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後的32年，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增長的態勢，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8%。這一成績遠遠超過了國際上關(guan) 於(yu) 持續高增長國家的標準。①因此，這對於(yu) 一個(ge) 有著世界最多人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如此的成績確實讓人羨慕，也讓人費解。而伴隨著這種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國的經濟實力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10年，中國的GDP超過日本，成為(wei) 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不過，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還存在著一係列結構性問題，其中初次收入分配結構中的勞動者報酬偏低變得較為(wei) 突出，1995年之後，勞動者報酬占GDP份額呈現持續下降的趨勢，從(cong) 1995年的45.69%下降到2007年的39.16%（張車偉(wei) 、張士斌，2010）。這種隨經濟持續高增長而出現的勞動份額下降的趨勢，與(yu) 國際範圍內(nei) 勞動份額與(yu) 經濟發展水平存在的“U”形關(guan) 係相比較，中國正處在這一曲線的下行區間。為(wei) 什麽(me) 中國經濟的長期高速增長並沒有帶來初次分配結構的轉型？或者說，為(wei) 什麽(me) 中國的勞動份額並沒有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扭轉其下降的趨勢？這一問題表明，不僅(jin) 中國的初次收入分配結構有著不同的變化趨勢，而更加困擾我們(men) 的是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並沒有帶來勞動者報酬應有的提高，這與(yu) 經濟發展的民生轉向不甚和諧。

　　對於(yu) 中國初次收入分配結構的如此現狀，國內(nei) 學者已有一些研究。首先，一些學者為(wei) 了精確計量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的比重，對如何核算勞動份額進行了研究。目前國家統計局所公布的勞動報酬數據是將雇員勞動報酬與(yu) 自雇者的所有經營收作為(wei) 勞動報酬的核算依據。對此，有學者認為(wei) ，由於(yu) 自雇者經營收入中包括資本和土地收入，所以這種估計有擴大勞動份額的嫌疑。例如張車偉(wei) (2010)就對國家統計局的勞動份額統計進行了調整，他剔除了農(nong) 民和城鎮個(ge) 體(ti) 戶經營性收入中的資本性收入，得到自雇者的勞動報酬，進而得到調整後的全國勞動份額。其次，更多的學者把精力集中於(yu) 對勞動收入份額降低的原因進行分析。白重恩、錢震傑認為(wei) ，自1978年以來，農(nong) 業(ye) 部門向非農(nong) 業(ye) 部及工業(ye) 部門的勞動收入份額的變化，一直是左，國總體(ti) 勞動收入份額的主要力量。李稻葵等提出，中國經濟初次分配中勞動份額明顯偏低，不斷下降。導致中國勞動份額下降的原因包括．比重的變化和資本回報率上升，以及國有企業(ye) 的不斷推進，資本所得者對企業(ye) 盈利分配的談：力上升較快，勞動者在企業(ye) 盈利後談判能力下降。張車偉(wei) 等認為(wei) ，中國勞動份額的低水平穩定與(yu) 中國經濟的幾個(ge) 本質特征密切相關(guan) ，包括中國經濟的轉軌特征、中國二元經濟的階段性特征、中國經濟的結構性特征，此外，經濟增長中技術進步類型和資本全球化也影響了勞動份額的提高。最後，針對中國勞動份額較低而尋求改變的對策也是學者們(men) 關(guan) 注的問題。林毅夫(2007)認為(wei) ，應通過改變產(chan) 業(ye) 結構、多發展勞動密集型產(chan) 業(ye) 來提高勞動者收入份額。李揚(2007)呼籲，通過財政政策致力於(yu) 提高國內(nei) 消費率和公平收入分配，尤為(wei) 重要的是完善有關(guan) 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白重恩等(2009)提倡在產(chan) 業(ye) 結構方麵做文章，通過提高第三產(chan) 業(ye) 在經濟中的比重，從(cong) 而提高國民收入中的勞動份額，此外，減少壟斷程度和適當的勞動保護也對提高勞動份額具有積極的意義(yi) 。

　　麵對我國初次分配中的勞動份額較低的現實，以及圍繞勞動份額所做的各種角度的研究，我們(men) 深深地感到這個(ge) 問題具有的理論和實踐的巨大挑戰。“十二五”規劃在談到調整收入分配關(guan) 係時改變了“十一五”規劃著重強調緩解行業(ye) 、地區和社會(hui) 成員間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趨勢的說法，而強調加快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盡快扭轉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②本文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嚐試對我國初次分配的勞動份額這一具有挑戰性的問題加以分析。

　　二、初次收入分配結構變遷的一般機理

　　初次收入分配是指對一定時間內(nei) 生產(chan) 的國民財富在各生產(chan) 要素所有者之間所進行的分配，而這種分配最終會(hui) 形成一定的初次收入分配結構。就初次收入分配結構的實際來說，這是一個(ge) 可以進行曆史追溯的經濟現象。而就初次收入分配的理論來說，這是一個(ge) 自經濟學誕生後才受到關(guan) 注的問題。在古典經濟學創始人亞(ya) 當·斯密的經濟理論中，初次收入分配的理論有著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方麵作為(wei) 初次收入分配結果的利潤、工資和地租源於(yu) 資本、勞動和土地在生產(chan) 中發揮的作用；另一方麵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下的資本和勞動所得與(yu) 各自在生產(chan) 中的地位有著直接的關(guan) 聯。

　　在亞(ya) 當·斯密之後，對初次分配結構的分析又形成兩(liang) 個(ge) 基本線索。一個(ge) 是馬克思最早分析的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下的資本家與(yu) 工人之間的分配。勞動力成為(wei) 商品並且為(wei) 資本家購買(mai) ，由此形成了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過程，在這個(ge) 過程中，勞動力商品的使用會(hui) 創造新價(jia) 值，不過，這種新價(jia) 值並不為(wei) 勞動者所占有。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過程的特殊性決(jue) 定了新價(jia) 值的分配權掌握在資本家手中，因此，最終的分配結果是工人得到作為(wei) 勞動力價(jia) 格的轉化形式——工資，資本家占有了剩餘(yu) 價(jia) 值。在這一分配結構中，工人的工資和資本家的剩餘(yu) 價(jia) 值究竟該是怎樣的比例，這主要決(jue) 定於(yu) 工人與(yu) 資本家或者是全體(ti) 資本家階級和全體(ti) 工人階級之間的鬥爭(zheng) 。馬克思的這個(ge) 分析線索進一步地形成一種傳(chuan) 統，在製度經濟學那裏，包括新老製度經濟學也強調勞動者工資和資本家利潤背後具有的製度因素，勞動者工資的高低不僅(jin) 決(jue) 定於(yu) 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guan) 係，而且也取決(jue) 於(yu) 勞動者相對的談判能力。另一個(ge) 是新古典經濟學在繼承古典經濟學要素分配理論的基礎上應用邊際分析解釋初次收入分配的結果。在微觀企業(ye) 進行的初次分配中，資本和勞動力按照其邊際生產(chan) 力的邊際淨產(chan) 出進行分配，即資本家得到資本的貢獻，而勞動者得到勞動的貢獻。在這種分配結構下，資本與(yu) 勞動被賦予平等的地位，它們(men) 各自的所得主要取決(jue) 於(yu) 資本市場和勞動力市場的狀況並用一種均衡價(jia) 格來衡量。這成為(wei) 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初次分配的一個(ge) 基本線索，左右著人們(men) 分析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變遷的思路。

　　對這兩(liang) 條分析初次分配結構的線索進一步地梳理，我們(men) 會(hui) 發現初次分配結構變遷的不同機理。按照馬克思對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下的初次分配結構的分析線索，決(jue) 定資本家利潤和工人工資份額的主要因素是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鬥爭(zheng) 以及因此發生的工人地位的變化。當資本家擁有分配的絕對主導權時，資本家會(hui) 把工人的工資壓到最低的程度，以致可能達到僅(jin) 夠維持身體(ti) 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的價(jia) 值。而這對於(yu) 工人來說一定是災難性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假如勞動力的價(jia) 格降到這個(ge) 最低限度，那就是降到勞動力的價(jia) 值以下，因為(wei) 這樣一來，勞動力就隻能在萎縮的狀態下維持和發揮。”③因此，工人一定會(hui) 為(wei) 自己的命運進行反抗和鬥爭(zheng) ，而且這種鬥爭(zheng) 貫穿了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發展的全過程。雖然說初次分配中的資本和勞動份額決(jue) 定於(yu) 資本家和工人的力量對比，但是在資本主義(yi) 發展過程中，我們(men) 還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國家在資本家和工人的鬥爭(zheng) 中發揮作用，這成為(wei) 決(jue) 定初次收入分配份額的又一個(ge) 重要因素。馬克思對此有過一個(ge) 經典的分析：“資本在它的萌芽時期，由於(yu) 剛剛出世，不能單純依靠經濟關(guan) 係的力量，還要依靠國家政權的幫助才能確保自己榨取足夠的剩餘(yu) 勞動的權利。”④隻是過了幾個(ge) 世紀以後，工人才由於(yu) 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的發展而開始屈從(cong) 於(yu) 資本的絕對權力之下。不過，這並沒有消解工人為(wei) 獲得更高工資而與(yu) 資本家的對抗，到了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更加成熟時，國家對經濟的管製又涉及到工人的工資，而這時國家關(guan) 注工人工資與(yu) 早期的關(guan) 注有所不同，一係列最低工資的立法和對工人福利的關(guan) 注，提高了工人在初次分配中的地位，從(cong) 而形成了今天發達國家勞動份額比較高的局麵。

　　如果按照古典經濟學開創的要素理論來擴展對初次分配結構的分析，那會(hui) 呈現出一個(ge) 比較複雜的初次分配結構變遷的機理。首先，建立在要素貢獻基礎上的初次分配的勞動份額與(yu) 技術進步的類型有關(guan) 。從(cong) 微觀企業(ye) 來看，如果出現技術對勞動的替代，那麽(me) 勞動份額占產(chan) 出的比重會(hui) 下降，而從(cong) 整個(ge) 國民經濟來看，勞動份額的變化可能要取決(jue) 於(yu) 技術進步推進的步伐。在技術進步最初的階段，由於(yu) 采用先進的技術會(hui) 引起對勞動力的替代，這一方麵會(hui) 產(chan) 生排斥勞動力的現象，另一方麵會(hui) 帶來沒有發生技術進步的部門的就業(ye) 競爭(zheng) ，從(cong) 而引起工資下降。因此，就國民經濟整體(ti) 來說，這個(ge) 階段的整體(ti) 勞動報酬會(hui) 降低，從(cong) 而導致勞動份額的下降。而隨著技術進步的推廣和普及，更高的勞動生產(chan) 力為(wei) 提高工人的工資提供了條件，而且技術進步可以實現的就業(ye) 補償(chang) 又會(hui) 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因此，這會(hui) 帶來全社會(hui) 的勞動報酬的提高以及勞動份額的增加。其次，建立在要素貢獻基礎上的初次分配的勞動份額與(yu) 產(chan) 業(ye) 結構有關(guan) 。因為(wei) 不同的產(chan) 業(ye) 或行業(ye) 對要素的要求並不相同，或者生產(chan) 要素在不同產(chan) 業(ye) 或行業(ye) 的貢獻不同，如第二產(chan) 業(ye) 的勞動貢獻相對較低，而第三產(chan) 業(ye) 的勞動貢獻相對較高，因此，產(chan) 業(ye) 結構的不同會(hui) 導致國民經濟整體(ti) 對勞動的要求不同，從(cong) 而表現出來的勞動份額也不同，隨著產(chan) 業(ye) 結構的升級，勞動份額會(hui) 逐步提高。最後，建立在要素貢獻基礎上的初次分配的勞動份額與(yu) 國家對經濟的管製程度有關(guan) 。這一關(guan) 係實際上是要素貢獻理論的一種延伸，因為(wei) 讓勞動力市場自由調節一定會(hui) 遇到資本與(yu) 勞動力的競爭(zheng) 問題，而資本與(yu) 勞動力的競爭(zheng) 最終一定會(hui) 出現有利於(yu) 資本的局麵，特別是在生產(chan) 力水平比較高的情況下，這種局麵更為(wei) 明顯。因此，提高勞動份額不可避免地要依賴國家對勞動者工資的管製。當然，這種管製一定有一個(ge) 界限，如果管製過多，不僅(jin) 不會(hui) 提高勞動份額，而且還會(hui) 降低勞動份額，因為(wei) 過多的管製會(hui) 影響到勞動的效率，如歐盟中的發達國家，其勞動份額比美國低，相反，放鬆管製也會(hui) 導致勞動份額的降低，如美國自上個(ge) 世紀80年代起，勞動份額呈小幅下降的趨勢。

　　以上從(cong) 不同線索對初次分配的勞動份額變化進行的分析，使我們(men) 看清了決(jue) 定勞動份額在初次分配中的變化機理。然而，這些理論分析所涉及的對象還是比較單一，因為(wei) 這兩(liang) 條線索都沒有超越資本主義(yi) 生產(chan) 方式下的初次收入分配這一對象。當我們(men) 把注意力轉向中國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結構時，所呈現出來的現象更為(wei) 複雜，涉及到的影響因素更加多樣。

　　三、我國初次收入分配結構變遷的特殊機理

　　在計劃經濟體(ti) 製下，我國的初次收入分配完全由國家控製，作為(wei) 初次分配基礎的企業(ye) ，其新增產(chan) 值的分配主要包括兩(liang) 部分，一部分是工人的工資，另一部分構成國家的利潤，而企業(ye) 的全民所有製性質，決(jue) 定了它在初次收入分配中並沒有相應的份額。因此，計劃經濟體(ti) 製下的初次收入分配簡單明了，而且其決(jue) 定因素也非常明確，國家主導了國營企業(ye) 的初次分配。因此，我們(men) 在這裏要討論的我國初次收入分配並不是計劃經濟體(ti) 製下的初次收入分配，而是隨經濟體(ti) 製改革不斷變遷的初次收入分配結構。這種初次收入分配受兩(liang) 種轉型的影響，其結構變遷的特點十分明顯。

　　1978年之後中國經濟開始了兩(liang) 個(ge) 重要的轉型，一個(ge) 是體(ti) 製轉型，即從(cong) 過去的計劃經濟體(ti) 製向市場經濟體(ti) 製轉換，另一個(ge) 是發展轉型，即由過去的相對落後的經濟向更加發達的現代經濟轉變。這種體(ti) 製和發展轉型，使得影響中國初次收入分配結構變遷的因素更加複雜，表現出來的特殊性更為(wei) 明顯。

　　從(cong) 計劃經濟體(ti) 製向市場經濟體(ti) 製轉換，這首先打破了初次收入分配的國家控製，過去主要由國家計劃左右的初次收入分配，隨著市場的逐漸被引入，要素的收入訴求不斷提高，特別是勞動者在初次收入分配中的地位有了較大的變化。農(nong) 民在實行家庭聯產(chan) 承包責任製後，徹底改變了過去局限在生產(chan) 隊的單一的、平均的獲得收入的局麵，逐步表現出收入的多樣化。經濟體(ti) 製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城市的勞動者的地位。國有企業(ye) 的工人隨國有企業(ye) 改革的推進而不斷地提高勞動收入，非公有製經濟的發展也為(wei) 勞動者創造了更多的提高收入的機會(hui) 。這些對於(yu) 提高初次收入分配的勞動份額無疑是比較有利的因素，不過，城市的經濟體(ti) 製改革對於(yu) 初次分配的意義(yi) 還有另外的方麵，因為(wei) 工業(ye) 領域的改革會(hui) 凸顯資金的重要性，這可能引發勞動者地位的下降，從(cong) 而導致勞動份額的下降。從(cong) 統計數據來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初次分配的勞動份額首先經曆的是一個(ge) 逐漸提高的過程，1978年全國勞動份額為(wei) 49.64%，到了1984年全國勞動份額上升為(wei) 53.68%，提高4個(ge) 百分點。這個(ge) 階段正是農(nong) 村經濟體(ti) 製改革取得最大成效的時期，因此，這個(ge) 時期的勞動份額上升，可能主要是由農(nong) 村經濟體(ti) 製改革引起的。而自1984年以後，全國的勞動份額開始下降，到1993年又下降到49.49%。這一變化可能是城市經濟體(ti) 製改革所引起的。

　　中國在改革開放後，不僅(jin) 要實現經濟體(ti) 製的轉型，而且還要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後者也可以稱為(wei) 發展轉型。這種發展轉型帶給初次收入分配怎樣的影響？對此，我們(men) 從(cong) 發展戰略的角度加以分析。在計劃經濟體(ti) 製時期，我們(men) 實行的是一種經濟趕超戰略，或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戰略。在這一發展戰略下，工人工資被壓到很低的水平，為(wei) 此又大大壓低農(nong) 產(chan) 品的價(jia) 格，這使得農(nong) 村勞動者的收入也難以提高，因此，勞動份額相應地也比較低。改革開放後的最初一段時間，由於(yu) 我們(men) 調整趕超的方式，變重工業(ye) 優(you) 先發展為(wei) 按照比較優(you) 勢進行產(chan) 業(ye) 選擇和發展，這對於(yu) 推動我國經濟發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與(yu) 此相應，建立在我國勞動力資源優(you) 勢之上的比較優(you) 勢戰略，對於(yu) 提高勞動者報酬也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因此，在改革開放的前一個(ge) 階段，勞動份額總體(ti) 上處於(yu) 上升趨勢，並保持在一個(ge) 相對較高的水平上。而隨著發展戰略的推進，勞動力的優(you) 勢盡管仍然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作用，但是，資本在經濟結構中的地位越來越凸顯，這反映在初次分配方麵就是資本的份額在不斷上升，而且在1994年之後，由於(yu) 實行了分稅製的財政體(ti) 製改革，國家在初次分配的份額也在不斷上升。這些變化可能導致在改革的後一個(ge) 階段，勞動份額總體(ti) 上呈下降趨勢。

　　伴隨著發展轉型，無論是從(cong) 國家的層麵，還是從(cong) 地方的層麵，因為(wei) 都麵臨(lin) 著如何縮小與(yu) 發達國家或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因此，以擴大對外開放和增加投資為(wei) 主的發展方略成為(wei) 國家和地方的必然選擇。這對於(yu) 初次收入分配結構的變遷來說，具有特殊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後，特別是加入WTO以後，我國進出口的規模迅速擴大，而從(cong) 進出口的結構來看，我國出口的主要是加工類產(chan) 品，這類產(chan) 品在國際上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又主要基於(yu) 極低的勞動力成本，並且在較長的時間裏低勞動成本的狀況沒有改變，這在改革開放的最初一段時間會(hui) 引起勞動份額的提高，但經過這一階段後，勞動份額的變化出現了停滯。而我國進口的又主要是成套設備和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生產(chan) 資料，這會(hui) 導致對勞動力的替代，結果也不利於(yu) 勞動份額的提高。

　　縮小與(yu) 發達國家或發達地區的發展差距，主要是通過加大投資這一途徑來實現，因此形成了一種投資優(you) 先的增長模式。這種模式不僅(jin) 增加了資本在初次分配中的談判能力，而且也使資本在生產(chan) 中的貢獻更加突出。從(cong) 國家的層麵來看，我國自改革開放之後長期處於(yu) 高投資的狀態，資本形成率都在30%以上，2003年以後更是達到40%以上，而這個(ge) 階段的勞動份額也最低。從(cong) 地方的層麵來看，在全國整體(ti) 的高投資趨勢下，各地呈現出的是一個(ge) 高投資的梯度轉移格局。開始是東(dong) 南沿海地區率先發展，並形成了強大的投資吸引能力，由此也形成了一個(ge) 投資的高潮，而這種投資以及因此實現的經濟高速增長造成與(yu) 其他地區發展的差距。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的程度，東(dong) 南沿海的發達地區的發展開始出現增長遞減效應時，中西部地區所積累的發展能力也達到了一定的程度，這時一種地區間的趕超成為(wei) 經濟發展的重要格局，由此引起的地區競賽式的高投資又形成了一輪新的投資高潮。這種不斷的替代式的高投資趨勢，不僅(jin) 成就了我國投資的高增長，而且始終壓製著勞動者在生產(chan) 中的地位提升和貢獻增加，因此造成我國初次收入分配結構遲遲實現不了轉型，勞動份額下降的趨勢遲遲得不到扭轉。

　　因此，基於(yu) 我國經濟體(ti) 製轉換和發展轉型的初次收入分配結構，不僅(jin) 體(ti) 現出一個(ge) 較為(wei) 特殊的變遷過程，而且該過程體(ti) 現出來的複雜性也非常明顯。因為(wei) 我國的初次分配結構變遷和轉型，除了這種特殊的體(ti) 製和發展轉型帶來的變化之外，同樣也受到初次分配結構變遷的一般機理的作用。這無疑使轉變我國初次分配結構的任務變得更加艱巨，而且也對這種轉變的路徑選擇提出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