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間，職工最低工資的增速目標定為(wei) 13%以上，這對於(yu) 提高勞動報酬無疑是個(ge) 好消息。近一兩(liang) 年，最低工資的增長幅度很大，但這畢竟惠及的隻是很少一部分職工，而能夠惠及整個(ge) 勞動者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卻一直進展緩慢，藏在深閨人不識。

　　從(cong) 2010年到2012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一直都是“在抓緊製定中”，好幾次都傳(chuan) 來消息說有望近期出台，但顯然阻力重重，各方麵利益擺不平，尤其是既得利益者。但收入分配改革又拖不起，這不僅(jin) 僅(jin) 是因為(wei) 收入差距的漸次擴大不利於(yu) 消費型經濟的轉型，更是因為(wei) 這不利於(yu) 社會(hui) 的穩定。

　　正是因為(wei) 看到這樣的情況，收入分配改革的目標從(cong) 一開始就很明確，就是要注重就業(ye) 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會(hui) 保障和公共服務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以此作為(wei) 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重要突破口。

　　診斷很明確，就是遲遲開不出方子。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改革也不是吃飯請客，改的是“波穀”的待遇，革的是“波峰”的利益，自然會(hui) 有阻力和博弈，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收入分配改革，正如《人民日報》此前評論所指出的那樣，功夫在收入分配改革之外。很多時候，人們(men) 之間的收入差異，並不表現在能力的差異，而是在於(yu) 身份不同，在於(yu) 單位不同。在壟斷國企，掙得就是多。

　　越拖越難。什麽(me) 事情都禁不起拖，改革更是如此。一拖，改革所要達到的目標就要漸次降低，讓本來寄予厚望的改革目標也打了折扣。事實上，在2010年本是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好時機，彼時通脹剛起，對於(yu) 勞動報酬收入占比逐年降低的大討論，以及胡總書(shu) 記提出“體(ti) 麵勞動”，可謂從(cong) 上到下都形成了這樣一個(ge) 收入分配改革的共識，這對於(yu) 推動收入分配改革的落實很有幫助，可謂“一鼓作氣”。而這股氣並不容易保持。

　　因為(wei) ，強調勞動的價(jia) 值，強調提高勞動報酬的地位，這與(yu) 在一些地方盛行的“GDP崇拜”構成一對矛盾。地方政府具有投資衝(chong) 動，而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呈現出比較明顯的政府投資驅動特征。投資驅動就意味著資本報酬仍將獲得第一位的回報，屬於(yu) 最受青睞的要素。到目前為(wei) 止，從(cong) 各地出台的“十二五”發展規劃來看，保增長還是獲得了較之調結構更多的權重，這顯然不利於(yu) 收入分配改革中提高勞動報酬的趨向性目標，因為(wei) 政府投資的最大受益者就是那些受到政策保護的壟斷企業(ye) ，從(cong) 而強化他們(men) 本來的地位和話語權，強化他們(men) 在收入分配改革中的博弈能力，反而進一步拉開收入差距，收入分配改革的邊際效益進一步惡化。

　　提高勞動報酬，僅(jin) 僅(jin) 是在加工製造等競爭(zheng) 性行業(ye) 中發展同工同酬，建立工資協商製度並不是“動真格的”。因為(wei) 這些行業(ye) 的工資上漲有一個(ge) 水漲船高的過程，並不是想漲就漲的。因此，收入分配改革的破冰之舉(ju) 在於(yu) 調整壟斷行業(ye) 的高薪酬，降低其在社會(hui) 財富中的“增收”能力，從(cong) 而讓更多的勞動者受益。樓市調控表明，政府是不缺決(jue) 心的。我們(men) 也希望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政府同樣有如此決(jue)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