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liang) 年，關(guan) 於(yu) 中國會(hui) 不會(hui) 像許多發展中國家一樣陷入到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一直不絕於(yu) 耳。從(cong) 全世界經驗來看，“中等收入陷阱”的確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上世紀70年代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和1997年亞(ya) 洲金融危機之後的大部分東(dong) 南亞(ya) 國家，都曾經或正在遭受“中等收入陷阱”的痛苦折磨。盡管中國過去三十年取得了經濟發展的輝煌成就，但是，當前暴露出來的各種問題，如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拉大、產(chan) 業(ye) 升級步履維艱、環境汙染嚴(yan) 重、政府官員貪腐成風、社會(hui) 充斥各種矛盾等等，不由得讓人們(men) 擔心中國能否從(cong) 當前的人均大約4000美元順利發展到人均10000美元的高收入水平。

　　盡管有人把中國取得的成績視為(wei) 一種奇跡。然而，中國的至今為(wei) 止的成功與(yu) 許多擺脫了“貧困陷阱”的追趕型國家並無二致。都是在一個(ge) 具有權威性的政府部門主導下，利用過去數十年來相對自由的國際經濟貿易環境和本國的豐(feng) 富勞動力資源，借助各種產(chan) 業(ye) 政策和政府幹預措施，重點扶持一些戰略產(chan) 業(ye) 和一批主導企業(ye) ，大力實施出口導向戰略，並有限度地放鬆對市場的管製，從(cong) 而實現了投資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現代工業(ye) 部門的快速擴張。這種模式由於(yu) 深深打上了政府的意誌烙印而被稱為(wei) “威權發展模式”。

　　這種模式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實並無太多奧妙。按照新古典的索洛增長模型來分析，其增長源泉往往可以分解為(wei) 兩(liang) 部分：一部分是資本積累的不斷增加提高了單位勞動力所擁有的資本量；另一部分則來自於(yu) 這些國家在技術上相比於(yu) 發達國家所擁有的後發優(you) 勢，它們(men) 能夠通過先進設備及技術的購買(mai) 而實現技術進步，由此改善了資本的質量，從(cong) 而提高了全要素生產(chan) 率和單位勞動力的生產(chan) 率。在資本積累和技術追趕的雙重作用下，隻要發展戰略實施得當，追趕型國家自然可以在一個(ge) 較長時段內(nei) 取得相對不錯的增長紀錄。

　　問題在於(yu) ，這種增長模式並不具有持續性。第一，資本的不斷追加會(hui) 遇到本國的儲(chu) 蓄約束；第二，人口紅利將伴隨勞動力向工業(ye) 部門的不斷轉移將逐步消失；第三，技術性後發優(you) 勢會(hui) 隨著經濟發展逐步縮小。因此，發展到一定階段，這些追趕型國家的全要素生產(chan) 率及勞動生產(chan) 率的下降便成為(wei) 不可避免的現象。由於(yu) 上述原因，那些曾經的明日之星，如上世紀70年代的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國家，以及90年代的一些東(dong) 南亞(ya) 國家，都在經濟追趕到一定階段後便陷入停頓，甚至跌入負增長，從(cong) 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難以自拔。顯然，同樣的危險對於(yu) 中國而言並非杞人憂天，如何避免重蹈覆轍值得深入分析。

　　如果檢視幸運地跨過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國家或地區，典型的如亞(ya) 洲的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美洲的智利和歐洲的愛爾蘭(lan) 、希臘等國，不難看出，如何轉變發展模式，形成發展的新動力是避免落入陷阱的關(guan) 鍵所在。

　　世界銀行經濟學家霍米·卡拉斯把一個(ge) 國家進入中等收入水平以後生產(chan) 率繼續提高的動力總結為(wei) 三類：基於(yu) 專(zhuan) 業(ye) 化所產(chan) 生的規模經濟、產(chan) 業(ye) 向城市集中而產(chan) 生的集聚經濟、作為(wei) 人力資本的技術和知識積累形成的知識經濟。相應地，為(wei) 了形成這三類帶來更高生產(chan) 率的動力，發展中國家需要實施一係列重大戰略，包括發展更有效率的資本市場、以培養(yang) 自主創新能力為(wei) 目標的高等教育、良好的城市管理和產(chan) 業(ye) 集聚、更加有效的法治體(ti) 係和反腐敗等等。

　　然而，實施這些戰略將直接與(yu) 發展中國家廣泛存在的威權式公共治理模式相衝(chong) 突。威權政體(ti) 通常要依靠委任的各級政治代理人實現公共治理，然而，這些政治代理人不可避免地懷有在有限任期內(nei) 牟取個(ge) 人最大利益的強烈動機。他們(men) 往往會(hui) 設法控製資本市場和土地要素，或以各級政府的名義(yi) 、或迫使企業(ye) 家去從(cong) 事能夠在短期內(nei) 產(chan) 生收益的投資活動，而對於(yu) 長期見效的研發及各種教育投資則缺乏興(xing) 趣，甚至橫加阻擾。另外，政治代理人往往從(cong) 政治和經濟利益出發，傾(qing) 向於(yu) 與(yu) 特定企業(ye) 或資本力量結盟，采取限製市場進入和市場競爭(zheng) 的政策，從(cong) 而導致不同地區之間難以基於(yu) 企業(ye) 效率形成分工和規模經濟。同樣，政治代理人也不願意投入精力進行必要的，但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完成的城市規劃與(yu) 產(chan) 業(ye) 聚集。

　　由此不難理解，發展中國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guan) 鍵在於(yu) 實現公共治理模式的轉型。今年10月份，在中國海南召開的一次國際研討會(hui) 上，來自馬來西亞(ya) 的經濟學家弗敖茲(zi) 認為(wei) ，馬來西亞(ya)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既包括人力資本投資和研發投入低下，也包括現有的官僚體(ti) 係下權貴資本進行產(chan) 業(ye) 壟斷，而私人投資受到嚴(yan) 重歧視。應該說，他的表述無疑是馬來西亞(ya) 公共治理轉型遲遲不能完成而導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好證據。

　　從(cong) 國際經驗出發，中國應該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正如經濟學家高尚全所言，“能否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取決(jue) 於(yu) 能否有效推進發展方式的轉變，這其中主要挑戰則是政府轉型。”得到這樣的認識，是以全球許多國家付出了慘重代價(jia) 為(wei) 成本的，這誠然不易。然而，要把這樣的認識轉化為(wei) 中國公共治理轉型的具體(ti) 舉(ju) 措並加以落實，其艱難性將更為(wei) 巨大。從(cong) 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的經驗來看，鑒於(yu) 公共治理轉型的艱巨性與(yu) 長期性，成功實施這些戰略往往需要長達10年左右的時間。因此，中國倘若等到“中等收入陷阱”已經初露端倪再來落實公共治理轉型，恐將已然不及矣！

    （作者為(wei)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yu) 管理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