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表明，市場和政府的力量是兩(liang) 種重要的調控手段，僅(jin) 有一個(ge) 方麵是不夠的。市場主要解決(jue) 的是初次分配，政府要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來實現二次分配或再分配。此外，還有一個(ge) 力量被忽視了，即道德的力量。一個(ge) 充滿責任心的社會(hui) 是不會(hui) 坐視居民收入分配持久失衡的，富有的企業(ye) 和個(ge) 人都會(hui) 毫不吝嗇地向困難群體(ti) 伸出援助之手，捐贈將成為(wei) 一種普遍的社會(hui) 現象，這是一個(ge) 和諧社會(hui) 的重要特征。

　　關(guan) 於(yu) 什麽(me) 是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結構，各國皆無定論。筆者認為(wei) ，一個(ge) 好的居民收入分配結構應該是讓人們(men) 的付出獲得相應回報，讓人們(men) 可以順利地通過自己的努力而實現自身的價(jia) 值；其中市場力量是決(jue) 定收入分配的決(jue) 定性力量，不存在政府的不當管製和壟斷，社會(hui) 是一個(ge) 開放性的包容社會(hui) 。因此，隻要政府取之於(yu) 民而用之於(yu) 民，企業(ye) 分利於(yu) 民，政府承擔起足夠多的社會(hui) 責任，創造一個(ge) 良好的社會(hui) 環境，即使政府和企業(ye) 獲得了較多的收入份額，也沒有什麽(me) 不合理。簡單勞動獲取的收入份額降低是一個(ge) 必然現象，人們(men) 要做的是增加教育培訓、健康等人力資本投入以獲取更高的人力資本，進而獲得更高的收入，此時“勞動報酬”所占比重才會(hui) 上升。

　　政府可以在以下幾方麵對收入分配結構調整發揮積極作用。

　　一是製定合理的製度以保證起點公平或機會(hui) 平等。具體(ti) 說來，政府要盡量減少管製，改善落後地區的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現狀，開放壟斷行業(ye) 給民間資本，減少尋租空間所導致的灰色收入。前30年改革開放主要是對外開放，現在可以加大對內(nei) 資的開放力度，內(nei) 資是國內(nei) 投資穩定且可靠的資金來源。隻要政府妥為(wei) 規劃，完全可以避免一些負麵現象。

　　二是科學設計個(ge) 人所得稅製度。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的一個(ge) 有力工具是個(ge) 人所得稅，但目前的分類計征、起征點以及稅率級次設計等都還有局限和缺陷。將來的改革應該是綜合收入計征、以家庭為(wei) 單位、減少級次並提高高收入檔次的稅率，這樣才能體(ti) 現累進性功能。此外，從(cong) 調整存量分配入手開征物業(ye) 稅、遺產(chan) 稅等財產(chan) 稅，也能間接地改進收入分配。

　　三是不僅(jin) 讓人們(men) “增收”，更讓人們(men) “減支”。如果說政府通過一些減稅手段讓人們(men) 增收，但這種增收的效果往往有限，更為(wei) 重要的是讓人們(men) “減支”。現代社會(hui) ，人們(men) 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hui) 保障開支日漸增長，作為(wei) 公共品，這些領域也是政府有所作為(wei) 的領域；除了對弱勢群體(ti) 尤其是低收入群體(ti) 加大社會(hui) 福利的投入外，擴大對企業(ye) 社會(hui) 保險補貼範圍等也會(hui) 改善現有的收入分配結構。此外，政府要通過各項支出管理措施，例如“以結果為(wei) 導向”的績效預算等，讓政府的政策落到實處。

　　四是引導社會(hui) 的道德重建。道德的力量是一種縱貫古今的不朽力量。當前政府仍然要繼續發揮道德建設的引領作用，創造一種新的道德信仰以凝聚人心，糾正各種不良社會(hui) 風氣。對收入分配的調整也需要道德力量的參與(yu) ，政府除了率先垂範外，還要創造有利於(yu) 發揚互助互愛精神的良好氛圍，讓捐贈成為(wei) 富人的日常行為(wei) ，讓慈善和誌願行為(wei) 成為(wei) 社會(hui) 的普遍現象，這將減少人們(men) 的不安全感並增進互信。

　　五是通過就業(ye) 政策提高居民收入獲取能力。《管子》之《治國》篇曰：“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居民收入分配結構問題背後也有居民獲取收入能力的不足，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培育居民獲取收入的能力，即“富民”，這就需要創新就業(ye) 政策。政府可以通過構建就業(ye) 培訓平台，搭建就業(ye) 信息網絡，提供就業(ye) 指導服務等逐步引導居民就業(ye) 。對中小企業(ye) 等容納就業(ye) 廣的企業(ye) 要給予適當激勵，讓創業(ye) 帶動就業(ye) ，提高人們(men) 的收入。

　　六是轉變發展戰略。首先是消除非均衡經濟。中國存在顯著的城鄉(xiang) 二元經濟，三次產(chan) 業(ye) 發展也不平衡，地區發展更是迥然不同。政府要充分運用財稅政策，包括加大對農(nong) 村和落後地區的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分層次的產(chan) 業(ye) 政策，以及適合地區資源稟賦的區域發展政策等。從(cong) 非均衡向均衡的動態過渡將會(hui) 逐步縮小城鄉(xiang) 、產(chan) 業(ye) 、地區間的收入差距。其次，改變出口導向政策。中國是製造大國，消耗大量能源資源的產(chan) 出不是一個(ge) 長期可持續模式，而且大量出口積累的龐大外匯還麵臨(lin) 美元不斷貶值的風險，這些都需要反思。最後，要逐步從(cong) “製造業(ye) 大國”轉向“智造大國”，需要轉變政府投資策略，要由前30年的物質資本驅動型向未來人力資本驅動型投資轉變——這才是提高勞動報酬比重的根本途徑，也是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根本動力。

　　值得強調的是，調整居民收入分配結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yi) ，但這絕不是說要回歸以往計劃經濟時代的平均主義(yi) ，減少而不是消除收入差距並將其控製在一個(ge) 合理的、社會(hui) 可接受的範圍內(nei) 才是最終目標。收入分配調整不僅(jin) 僅(jin) 是一個(ge) 靜態的調整過程，更是一個(ge) 動態的調整過程，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任務，需要各方共同努力推動。

　　（作者單位：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