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為(wei) 什麽(me) 從(cong) 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主要是量的變化，而從(cong) 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則主要是質的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問題，首先是如何認識和界定發展階段的問題。現在，對發展階段主要是從(cong) 現象上，也就是從(cong) 收入數量上來劃分，沒有在本質上厘清各收入階段經濟特征，因此，難以把握中等收入階段各經濟現象之間的內(nei) 在聯係。

　　從(cong) 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往往是從(cong) 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進入工業(ye) 生產(chan) 階段，麗(li) 從(cong) 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則是從(cong) 工業(ye) 初級階段到高級階段的變化。表麵上，低收入到中等收入的差別，要大於(yu) 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差別，因為(wei) ，前者是農(nong) 業(ye) 向工業(ye) 轉變，生產(chan) 內(nei) 容發生很大變化，後者隻是工業(ye) 生產(chan) 本身的階段變化。不過，從(cong) 勞動本質上看，後者的差別要大於(yu) 前者。從(cong) 低收入到中等收入主要仍是勞動量的變化，而從(cong) 中等收入到高收入則具有勞動質的跨越。把握這一本質關(guan) 係是解釋中等收人階段許多問題的基本理論方法。

　　為(wei) 什麽(me) 對勞動質的認識特別重要呢？因為(wei) ，勞動是人類經濟活動的基礎，勞動質和量的變化，必然引起經濟現象的變化。我們(men) 知道，勞動決(jue) 定了人與(yu) 動物的根本區別，如果把人類勞動再進一步分為(wei) 創造性勞動和重複性勞動，可以進一步發現，創造性勞動是人脫離動物的根本力量。從(cong) 一定意義(yi) 上看，人的進化，人脫離動物的過程，也就是創造性勞動增多，重複性勞動減少的過程。從(cong) 本質上說，重複性勞動沒有擺脫動物活動的痕跡，是勞動的低級形態，隻有創造性勞動才體(ti) 現出人類的本質特征，是勞動的高級形態。因此，創造性勞動和重複性勞動的比重和質量變化，是決(jue) 定經濟、社會(hui) 活動變化的主要力量。

　　運用創造性勞動和重複性勞動理論，可以發現，‘從(cong) 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階段，雖然生產(chan) 內(nei) 容和形式發生很大變化，但生產(chan) 本質變化不大。因為(wei) ，不僅(jin) 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是以重複性勞動為(wei) 主，而且剛開始的工業(ye) 生產(chan) 也主要是引進和複製別人的創造發明為(wei) 主，沒有多少自己的創造性勞動成果，它們(men) 在重複性勞動這點上是相同的。而從(cong) 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階段，必須建立在普遍的自主創新基礎上，沒有哪一個(ge) 工業(ye) 國家是靠重複性勞動而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因此，從(cong) 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階段，是從(cong) 重複性勞動向創造性勞動跨越，在發展階段上具有本質變化。

　　重複性勞動在工業(ye) 規模增長上，表現為(wei) 外延式擴大再生產(chan) 。二戰後，隨著科學技術發展，發達國家加快了產(chan) 業(ye) 結構調整，向外輸出資本和技術，落後國家能夠通過對資本、技術、人力和市場進行新的整合，利用自己低勞動成本優(you) 勢，獲得快速發展機會(hui) 。但這不是完全建立在創造性勞動基礎上的發展，隻是重複發達國家已有生產(chan) 方式，使生產(chan) 規模不斷擴大。由於(yu) 沒有多少創造性的複雜活動，這一階段有可能出現經濟快速發展的狀況，不僅(jin) 一座座工廠拔地而起，而且每座工廠的規模也在擴大，出現增長“奇跡”。

　　一些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由於(yu) 不了解自身所處發展階段的本質特征，認為(wei) 從(cong) 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階段，隻是工業(ye) 化的量變過程，不存在質的差異，看不到“奇跡”背後隱藏著深層問題，盲目樂(le) 觀，以為(wei) 可以像複製生產(chan) 一樣，隻要全麵複製高收入國家有關(guan) 政治、經濟和社會(hui) 方麵的政策、做法，就可順利進入高收入階段，但結果卻事與(yu) 願違。

　　二、為(wei) 什麽(me) 中等收入階段的資本積累和高收入階段的智力積累，在市場政策上有很大不同

　　中等收入階段與(yu) 高收入階段，存在密切聯係，有些經濟政策和經濟製度可以相互適用，有些則不行。例如，高收入國家提出擴大國內(nei) 需求，實行高消費政策，中等收入國家則不能完全照搬。為(wei) 什麽(me) 呢？這是由勞動本質差別引起不同積累方式差別而決(jue) 定的。

　　社會(hui) 經濟發展依賴於(yu) 擴大再生產(chan) ，而擴大再生產(chan) 又依賴於(yu) 經濟積累，不同積累方式決(jue) 定經濟運行的不同方式。傳(chuan) 統自給自足的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主要依靠直接勞動積累；以外延擴大再生產(chan) 為(wei) 特征的中等收入階段，主要依靠資本積累；而以內(nei) 涵擴大再生產(chan) 為(wei) 特征的高收入階段，則主要依靠智力積累。由於(yu) 積累方式不同，會(hui) 產(chan) 生一係列不同經濟現象，進而形成不同經濟政策。為(wei) 了便於(yu) 分析，我們(men) 不妨回顧西方工業(ye) 國，從(cong) 資本積累到智力積累的一些重要變化。

　　在工業(ye) 社會(hui) 發展初期，創造性勞動的質和量還不發展，重複性勞動還普遍存在，社會(hui) 擴大再生產(chan) 和社會(hui) 進步所依靠的經濟積累，隻能采取資本積累的方式。馬克思曾對當時社會(hui) 生產(chan) 做過深入和科學的研究。他認為(wei) ，這一階段生產(chan) 的積極和消極方麵，都是由剩餘(yu) 價(jia) 值生產(chan) 和資本積累產(chan) 生的。由於(yu) 工人的收入大大低於(yu) 所創造的價(jia) 值，從(cong) 而使生產(chan) 有條件進行較高的積累和擴大再生產(chan) ，它不僅(jin) 使人類創造性勞動所帶來的文明成果得到快速擴展，而且也為(wei) 創造性勞動進一步發展提供物質基礎。但是，資本積累在推動生產(chan) 迅速發展的同時，又隱藏了一對矛盾，一方麵工人的收入低而穩定，另一方麵在積累的驅動下，生產(chan) 呈現出無限擴大的趨勢，從(cong) 而導致生產(chan) 和消費的矛盾，出現以生產(chan) 過剩為(wei) 特征的經濟危機。解決(jue) 的辦法，隻有通過擴大世界市場緩解矛盾。經過上百年武力開拓，當世界市場被主要西方列強瓜分完畢後，市場擴大的運動一停止，矛盾就開始加劇，生產(chan) 過剩的危機越來越明顯，甚至出現1929一1933年災難深重的大危機，社會(hui) 矛盾也日趨激化。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盡管西方國家生產(chan) 過剩的經濟危機沒有消除，程度卻有所減輕，至少沒有再出現1929-1933年那樣的大危機。這種情況，雖與(yu) 西方國家加強宏觀管理有一定關(guan) 係，但更主要的是，它反映出形成危機的某些條件發生了變化。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創造性勞動的質和量出現大的增長，引起科技革命，導致社會(hui) 分工迅速發展。一個(ge) 現代化企業(ye) 內(nei) 的分工繁多而細致，專(zhuan) 業(ye) 化越來越強，科技人員和白領工人數量大幅增加，成為(wei) 企業(ye) 主體(ti) 。創造性勞動、科學技術的大發展，又引起社會(hui) 經濟生活一係列變化：首先，勞動者狀況發生變化，企業(ye) 為(wei) 了維持生產(chan) 的競爭(zheng) 力和正常運轉，被迫向勞動者支付更高工資，社會(hui) 消費水平得到提高。例如，在一個(ge) 自動化企業(ye) 裏，隻要個(ge) 別技術人員離開工作崗位，生產(chan) 都會(hui) 受到致命打擊。因此，勞動者，特別是腦力勞動者的實力得到加強。其次，積累開始從(cong) 貨幣資本積累向智力積累轉變，科學技術的貢獻率越來越大。積累和擴大再生產(chan) 不僅(jin) 沒有因消費比重增大而消弱，反而因創造發明增多，內(nei) 涵式擴大再生產(chan) 取代外延式擴大再生產(chan) 成為(wei) 主要方式，它還得到加強。在現代社會(hui) ，有價(jia) 值的創新發明，往往比貨幣資本更重要，更難得。再次，智力積累使生產(chan) 與(yu) 消費趨向平衡。提高產(chan) 品質量和性能，成為(wei) 智力積累的主要目的，而不是像資本積累時代主要是擴大產(chan) 品數量。例如，在手機市場基本飽和情況下，智力積累主要通過對產(chan) 品升級換代來保有市場，而不是主要擴大產(chan) 品數量。由於(yu) 智力積累對生產(chan) 數量影響減少，市場趨於(yu) 穩定，積累真正成為(wei) 擴大內(nei) 需的重要部分。最後，創造性勞動造就了更多新產(chan) 品，並不斷更新市場。所有這些新情況，都是引起危機減弱的重要原因。

　　顯然，中等收入階段是工業(ye) 發展的初級階段，它依靠資本積累擴大再生產(chan) ，通過擴大出口解決(jue) 生產(chan) 過剩問題。高收入階段是工業(ye) 發展的中後期階段，由於(yu) 創造性勞動的發展，使資本積累向智力積累轉變，刺激和擴大消費，成為(wei) 這一階段的可行政策。正是由於(yu) 積累方式的變化，引起生產(chan) 、流通、分配和消費一係列變化，中等收入國家若直接照搬高收入國家做法，就很容易掉進陷阱之中。

　　拉美一些國家自認為(wei) 人口多，“市場大”，把本來發展還好的出口外向型經濟，轉為(wei) 立足國內(nei) 市場的內(nei) 向型經濟，產(chan) 生很多問題。人口多，消費總量大，這是客觀事實，但是，需要就業(ye) 的人口，從(cong) 事生產(chan) 的人口也多。因此，從(cong) 人均消費與(yu) 人均生產(chan) 相比看，國內(nei) 市場仍很狹小，不擴大出口，就難以完成擴大再生產(chan) 。這些國家在創造性勞動還不發展情況下，進行戰略調整，取消了許多鼓勵出口的政策，打擊了出口企業(ye) ，加上出口企業(ye) 產(chan) 業(ye) 鏈條長，直接和間接相關(guan) 企業(ye) 多，在連鎖反應下，整個(ge) 經濟受到很大影響，出現長期停滯，甚至有的國家長達十幾年負增長，教訓尤為(wei) 深刻。

　　三、為(wei) 什麽(me) 中等收入階段，收入和社會(hui) 保障容易超出經濟能力

　　在中等收入階段，雖然有收入和社會(hui) 保障落後於(yu) 經濟發展的情況，但也非常容易出現收入和社會(hui) 保障支出超越經濟能力，阻礙經濟發展，最終影響社會(hui) 發展的情況。為(wei) 了便於(yu) 分析，我們(men) 把這一段經濟都假設為(wei) 重複性勞動，都是外延式擴大再生產(chan) 。

　　在這個(ge) 階段，農(nong) 村勞動力大量轉移到工業(ye) ，工業(ye) 生產(chan) 呈現外延擴張特征，企業(ye) 數量和規模迅速增長。由此，產(chan) 生一些經濟現象：一是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增長快，很多國家都一度出現兩(liang) 位數增長；二是國家稅收增長快，有的甚至超過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增長；三是企業(ye) 的利潤增長快，企業(ye) 絕對支配的收入明顯增加。在這三個(ge) 增長較快現象下，容易得出一個(ge) 判斷，就是勞動者個(ge) 人收入、社會(hui) 福利和社會(hui) 保障也該相應有很大增長。

　　其實，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稅收和企業(ye) 利潤增加是因經濟的外延規模擴大引起的，不是由創造性勞動發展、經濟內(nei) 在質量提高產(chan) 生的，因此，勞動生產(chan) 率並沒有提高，企業(ye) 人均利潤也沒有提高。隻是由於(yu) 勞動力從(cong) 農(nong) 業(ye) 轉到工業(ye) ，工業(ye) 人口增加，生產(chan) 規模擴大，而使稅收、利潤總量增加，但是，工業(ye) 人口平均可使用的稅收和利潤並沒有增加。這時，要提高收入、福利和社會(hui) 保障水平，勢必加重企業(ye) 和社會(hui) 負擔。

　　當然，在重複性勞動發展和經濟外延擴張中，社會(hui) 福利總支出也會(hui) 增加。這是由於(yu) 農(nong) 業(ye) 人口變為(wei) 工業(ye) 人口後，其收入、福利和社會(hui) 保障，也要相應提高到當時工業(ye) 人口的水平，從(cong) 而使社會(hui) 保障的人口數量加大，引起社會(hui) 福利總支出增加。所有這些，都不是工業(ye) 人均社會(hui) 福利水平的提高，若要提高其水平，隻有在發展創造性勞動，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基礎上才能實現。但是，經濟發展與(yu) 社會(hui) 發展的這種關(guan) 係，往往被模糊，產(chan) 生一些假象。例如，在外延擴張下，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增長10%，由於(yu) 就業(ye) 增加，社會(hui) 總的工資性收入可能增加10%，但要求人均工資也增加10%，是不可能的。可惜在實踐中，一些中等收入國家，在經濟主要還以重複性勞動、外延擴張為(wei) 特征的情況下，過早、過快提高社會(hui) 福利和保障水平，加重了負擔。特別是，由於(yu) 外延經濟增長不可能永遠膨脹，終會(hui) 受到勞動力、土地、市場等條件限製，當增速下降時，社會(hui) 福利的剛性支出使問題更加突出。拉美一些國家的政府債(zhai) 務危機，都與(yu) 過多增加社會(hui) 保障等公共支出有關(guan) 。

　　在中等收入階段，增量的稅收和利潤，應該主要引導到發展創造性勞動，發展科學技術上。其中，國家稅收應主要用於(yu) 教育和重點科研，提高民族素質和國家創新能力；企業(ye) 利潤應主要用於(yu) 核心技術和新產(chan) 品開發，提高產(chan) 品附加值。隻有在創造性勞動快速發展下，社會(hui) 分工才能發展，勞動者專(zhuan) 業(ye) 知識和技能才能發展，人的經濟地位才能從(cong) 根本上得到提高，各種社會(hui) 問題才能得到從(cong) 容解決(jue) 。

　　四、為(wei) 什麽(me) 中等收入階段，收入差距容易擴大，社會(hui) 矛盾容易發展

　　在中等收入階段，雖然擺脫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封閉、落後狀態，開始進入工業(ye) 化發展階段，但是，企業(ye) 重複性的外延迅速擴張，打破了傳(chuan) 統農(nong) 業(ye) 社會(hui) 平衡，形成新的利益結構，特別是收入差距擴大，容易引發新的社會(hui) 矛盾和衝(chong) 突。幾乎所有工業(ye) 國都曾經曆過這一時期。

　　首先，以重複性勞動為(wei) 基礎的資本積累，是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在中等收入階段，生產(chan) 特征表現為(wei) 重複性勞動、企業(ye) 外延擴張和資本積累。在這些特征作用下，一方麵企業(ye) 人均利潤水平沒有提高，工人收入處在較低水平，若提高其收人，則增加成本，降低積累能力；另一方麵外延擴大再生產(chan) 又使企業(ye) 利潤和稅收增加，為(wei) 一部分人增加收入提供可能。這就是中等收入階段，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原因。而到高收入階段，由於(yu) 社會(hui) 生產(chan) 特征發生很大變化，創造性勞動推動社會(hui) 分工迅速發展，勞動者憑借自己的知識和技能，在與(yu) 資方博弈中逐步處於(yu) 有利地位，能夠爭(zheng) 取更多收入，同時，資方雖支付更多工資，卻不影響企業(ye) 內(nei) 涵式擴大再生產(chan) ，社會(hui) 收入差距逐步縮小。因此，收入問題具有內(nei) 在規律。

　　其次，生產(chan) 外延擴張，加速城市化和人口集中化，社會(hui) 矛盾傳(chuan) 導速度和規模明顯提高。現代城市是工業(ye) 外延擴張的結果，為(wei) 了提高生產(chan) 、流通效率，企業(ye) 在外延擴張中的集聚效應日趨明顯，許多經濟職能從(cong) 單一生產(chan) 、流通過程中分離出來，社會(hui) 化服務提高了生產(chan) 管理水平，加快了工業(ye) 化發展。在現代社會(hui) ，城市成為(wei) 各種物流、資金流、人流、信息流的集散地和市場，因此，城市化的發展不僅(jin) 是工業(ye) 化發展的結果，也是工業(ye) 化進一步發展的條件。但與(yu) 此同時，城市化也必然加快人口集中化，在城市載體(ti) 下，不同利益群體(ti) 近距離聚集，容易使社會(hui) 矛盾傳(chuan) 導速度加快，增加不穩定因素。

　　最後，西方國家利用中等收入階段問題，放大社會(hui) 矛盾，誤導政治進程，使經濟和社會(hui) 問題長期化。由於(yu) 中等收入階段存在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現實，社會(hui) 矛盾有所發展，社會(hui) 有必要幹預收入分配。但是，社會(hui) 幹預的程度和方法，不僅(jin) 取決(jue) 於(yu) 對分配關(guan) 係的認識，還取決(jue) 於(yu) 政治體(ti) 製。西方國家通過輸出政治體(ti) 製，在“民主化”旗號下擾亂(luan) 處於(yu) 這個(ge) 階段國家經濟和社會(hui) 生活。例如，在過度民主化下，往往不是主要通過限製高收入，而是通過提高低收入群體(ti) 收入和福利水平，達到縮小差距目的。其結果會(hui) 減弱資本積累能力，降低發展速度，最終加劇就業(ye) 矛盾，形成新的社會(hui) 不穩定因素。在中等收入階段，政治製度的根本任務是保持政治和社會(hui) 穩定，為(wei) 經濟發展創造條件，盡快過渡到智力積累階段，從(cong) 根本上消除社會(hui) 不穩定因素。

　　西方發達國家與(yu) 後起的中等收入國家不同，他們(men) 從(cong) 殖民時期開始，經濟就處於(yu) 優(you) 先地位，能夠長期利用超額利潤調和國內(nei) 矛盾，但他們(men) 的政治製度形式並不完全適合後發展起來的國家。西方發達國家為(wei) 確保自己優(you) 勢地位，通常把政治製度與(yu) 所謂人權掛鉤，而將政治製度與(yu) 經濟發展脫節，使人們(men) 忘記經濟發展是人權的根本條件，經濟發展權是人權的基本內(nei) 容。許多中等收入國家正是掉人這一“美好”民主陷阱，導致經濟停滯、社會(hui) 動蕩。

　　五、幾點思考

　　第一，能否規避“陷阱”，外部條件固然重要，但起決(jue) 定作用的還是內(nei) 因。從(cong) 現象上看，陷在中等收入階段的主要是拉美、東(dong) 南亞(ya) 和東(dong) 歐國家，它們(men) 都不是西方發達國家盟友，有的甚至長期處於(yu) 敵對狀態，它們(men) 受到西方國家的幹擾，甚至破壞，沒有進入高收入行列；而另一些經濟體(ti) ，如韓國、中國台灣等國家和地區，是西方國家緊密盟友，又都處於(yu) “前沿”地帶，它們(men) 的發展符合西方國家利益，得到西方國家大力支持，很多技術和產(chan) 品對其他國家封鎖，對它們(men) 卻是開放的，因而，它們(men) 更容易完成從(cong) 中等收入到高收入階段的跨越。但是，從(cong) 本質上看，掉入“陷阱”的國家都有其深刻內(nei) 在原因，或是體(ti) 製原因，或是重要政策失誤原因，使其成為(wei) 掉人“陷阱”的決(jue) 定因素。墨西哥在美國後院，長期得到美國扶持，但由於(yu) 內(nei) 部原因始終也沒有實現創造性勞動的大發展。因此，外因是重要條件，內(nei) 因起決(jue) 定作用．

　　第二，我國防止掉人“陷阱”，要內(nei) 、外並舉(ju) 。從(cong) 外部國際條件看，我們(men) 是一個(ge) 大國，如果進入高收入階段，將對世界格局產(chan) 生巨大影響，很多國家不願意看到這種變化，極力圍堵和限製我國發展，誘導我們(men) 掉入“陷阱”之中。在這種情況下，我們(men) 不能無所作為(wei) ，要努力通過外交等手段，爭(zheng) 取好一些的外部環境。從(cong) 國內(nei) 因素看，主要有兩(liang) 類：一是基礎條件約束。我國人口多，整體(ti) 教育水平和勞動力素質還不高，重複性勞動在相當長時間裏仍是主要特征。為(wei) 改變這種狀況，黨(dang) 和國家製定了正確的長期發展戰略，但需要較長時間才能明顯見效。二是隨著經濟、社會(hui) 發展，我們(men) 不斷製定和調整的各項方針、政策，是否符合規避“陷阱”的要求。由於(yu) 這類政策頭緒多，變化大，是我們(men) 麵臨(lin) 的主要問題，這方麵工作做不好，出現偏差，也容易掉入“陷阱”之中。因此，我們(men) 要加強國內(nei) 問題，特別是對各項方針、政策的綜合協調研究。

　　第三，在考慮國內(nei) 因素時，要抓主要問題。一是，要有正確理論指導，對諸如發展階段、經濟本質特征這樣大的問題要有正確認識，保證大的判斷不出偏差；二是，找出主要工作方麵，從(cong) 經濟領域看，像國際貿易、投資、收入分配、社會(hui) 保障、消費等，都是關(guan) 係能否規避“陷阱”的重要方麵；三是，在製定這些重要方麵政策時，要綜合協調，有預防“陷阱”意識，不超越發展階段；四是，做好宣傳(chuan) 教育工作，使廣大群眾(zhong) 了解基本國情，避免產(chan) 生不切實際的預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