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收入差距挑戰的鑰匙是機會(hui) 均等

　　中國的收入基尼係數為(wei) 0.5，堪比巴西、俄羅斯或者美國等收入嚴(yan) 重不均的國家。一些學者視其為(wei) 製約中國內(nei) 需尤其是私人消費成長的主要因素之一，還有專(zhuan) 家警告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將造成社會(hui) 與(yu) 政治的不穩定。中國政府也為(wei) 此憂心，多次提出把縮小收入差距作為(wei) 一個(ge) 重要政策目標。

　　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收入分配采取“大鍋飯”製度，導致“幹多幹少一個(ge) 樣”，嚴(yan) 重挫傷(shang) 了中國人民的勞動積極性，導致了中國的極端貧困問題。

　　鄧小平英明地實行改革開放，打破了“大鍋飯”製度。“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極大地調動了人們(men) 的勞動積極性，尤其是解放了中國人長期被壓抑的創業(ye) 精神，大大刺激了私人經濟的蓬勃發展。過去30年，世界銀行估計中國至少有五億(yi) 人口擺脫了絕對貧困，這是史無前例的成就。

　　中國的收入差距在改革開放時期迅速擴大，成為(wei) 廣受關(guan) 注的問題，有許多複雜原因。必須承認，一定的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個(ge) 完全平均主義(yi) 的社會(hui) ，有創造力的人缺少積極性，社會(hui) 與(yu) 經濟就缺少活力。在一個(ge) 市場經濟體(ti) 係中，收入差距的存在以及在一定發展時期中的拉大，不但是正常的，而且是必要的。

　　中國收入差距的增加還有深層體(ti) 製與(yu) 政策的因素。比如，土地產(chan) 權製度遲遲未能給中國社會(hui) 收入最底層的農(nong) 村人口最起碼的“原始資產(chan) ”，而土地征收環節中對農(nong) 民權益的肆意侵犯，也是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台灣經濟起飛時期收入差距並沒有顯著增加，其重要原因就是國民黨(dang) 在未實行“打土豪分田地”激進政策下，成功進行了土地改革，使台灣農(nong) 村人口因擁有土地而在快速工業(ye) 化城市化的過程中得益，從(cong) 而奠定了台灣中產(chan) 階級的基礎。

　　城市化過程中，農(nong) 民工長期受到種種歧視，被排除在子女升學、醫保、養(yang) 老等政府提供的社會(hui) 服務體(ti) 係之外，加之日益嚴(yan) 重的濫權、腐敗、裙帶關(guan) 係等問題，讓人怨聲載道。因此，中國目前的收入差距問題，不單純是市場經濟體(ti) 係中的“自然差距”問題，而是反映了社會(hui) 不公正的深層次問題。中國當前的“仇官仇富”現象，本質上未必與(yu) 收入差距有著直接的因果關(guan) 聯。它更大程度上反映了權力濫用、腐敗與(yu) 社會(hui) 不公的問題。

　　消滅貧困，培育中產(chan) 階級，是中國的發展方向。中國總會(hui) 有1%或者更低比例的人會(hui) 擁有很多財富，他們(men) 的收入水平與(yu) 最低收入人口之間的差距可能會(hui) 繼續擴大。但隻要窮人數目越來越少，中產(chan) 階級越來越多，中國可以有一些特富超富的人。

　　香港的自由市場經濟製度給了李嘉誠一個(ge) 白手起家創業(ye) 的機會(hui) ，使他變成為(wei) 首富和“李超人”。他的致富不依父蔭，不仗特權，也非靠賄賂。香港的普通百姓包括窮人既羨慕他，也尊敬他，內(nei) 心期望有朝一日也可以成為(wei) 一個(ge) “小超人”。

　　與(yu) 其關(guan) 注“收入不均”問題，我們(men) 更要正視“機會(hui) 不均”的問題，即經濟、社會(hui) 與(yu) 政治製度的死板僵化導致人口缺少垂直流動性。機會(hui) 不均比起收入差距是遠為(wei) 嚴(yan) 重得多的社會(hui) 不公正問題，對社會(hui) 的和諧與(yu) 穩定將造成真正嚴(yan) 重的威脅。

　　單純增加對富人課稅，“劫富濟貧”雖迎合一般人胃口，卻是誤入改革前的歧途。它將嚴(yan) 重挫傷(shang) 儲(chu) 蓄、投資與(yu) 財富創造的積極性，拖累就業(ye) 成長，並影響中長期稅收，最終害了窮人。

　　中國必須做兩(liang) 點：一是下決(jue) 心普及義(yi) 務教育，提供基本醫療保健，增加貧困救濟與(yu) 轉移支出，加強失業(ye) 與(yu) 養(yang) 老保險等社會(hui) 安全網；二是保障機會(hui) 均等，革除腐敗，減少壟斷，建設一個(ge) 真正透明、自由與(yu) 公平競爭(zheng) 的遊戲場，通過鼓勵創業(ye) 創新來創造更多就業(ye) 、更多財富，從(cong) 而實現更多稅收與(yu) 社會(hui) 保障。

　　如果中國實現了機會(hui) 均等，收入差距何足懼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