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鄧小平的南方談話改變了中國，不會(hui) 有任何人提出異議。但是，今日中國的現實果真就是鄧小平當年南方談話時所希冀勾勒的圖景嗎？恐怕也是、也不是。

　　說是，因為(wei) 我們(men) 堅持的道路還是鄧小平開辟的道路，方向還是鄧小平指出的方向，旗幟也是鄧小平高舉(ju) 的旗幟。

　　說不是，則因為(wei) 很多的狀況、態勢雖不能說背離了鄧小平的設想，至少與(yu) 他的預期有不小的距離：市場經濟沒有帶來應有的公平正義(yi) ，“先富”也沒有帶來及時的“共富”。

　　由於(yu) 這“是”的內(nei) 容宏觀而抽象，社會(hui) 公眾(zhong) 固然不好去否定也鮮有真切的感知，而這“不是”的內(nei) 容卻一點不做假地體(ti) 現在每一個(ge) 國民的生活中，以至於(yu) 大家對南方談話倡導的改革產(chan) 生了困惑，有人甚至對南方談話本身也產(chan) 生了質疑。

　　我們(men) 不是為(wei) 南方談話辯護，它也無需我們(men) 自作多情地去辯護。但是，理性地分析為(wei) 什麽(me) 南方談話播下的是龍種，卻未能實現飛龍在天的一些客觀因素，對於(yu) 中國社會(hui) 更本真地領略鄧小平南方談話的精魂，更進一步推進中國社會(hui) 的改革還是很有意義(yi) 的。

　　大大方方補權利這一課

　　市場是手段，但駕馭這一手段是要有前提的；沒有權利保障，也就沒有市場正義(yi) 。

　　南方談話最大的突破在於(yu) 改變了國人對市場的看法。“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市場經濟不等於(yu) 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主義(yi) 也有市場”，這些當時聽起來石破天驚的話語在隨後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成為(wei) 政治決(jue) 策，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從(cong) 此開始走上了kaiyun官方地址的舞台。

　　經濟領域的市場化，可以極大地調動各經濟主體(ti) 的積極性，優(you) 化社會(hui) 資源的配置。尤其是“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提法，更是讓人充滿期待：在市場經濟前麵加上“社會(hui) 主義(yi) ”，既可以把市場經濟的好東(dong) 西拿過來，又可以避免市場經濟的一些固有缺陷。但是，在隨後的市場經濟實踐過程中，這一期待並沒有完全實現，甚至在很多層麵出現了連西方市場經濟都不會(hui) 有的醜(chou) 惡乃至罪惡，用一位經濟學者的話講，是“權貴資本主義(yi) ”。握有權力的部門與(yu) 群體(ti) 運用權力到市場中，去獲取不應得利益，打著市場的旗號侵占別的社會(hui) 主體(ti) 的權益，又以市場經濟為(wei) 借口，逃避應該承擔的社會(hui) 保障和公共服務責任。以至於(yu) 社會(hui) 公眾(zhong) 開始質疑市場化的改革取向，開始懷念計劃經濟時期的一些做法。

　　市場固然不是盡善盡美的，但也不是十惡不赦的。在西方社會(hui) 數百年來行之有效，到了中國社會(hui) 就錯謬迭出，難道真是南橘北枳？非也！

　　市場固然隻是一種手段，並不反映社會(hui) 製度的根本屬性，但市場運行是要有前提的，這就是其運行社會(hui) 中的社會(hui) 主體(ti) 權利是有充分保障的。不管市場再怎麽(me) 發揮基礎性作用，能量再大，也不能突破權利的底線。一個(ge) 社會(hui) 中如果有權利保駕護航，市場就隻能造福而不可能為(wei) 害，隻能為(wei) 人嫁衣而不能鳩占鵲巢。

　　可是，在中國社會(hui) 實行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權利保障在很多方麵是一片空白(至少是事實上的空白)，這導致了市場在中國社會(hui) 的諸種不良表現，也導致了國人對市場的不信任。所以，不是說中國不能搞市場經濟，不能說中國搞市場經濟搞錯了，而是我們(men) 沒有把搞市場經濟的條件先認真準備好，或同步完善。中國的市場化改革要想不半途而廢，要想走好、走通，就要把保障權利的工作做起來、做好，該補的課要大大方方去補。

　　不過，汲取這些年來中國社會(hui) 改革的教訓，做到這些還稍嫌不足，我們(men) 還應該再往前走一步。這就是當我們(men) 講要保障權利的時候，一定要講清楚保障誰的權利，保障什麽(me) 樣的權利。沒有後麵這些明確界定，保障權利就不僅(jin) 是一句空話，甚至還是一句謊話。

　　之所以要分得這麽(me) 清楚，是因為(wei) 現代社會(hui) 不同群體(ti) 的利益與(yu) 權利，並不必然是對立與(yu) 衝(chong) 突的，也不全然是一致和互補的。很多的時候，某一群體(ti) 的某種權利的實現，是以其他群體(ti) 的另一種權利的喪(sang) 失為(wei) 前提的。

　　在現代社會(hui) 發展中，為(wei) 了城市化，拿走了農(nong) 民的土地讓他們(men) 成為(wei) 了失地農(nong) 民；為(wei) 了國際貿易中的低成本比較優(you) 勢，進城務工人員隻能拿極低的工資；為(wei) 了企業(ye) 的高效率，一大批的工人下了崗。可是，所有這些中下層的民眾(zhong) ，他們(men) 依然有著神聖的求生存與(yu) 求發展的權利。中國社會(hui) 的改革隻能去增進他們(men) 本已經貧困的權利，而不能去掠奪之。我們(men) 經常講特色，這正是中國社會(hui) 的最大“特色”所在。

　　先富為(wei) 什麽(me) 還沒帶來共富

　　先富帶後富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中國既有社會(hui) 文化基礎之上，但是，先富的實踐又挖空了它賴以支撐的基石。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kaiyun官方地址的重要策略與(yu) 突破口，也是鄧小平南方談話再次強調的要點。說實話，在現代社會(hui) 這樣的觀念是很少敢公開宣稱的。即使在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在私有製的背景下，其客觀結果確實是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其政策主張絕對不敢如此坦率。西方社會(hui) 最常用的借口是說由於(yu) 市場競爭(zheng) 才導致了財富集中，而政策出發點則始終著眼於(yu) 平等。可是在20多年前的中國社會(hui) ，在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下的改革，在搞社會(hui) 主義(yi) 的背景下，它被提出來之後，不僅(jin) 沒有招致大家的質疑反而贏得一片擁護之聲。

　　為(wei) 什麽(me) ？有兩(liang) 個(ge) 緣由：一是在中國社會(hui) 深厚的文化傳(chuan) 統影響下，先富帶後富是一件當然的事情。

　　一個(ge) 家庭由於(yu) 財力物力有限，把全家僅(jin) 有的可憐的一點點資源和條件先集中到諸多兄弟姐妹中的一個(ge) 人身上，讓他富裕起來、發達了，就把大家都拉扯起來了，大家就都有盼頭了。

　　既然在家庭裏可以這樣，擴展到國家中又會(hui) 有什麽(me) 不應當的呢？中國社會(hui) “國家”這個(ge) 詞的構成就很有意味，所謂“國”是以“家”為(wei) 基礎的，國家就是一個(ge) 大家庭。

　　第二點，源於(yu) 中國政府的高度自信和中國民眾(zhong) 對中國政府的高度信任。中國社會(hui) 的體(ti) 製決(jue) 定了政府的權力如此集中強大，政府發令要求先富起來的人幫助後富的人豈不是小事一樁？中國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到時候怎麽(me) 可能不幫助人民富裕？

　　可是，事情的演變卻不像大家預想的那樣。一部分人是富起來了，而且還富得不一般，我們(men) 不用羅列什麽(me) 數據，僅(jin) 就中國成為(wei) 奢侈品消費大國和一些中國遊客在海外的瘋狂埋單豪舉(ju) 這些細節就可看出富裕的規模、成色和檔次。但是，共富卻好像遙遙無期。現在一些先富起來的人一聽說共富，就扣上平均主義(yi) 的帽子，認為(wei) 是走回頭路，甚至還找出種種理論根據。

　　為(wei) 什麽(me) 先富不願意帶後富呢？因為(wei) 中國社會(hui) 在改革的過程中社會(hui) 文化也在改變。經過數十年的改革，中國的人與(yu) 人之間不再是大家庭裏的兄弟姐妹，而是現代政治文明意義(yi) 上的“公民”， 是一個(ge) 個(ge) 相對獨立的互不相關(guan) 的個(ge) 體(ti) ；聯係中國人之間的紐帶不再是情感與(yu) 宗法，而變成了利益與(yu) 規則。我這個(ge) 先富起來的公民憑什麽(me) 要對其他公民負有責任？固然從(cong) 社會(hui) 發展角度來說，這一變化是進步的變化，但這一變化也卓有成效地挖空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做法的情理合法性基礎。

　　那麽(me) ，又為(wei) 什麽(me) 政府在推進共富方麵好像也沒有大作為(wei) 呢？一方麵，市場化的改革讓政府不再像自己想像中的計劃經濟背景下那樣的有力量。麵對市場的邏輯、法治的約束，政府非有大智慧[0.00 0.00% 股吧 研報]、大擔當很難有大手筆、大決(jue) 心；另一方麵，政府中的成員財產(chan) 狀況也在發生變化。我們(men) 不是僵化地要求在政府工作的人都要是窮光蛋(事實上也不可能成為(wei) 窮光蛋)，但至少應該與(yu) 該社會(hui) 最大多數群體(ti) 的財產(chan) 狀況相匹配。否則當他們(men) 自己首先成為(wei) 先富起來的人的時候，他們(men) 還有動力去共富嗎？城市房價(jia) 居高不下，老百姓就怪開發商黑心了，後來發現有些冤枉，原來背後政府也要靠高房價(jia) 賺錢花；再後來看，還有更深一層的事實：現在絕大多數的政府工作人員家裏麵都有一套以上的房子，真正打壓房價(jia) 的政策怎舍得出台？

　　鄧小平當年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要教會(hui) 更多的中國人去追求富裕。當今日中國人人都知道要富裕的時候，還依然把權宜之計當作不變之策，把手段當作目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做法就一點合法性也沒有了。

　　不能輕言“定型”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不能輕言跨越，不等於(yu) 就沉湎於(yu) 這一階段而不思進取，更不能用一些政策製度把這一階段定型化。

　　對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的認識，是kaiyun官方地址取得突破的根本性前提，也是kaiyun官方地址的基礎性理論支撐。鄧小平南方談話通篇都是圍繞著這一大背景展開的。

　　鄧小平講，我們(men) 現在的社會(hui) 主義(yi) 是“不夠格”的。既然我們(men) 是不夠格的社會(hui) 主義(yi) ，是站在社會(hui) 主義(yi) 門檻前的社會(hui) 主義(yi) ，一些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東(dong) 西也可以拿來為(wei) 我所用，一些不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東(dong) 西也可以允許它發育成長來為(wei) 社會(hui) 主義(yi) 服務。所以，在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一些政策有其明顯的階段性特征、過渡性特征，我們(men) 不能用純粹的社會(hui) 主義(yi) 眼光去苛求。

　　又由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是一個(ge) 相當長的過程，至少要有100年，到本世紀中葉能走出這一發展階段就已經相當了不得了，因此，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的政策一定要保持相對的穩定性。正像鄧小平在南方談話裏強調的“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men) 感到政策變了。”

　　但是，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不能輕言跨越，不等於(yu) 就不思跨越。我們(men) 提出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這一概念，正是為(wei) 了能真正從(cong) 實踐上跨越這一階段。那麽(me) ，為(wei) 了未來的跨越，現在就不能輕言“定型”。

　　應該說現在的中國社會(hui) 有一種“定型”的衝(chong) 動，像“中國模式”一再被一些人頻頻提出，反映的也是這種“定型”的衝(chong) 動。這種衝(chong) 動除了出於(yu) 堅持初級階段基本政策的善意外，也有一些利益訴求摻雜其中。

　　我們(men) 知道，任何一個(ge) 發展階段都有該階段特定的獲益群體(ti) 。kaiyun官方地址30年中，由於(yu) “摸著石頭過河”經驗的缺乏，由於(yu) 社會(hui) 轉型製度的不完善，由於(yu) 權宜之計不可避免的負效應，使得一些群體(ti) 在這一過程中獲取了不應該、不公平的超額利益，同時也獲得了在社會(hui) 中的優(you) 勢地位。

　　隨著改革的深化和社會(hui) 發展階段的跨越，他們(men) 的這些利益和地位都有可能風光不再。為(wei) 了維護既有的利益和地位，就試圖通過所謂的社會(hui) “定型”、製度“定型”來達到其目的。由於(yu) 這樣的群體(ti) 在中國社會(hui) 中已經有了相當的力量和地位，甚至已經有了能影響決(jue) 策乃至親(qin) 自操刀決(jue) 策的條件，他們(men) 的訴求往往易於(yu) 變為(wei) 政策與(yu) 製度。但是，如果他們(men) 的一些要求被政策化、製度化後，中國社會(hui) 就可能會(hui) 路徑鎖定而難有突破了。

　　中國社會(hui) 處在初級階段，但中國社會(hui) 不能總處在初級階段。如何既保持現有各項基本政策的不變，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hui) 生產(chan) 力，又未雨綢繆，因勢利導，為(wei) 中國社會(hui) 在本世紀中葉實現發展階段跨越做好製度準備，這同樣需要改革實踐的大智慧[0.00 0.00% 股吧 研報]。

　　結論

　　改革設計與(yu) 改革實踐是不同的兩(liang) 件事。如果說改革設計是“舉(ju) 重若輕”的話，那麽(me) 改革實踐必須是“舉(ju) 輕若重”。

　　從(cong) 改革設計到改革實踐，其間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改革實踐不能是對改革設計的墨守成規，不思進取“照葫蘆畫瓢”是實現不了改革藍圖的。施工不到位而怪藍圖不詳盡，是推卸責任的行為(wei) ，不是真正改革實踐者應有的態度。

　　改革的實踐者是每一個(ge) 中國人。破解kaiyun官方地址困境的出路不在於(yu) 質疑鄧小平而在於(yu) 實現鄧小平的偉(wei) 大構想。

　　把鄧小平提出來但沒有做到的事情，像反對腐敗、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等等不折不扣做起來，實實在在兌(dui) 現了，改革的權威、改革的共識、改革的動力就會(hui) 重新回到中國社會(hui) 。

　　辛鳴為(wei) 中共中央黨(dang) 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