沉悶，這與(yu) 結構定型，與(yu) 門檻加高是不無關(guan) 係的。其二，階層之間的對立情緒凸顯，“仇富”與(yu) “嫌貧”的集體(ti) 意識在蔓延。“仇富”與(yu) “嫌貧”的意識不僅(jin) 僅(jin) 是源於(yu) 貧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於(yu) 貧富的固化。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為(wei) 部分人的絕望感所取代。在1980年代，不同的群體(ti) 對自己的狀況都有滿意的方麵，也都有不滿意的方麵，由此形成的是一種普遍的不平衡感。現在看來，這其實是一種比較正常和健康的社會(hui) 心態，也是一個(ge) 社會(hui) 的彈性之所在。而現在，在一部分群體(ti) 中，尤其是在農(nong) 民、農(nong) 民工和城市底層等群體(ti) 中，形成的則是一種看不到希望的絕望感。一些社會(hui) 矛盾的激化往往與(yu) 這個(ge) 因素有關(guan) 。

　　《南風窗》：在過去的幾年中社會(hui) 矛盾和衝(chong) 突頻發，官民、勞資、族群之間都出現過對峙的狀況，您如何看待例如烏(wu) 坎事件這樣的社會(hui) 現象？

　　孫立平：烏(wu) 坎問題實際上就是中國問題的縮影。烏(wu) 坎實驗的意義(yi) 就在於(yu) ，看我們(men) 能不能同時實現兩(liang) 個(ge) 目標：民眾(zhong) 具有表達自己利益和進行博弈的權利，社會(hui) 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穩定的能力。而這恰恰是當前中國社會(hui) 的兩(liang) 個(ge) 症結。這個(ge) 實驗中，包含著中國政治體(ti) 製改革的基本邏輯。這個(ge) 比包產(chan) 到戶那次更難，因此也就更有意義(yi) 。如果成功，我們(men) 有可能找到新路，如果失敗，將是對中國政治體(ti) 製改革的重大打擊。

　　烏(wu) 坎選舉(ju) 的意義(yi) 在哪裏？有人說不要誇大烏(wu) 坎選舉(ju) 的意義(yi) ，因為(wei) 類似的選舉(ju) 其實早就存在，甚至還有做得比這個(ge) 更好的。如果就選舉(ju) 本身來說，我同意這個(ge) 看法。但我想，如果將這次選舉(ju) 放到整個(ge) 事件的鏈條中去看，意義(yi) 就不一樣了，尤其是和那些風平浪靜中的選舉(ju) 相比。這個(ge) 鏈條是：由於(yu) 某一事由發生了牽扯到官民關(guan) 係的劇烈社會(hui) 矛盾，經過一段雙方的試探和博弈，最終選擇了一種用理性和妥協解決(jue) 矛盾的方式，用選舉(ju) 這種民主的方式形成一個(ge) 製度性的構架，促使矛盾從(cong) 可能的惡性循環走向製度化的良性循環，同時滿足民眾(zhong) 表達爭(zheng) 取利益權利和政府化解矛盾維護社會(hui) 穩定的雙重需求。這一過程包含了中國政治的一些基本邏輯，論證了在較為(wei) 嚴(yan) 峻情況下用民主的方式解決(jue) 問題的可能性，具有促進中國社會(hui) 走向民主化和社會(hui) 長治久安的潛力。

　　《南風窗》：“頂層設計”在“十二五”當中被進一步強調，在您看來，“頂層設計”應該如何突破轉型陷阱、重新凝聚改革共識？

　　孫立平：改革陷入困境，不僅(jin) 是由於(yu) 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於(yu) 在轉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團敗壞了改革的名聲，使得改革在民眾(zhong) 中失去了基礎。在這種情況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是很困難的。即使是頂層設計的改革，如果沒有真正的社會(hui) 基礎也很難推進、實施。

　　現在都在說改革和革命賽跑，但不是什麽(me) 樣的改革都能和革命賽跑，隻有以公平正義(yi) 為(wei) 宗旨的改革才能與(yu) 革命賽跑。因為(wei) 革命的動力就是實現公平正義(yi) 。如何以公平正義(yi) 來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所需要的，並不深奧、複雜，而是一個(ge) 再簡單不過的勇氣。多少年來，罩在改革頭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義(yi) ，就是對不公平、不正義(yi) 的默認，是一種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學，過於(yu) 講究策略的圓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麵對實質性問題的勇氣的體(ti) 製性拘謹。

　　在今天這樣一個(ge) 時代，中國最需要的是一種勇氣，一種能夠正視既得利益格局、衝(chong) 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轉型陷阱邏輯、走出目前僵局與(yu) 困境的勇氣。執政大國，智慧、謹慎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國，勇氣和魄力顯然要比智慧更為(wei) 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