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收入差距的新來源，是富人財富增加過程直接威脅窮人的勞動收入能力和資產(chan) 收入能力

　　一段時間以來，收入差距過大問題引起了廣泛關(guan) 注和討論。但就收入差距的程度、形成的原因以及有針對性的政策含義(yi) 卻缺少討論。我們(men) 收集了各省從(cong) 2001到2010年統計年鑒，利用其中的數據計算了各省城鎮收入的基尼係數，並研究了2000年到2009年間各個(ge) 省市城鎮內(nei) 部收入分配的變化趨勢，以及各個(ge) 省市之間的差異。我們(men) 還進一步分析了收入分配惡化的原因，並提出了若幹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由於(yu) 數據獲得的原因，我們(men) 僅(jin) 僅(jin) 評估了城鎮內(nei) 部的收入分配情況。不過，顯而易見，若將農(nong) 村住戶考慮在內(nei) ，各個(ge) 省的收入分配差距現象將更為(wei) 嚴(yan) 重。

　　收入不平等持續惡化

　　和30年前相比，我國現階段的收入分配問題非常嚴(yan) 重。中國城鎮內(nei) 部的基尼係數已經處於(yu) 較高的水平。利用各省2001年到2010年的統計年鑒，我們(men) 計算了各個(ge) 省的基尼係數。

　　1.我國的收入不平等已經非常嚴(yan) 重，且持續惡化

　　我們(men) 以各個(ge) 省基尼係數的平均值來度量全國的城鎮內(nei) 部收入分配變動情況。表一是2000至2009年十年間全國各個(ge) 省基尼係數平均值的變動趨勢。在這10年間，全國各省平均基尼係數大致呈現上升趨勢，由2000年的0.241，上升到2001年的0.252。在2002年上升到0.302之後，2003年略有下降，之後再次逐步上升。這些數據表明，我國的收入差距的確很大，僅(jin) 僅(jin) 城鎮內(nei) 部的基尼係數已經高達0.30左右。更為(wei) 嚴(yan) 重的是，非常嚴(yan) 重的收入不平等問題還在持續惡化。

　　2.由於(yu) 經濟結構和政策等方麵的原因，各地區的收入不平等有明顯差異

　　利用各省數據，我們(men) 以變異係數來度量各個(ge) 地區的收入不平等是否有明顯差異。總體(ti) 而言，各省之間的收入不平等在程度上有明顯差異；且這一差別在2001至2009年間存在不斷增加的趨勢。例如，在2000年的變異係數從(cong) 0.59下降到2001年的0.43之後，各個(ge) 省之間收入不平等程度有日漸擴大的趨勢。例如，變異係數從(cong) 2003年的0.56，經過微弱下降到2005年的0.51之後，從(cong) 2006年的0.53，經過2007年的0.58、2008年的0.60，一路攀升到2009年的0.61。

　　3.在2000到2009年的十年間，多數省份的收入分配問題嚴(yan) 重，且持續惡化

　　表二是2000至2009年間，我們(men) 計算的各省基尼係數的平均值的排名情況。數據顯示，重慶、北京、江西、安徽和河南等省市的收入分配問題相對緩和。例如，平均基尼係數最低的地區為(wei) 重慶市，平均基尼係數為(wei) 0.232。北京、江西、安徽和河南分別以0.246、0.256、0.259和0.266緊隨其後。

　　而收入分配問題最為(wei) 嚴(yan) 重的是廣東(dong) 、海南、江蘇和青海等省份。例如，收入分配問題最嚴(yan) 重的廣東(dong) 省，其平均基尼係數為(wei) 0.324。緊隨其後的海南、江蘇和青海，各自的基尼係數分別為(wei) 0.318、0.315和0.207。

　　數據還顯示，2009年與(yu) 2000年相比，除了河北省和山西省收入分配狀況略有改善之外，多數省份的收入分配情況都有不同程度的惡化。吉林省的基尼係數上升得最多，由2000年的0.225上升到了2009年的0.388；青海省與(yu) 遼寧省次之，基尼係數分別提高了0.128和0.121。

　　收入分配惡化原因

　　1.行業(ye) 準入限製、就業(ye) 歧視是收入不平等問題惡化的製度原因

　　在改革開放的前二十年中，收入差距擴大主要由各個(ge) 群體(ti) 增長速度差異所致。富人的收入增加並沒有危害窮人的收入水平，尤其是收入能力。而在過去十幾年裏，收入差距擴大卻有新的原因。其中之一是，行業(ye) 準入限製以及高工資行業(ye) 的就業(ye) 歧視。行業(ye) 準入限製使得中小企業(ye) 無法進入高利潤產(chan) 業(ye) ，而中小企業(ye) 恰恰是低收入群體(ti) 主要工作來源。另外，高利潤、高工資行業(ye) 對低收入群體(ti) 的就業(ye) 歧視，也是收入分配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數據顯示，行業(ye) 之間的工資差距非常明顯。例如，2009年，進入門檻高的金融業(ye) 和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chan) 和供應業(ye) 等，前者的月平均工資為(wei) 5033元；後者的則為(wei) 3489元。而進入門檻較低的建築業(ye) 、住宿和餐飲業(ye) 等，月平均工資僅(jin) 僅(jin) 分別為(wei) 2013元和1738元。

　　2.收入分配惡化有值得重視的新原因——高收入群體(ti) 的增收以低收入群體(ti) 的收入能力受損為(wei) 代價(jia)

　　造成收入差距的新來源是富人財富增加過程直接威脅窮人的勞動收入能力和資產(chan) 收入能力。就勞動收入能力而言，較低的環保和勞工標準直接威脅窮人的健康，由此引發的職業(ye) 病等明顯降低低收入群體(ti) 在未來的勞動回報率。

　　就資產(chan) 收入能力而言，富人財富增長對低收入群體(ti) 的生產(chan) 性資產(chan) 的回報率和住房等資產(chan) 的增值能力都有負麵影響。第一，製造業(ye) 的擴張仍然是高收入者財富積累的一個(ge) 重要方麵。製造業(ye) 擴張所產(chan) 生的汙染排放對耕地，以及其他能生產(chan) 農(nong) 林產(chan) 品的水、山資源有嚴(yan) 重影響，這些資產(chan) 的產(chan) 出能力因而大大下降。而耕地、水、山等資產(chan) 是低收入者最重要的收入來源。第二，資源和礦產(chan) 開采是最近幾年財富增長的重要源泉，由此引發的地陷和汙染等也危及上述生產(chan) 性資產(chan) 的產(chan) 出能力。第三，最近受非議最多的，富人財富增長最快的渠道是房地產(chan) 開發。而房地產(chan) 開發過程中的征地和拆遷剝奪了很多低收入居民的資產(chan) 增值機會(hui) 。

　　這些機製不僅(jin) 惡化了收入分配，而且會(hui) 導致低收入群體(ti) 的收入水平停滯不前，甚至下降。邏輯之外，我們(men) 也能從(cong) 數據中獲得若幹佐證。利用2010年各省統計年鑒，我們(men) 計算了城鎮地區，月收入低於(yu) 3000元者在全體(ti) 勞動者中所占比重。結果表明，在所有省市中，月收入3000元都至少是中等收入群體(ti) 。僅(jin) 僅(jin) 浙江、上海、天津、廣東(dong) 、北京和西藏6個(ge) 省市區月收入3000元所占比重在50%以下。其他地區超過50%就業(ye) 者的月收入都在3000元以下。不僅(jin) 如此，月收入3000元者在新疆、山西、江西、青海、寧夏和湖南屬於(yu) 高收入群體(ti) ，80%就業(ye) 人口的收入都在3000元以下(見表三)。

　　3.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失靈

　　在上述兩(liang) 個(ge) 因素之外，政府收入政策效果不彰也是收入分配惡化的重要原因。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是指財政通過收入再分配來調節初次分配形成的收入分配差異。國際經驗表明，稅收和轉移支付對收入不平等的降低有顯著影響。以2003年為(wei) 例，政府的收入和支出政策將美國的基尼係數減少了0.104，即20%。其中，稅收的作用將基尼係數從(cong) 0.498下降到0.475，即4.6%；而轉移支付進一步將基尼係數從(cong) 0.475下降到0.394，即17%。另外，若以基尼係數的減少比率來表示的再分配效應的大小，則OECD國家中稅收對分配改善的效果從(cong) 4.8%到21.6%不等。

　　收入一側(ce) 個(ge) 人所得稅所占比重過低，個(ge) 人所得稅的稅基過窄，股利、紅利等在稅率上被優(you) 待(利息、股息和紅利所得僅(jin) 為(wei) 500億(yi) ，僅(jin) 僅(jin) 占個(ge) 稅總額的1/8)，導致個(ge) 人所得稅占稅收收入的比重僅(jin) 為(wei) 4.7%。不僅(jin) 低於(yu) OECD平均值24.6%，更遠低於(yu) 美國的34.7%。個(ge) 人所得稅規模過小(且近1/9，即270億(yi) 來自於(yu) 外國人和港澳台人士繳納)，再加上遺產(chan) 稅和贈與(yu) 稅的缺失，使得政府在“削高”方麵缺少手段。在支出一側(ce) ，社會(hui) 支出所占比重過低，政府在“把矮個(ge) 子墊高”方麵成效不彰。收入、支出兩(liang) 方麵共同作用，導致我們(men) 的收入惡化問題極其嚴(yan) 重。

　　如何改善收入分配差距惡化

　　盡管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是市場經濟的必要之惡，但過大的收入差距，尤其是由低收入群體(ti) 的勞動收入能力和資產(chan) 回報率下降為(wei) 主要形成原因的收入差距擴大，不僅(jin) 會(hui) 造成消費率低迷、影響經濟增長速度，而且會(hui) 威脅長期經濟增長，並威脅社會(hui) 穩定。因此，有必要采取積極的措施來緩解並逐步改善收入分配差距惡化的情形。

　　基於(yu) 本研究，我們(men) 有如下政策建議。

　　1.取消對市場準入的限製以及工作機會(hui) 對不同人群的歧視性規定

　　唯有如此，才能恢複社會(hui) 的流動性，恢複人們(men) 的希望。這些政策對促進長期經濟增長和提升消費率都有重要意義(yi) 。長期而言，社會(hui) 流動性恢複，低收入群體(ti) 就會(hui) 恢複向上努力，在教育等人力資本方麵的投資就會(hui) 增加。低收入群體(ti) 的勞動生產(chan) 率就會(hui) 提升，而這些投資的增加會(hui) 因此促進長期經濟增長。與(yu) 此同時，勞動生產(chan) 率的提升也會(hui) 提高勞動報酬。就提升消費率而言，低收入群體(ti) 的邊際消費傾(qing) 向較高，這一群體(ti) 收入增加因此能起到提升消費率的作用。

　　2.采取切實措施，保護低收入群體(ti) 的勞動收入能力和資產(chan) 收入能力

　　首先，保護財產(chan) 權，保護財產(chan) 所有者，尤其是低收入群體(ti) 的資產(chan) 安全。另外，加強對土地和房屋等產(chan) 權的保護，讓低收入群體(ti) 分享經濟發展帶來的收益。其次，提高環保標準，提高勞動保護標準。以有效保護低收入群體(ti) 的勞動收入能力，以及收益性資產(chan) 的回報率。

　　3.建立兼容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的財稅體(ti) 製

　　政府需要優(you) 化收入結構和支出結構。在收入一側(ce) ，我們(men) 的稅收結構在籌資功能之外，必須著力改革以解決(jue) 收入分配問題。顯然，既不能增加稅負，又要治理汙染、改善收入分配，稅製的優(you) 化是必然的選擇。一個(ge) 可行的思路是將具有累退性質的主要稅種——增值稅的稅率從(cong) 目前的17%降至10%，並取消出口退稅。

　　這一變化顯然會(hui) 降低稅收收入。減少的部分由新開征的稅種彌補。第一個(ge) 候選稅種就是環境稅。若開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共享的環境稅，在稅收收入增加的同時，還能為(wei) 地方政府提供治理汙染的激勵，並添加行政手段之外的治汙工具。

　　遺產(chan) 稅和贈與(yu) 稅是另外兩(liang) 個(ge) 既可以彌補增值稅稅率下降造成的收入減少，也有利於(yu) 收入分配改善的稅種。因此，在“十二五”期間，有必要開征這兩(liang) 個(ge) 稅種。

　　另外，必須進一步推進個(ge) 人所得稅改革。為(wei) 了改善收入分配，在維持現有稅率的同時，實行綜合所得納稅，並以家庭為(wei) 納稅單位。

　　與(yu) 此同時，我們(men) 還需要改變政府的支出結構。經過多年的高速建設，中國的道路、橋梁、電力供應等基礎設施已經能滿足國民解決(jue) 發展的基本需要。一方麵，政府有必要將公共資源從(cong) 硬件建設轉向教育、醫療和科研等助益長期經濟增長的領域。例如，為(wei) 了消除醫療領域需求和供給之間的矛盾，在開放社會(hui) 資本進入、提供競爭(zheng) 性醫療資源的供給能力之外，政府應該花大力氣解決(jue) 疫苗、婦幼保健等具有明顯正外部性活動的供給問題。另一方麵，將公共資源從(cong) “要素投入”型轉向擴大收入分配項目的規模，有其必要性。

　　在收入再分配方麵，改革開放30年之後的今天，政府有能力建立一個(ge) 覆蓋全民的養(yang) 老保險體(ti) 係、覆蓋所有勞動者的失業(ye) 保險體(ti) 係，覆蓋城鄉(xiang) 低收入者的社會(hui) 救助體(ti) 係。大量的研究表明這些領域不僅(jin) 有助於(yu) 收入分配差距的改善，也有助於(yu) 效率的提升。（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