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規劃綱要著重指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wei)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的。要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勞動報酬增長和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同步。同時強調指出：要把擴大消費需求作為(wei) 擴大內(nei) 需的戰略重點。著力提高城鄉(xiang) 中低收入居民收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不難看出，在未來的五年中，通過收入分配改革來擴大內(nei) 需，促進發展方式轉變已成為(wei) 黨(dang) 和國家的工作重點。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深入貫徹以人為(wei) 本的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戰略舉(ju) 措。因此，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將人和社會(hui) 的發展放在科學發展的首位，通過實施民生工程來促進人的全麵自由發展，是未來五年發展格局的基本導向。同時，在中國已邁進中等收入國家門檻的今天，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將成為(wei)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戰略措施。

　　初次分配製度改革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切入點

　　國民收入分配廣義(yi) 上指一國在一定時期內(nei) 經濟活動成果在各經濟主體(ti) 之間的分配；狹義(yi) 上指國民收入在國民經濟各部門、各生產(chan) 單位和非生產(chan) 單位以及居民中的分配過程。就我國而言，它包括初次分配、再分配和最終分配三個(ge) 過程。從(cong) 初次分配製度對經濟發展方式製約和影響的意義(yi) 上看，變革初次分配製度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一個(ge) 重要切入點，變革初次分配製度有利於(yu) 擴大內(nei) 需、縮小收入差距、改善民生。在初次分配製度的改革中，必須更加重視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黨(dang) 的十七大報告強調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這對當前我國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分配體(ti) 製改革具有重要指導意義(yi) 。轉變發展方式的關(guan) 鍵環節是收入分配改革，而分配改革的重中之重則是初次分配改革。重視初次分配中的效率與(yu) 公平的辯證統一的協調，大幅度地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徹底矯正當前分配嚴(yan) 重失衡的格局。隻有增加廣大勞動者的收入，縮小各種領域的收入差距，才能迅速提高我國長期走低的消費力，提高大多數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從(cong) 而使擴大內(nei) 需落到實處，實現以投資拉動為(wei) 主轉向消費拉動為(wei) 主，轉變經濟增長的動力結構，從(cong) 而使國民經濟增長獲得新的動力。同時，使更多的勞動者和居民分享到經濟發展成果，有利於(yu) 充分調動他們(men) 的生產(chan) 積極性，又增加新的經濟發展動力。這就是分配關(guan) 係的調整和完善對生產(chan) 的促進作用。

　　但是長期以來，初次分配領域的改革並未給予應有的重視。一些經濟學觀點認為(wei) ，分配失衡問題及其帶來的消費不足，根源在於(yu) 再分配中的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的嚴(yan) 重缺失。這種觀點誇大了再分配的作用，而沒有看到問題的根源。因此，如果我們(men) 隻看到再分配的改革，想方設法通過政府稅收以及財政轉移支付實現分配的公平，就忽略了問題的本質，這對當前的分配問題隻能起到治標不治本的作用。當前我國分配領域的本質問題在於(yu) 初次分配。消費歸根結底是由收入決(jue) 定的，解決(jue) 消費不足的問題應從(cong) 提高國民收入中勞動報酬所占比重入手，這勢必涉及到初次分配領域的改革。

　　經濟改革以來，工資收入在我國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額過低，且增長速度低於(yu) 企業(ye) 利潤的增長速度。這種狀況，嚴(yan) 重製約了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內(nei) 需的擴大。如果以分配率（勞動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來衡量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可以看出我國勞動者的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是呈逐年下降趨勢的。也就是說，我國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存在嚴(yan) 重的不公平的現象。長期以來，我國勞動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持續走低。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從(cong) 1997年到2007年，勞動報酬總額占GDP的比重由53.4%降低到39.7%，這表明勞動者的工資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有的份額持續下降，勞動報酬率與(yu) 國家的富裕程度不相適應。我國工資收入在初次分配中比例較低，也使我國的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比重較低。據統計，1978年~1983年，我國勞動報酬比重從(cong) 42.1%上升到56.5%，然而，從(cong) 1983年到2005年呈持續下降態勢，其中隻在1993年~1996年中略有上升，2005年的比重為(wei) 36.7%，比1983年下降了19.5個(ge) 百分點。美國國民總產(chan) 值的70%是勞動報酬，其他國家的分配率也普遍都在54%～65%之間，多數國家這個(ge) 比率在50%左右。從(cong) 1978年~2005年，與(yu) 勞動報酬比重的持續下降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資本報酬（企業(ye) 利潤）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ge) 百分點。由此可見，我國國民收入分配已處於(yu) 失衡的狀態，如果任憑這種狀況繼續發展，必將嚴(yan) 重影響經濟社會(hui) 的健康發展。

　　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走低與(yu)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傳(chuan) 統發展方式是分不開的。由於(yu) 長期以來的“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的政策導向，導致我國初次分配明顯向資本傾(qing) 斜，使資本所得和勞動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失衡，加劇了勞資矛盾，進而使生產(chan) 效率不能充分發揮，影響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同時，由於(yu) 工資在初次分配中份額不足，對於(yu) 工資收入幾乎是其全部收入的普通勞動者而言，工資隻夠維持其本人及其後代的簡單生活，勞動者很難利用勞動報酬不斷提高消費水平。因此，“十二五”期間應確保城鄉(xiang) 居民收入的實際增長不低於(yu) GDP增長速度，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確保勞動報酬增長與(yu) 勞動生產(chan) 率提高同步。

　　所有製結構失衡是當前我國初次分配改革的製約因素之一

　　我國目前存在的資本利潤侵蝕勞動報酬，資本與(yu) 勞動關(guan) 係失衡，進一步擠壓了中低收入群體(ti) 的收入。當前由於(yu) 長期壓低勞動報酬的占比，導致國內(nei) 生產(chan) 與(yu) 消費不平衡，是我國經濟麵臨(lin) 的一大問題。

　　初次分配中影響收入分配公平性的核心問題，是勞動與(yu) 資本的關(guan) 係，這是生產(chan) 資料所有製結構問題。根據馬克思的經濟理論，分配決(jue) 定於(yu) 生產(chan) ，任何消費品的分配，都是生產(chan) 條件分配的後果。生產(chan) 條件的分配本身，表明了生產(chan) 方式、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性質，不同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決(jue) 定了不同的分配關(guan) 係、分配方式。與(yu) 資本主義(yi) 私有製的生產(chan) 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是按資分配或曰按要素分配，主要是按資本分配和按勞動力的市場價(jia) 格分配；而與(yu) 社會(hui) 主義(yi) 公有製生產(chan) 方式相適應的分配方式，則隻能是按勞分配。

　　現階段我國的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已由按勞分配為(wei) 主逐漸轉向按要素分配為(wei) 主。我們(men) 從(cong) 資本主義(yi) 市場經濟一般規律和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進程可以知道，這一分配方式的變化所帶來的後果，就是隨著私人產(chan) 權的相對擴大，資本的收入份額也會(hui) 相對擴大，勞動的收入份額則相對縮小，從(cong) 而拉大貧富收入差距，導致勞動與(yu) 資本的對立加劇，兩(liang) 極分化自然出現，使絕對富裕和相對貧困並行存在。

　　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從(cong) 主要工業(ye) 經濟指標來看，近幾年，國有經濟的比重逐年下降。2005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ye) 的單位數量、總產(chan) 值、資產(chan) 總額、利潤總額和從(cong) 業(ye) 人數占全部規模以上企業(ye) 的比重，分別為(wei) 10.1%、33.3%、48.1%、44%和27.2%；到2009年，上述主要經濟指標的比重分別為(wei) 4.7%、26.7%、43.7%、26.9%和20.4%，分別下降了5.4、6.6、4.4、17.1和6.8個(ge) 百分點。非國有經濟的比重則相應提高。其中，私營經濟的單位數量、總產(chan) 值、資產(chan) 總額、利潤總額和從(cong) 業(ye) 人數占全部規模以上企業(ye) 的比重，由2005年的45.6%、19%、12.4%、14.3%和24.5%，分別提高到2009年的58.9%、29.6%、18.5%、28%和33.7%。非國有經濟發展快於(yu) 國有經濟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近年來，在我國經濟領域中，非國有經濟尤其是私營經濟的發展明顯快於(yu) 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高。目前，私有製經濟比重還在繼續上升，向電力、鐵路、郵電、航空乃至國防工業(ye) 等重要部門擴展。

　　所有製結構的上述變化，必然產(chan) 生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從(cong) 國際上用以描述貧富差距的基尼係數來看，我國1985年為(wei) 0.24，2000年為(wei) 0.409，2008年達到0.469，2010年更是達到0.48，目前處在0.5左右。遠遠超過國際通用的警戒線0.4。我國當前的基尼係數，不僅(jin) 超過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超過了資本主義(yi) 發達國家，甚至還超過了原蘇聯和東(dong) 歐地區各國。我國的基尼係數客觀上還呈上升趨勢。如不采取果斷客觀措施則有迅速向兩(liang) 極分化和向承受極限接近的危險。

　　馬克思曾經指出：一定的分配關(guan) 係隻是曆史規定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表現。分配關(guan) 係本質上和生產(chan) 關(guan) 係是同一的，是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反麵。馬克思的意思是：分配是決(jue) 定於(yu) 生產(chan) 的，生產(chan) 方式決(jue) 定了分配方式。我們(men) 都知道，資本主義(yi) 的分配方式是按資分配，社會(hui) 主義(yi) 的分配方式是按勞分配。按資分配必然帶來兩(liang) 極分化，按勞分配有利於(yu) 實現共同富裕。我國目前處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是實行以公有經濟為(wei) 主體(ti) 、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以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方針。按照這樣的正確方針，生產(chan) 條件是多結構的，但是公有製是主體(ti) 的。那麽(me) 這樣的分配必然要拉大差距，但是差距不會(hui) 很大，肯定會(hui) 在合理的限度以內(nei) 。這是因為(wei) 它必須受公有製為(wei) 主體(ti) 的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製約和受按勞分配為(wei) 主體(ti) 的分配方式的製約。但是，如果不貫徹這個(ge) 合理的方針，公有製經濟的主體(ti) 地位被削弱、被動搖，甚至被改變，那麽(me) ，上述合理的界限必然就難以有保障了。

　　堅持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的主體(ti) 地位，決(jue) 定了中國不會(hui) 出現兩(liang) 極分化。鄧小平同誌曾說：“一個(ge) 公有製占主體(ti) ，一個(ge) 共同富裕，這是我們(men) 所必須堅持的社會(hui) 主義(yi) 的根本原則。我們(men) 就是要堅決(jue) 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hui) 主義(yi) 的原則。”（參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頁）隻要堅持這兩(liang) 個(ge) 主體(ti) ，就能夠避免兩(liang) 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

　　筆者以為(wei) ，僅(jin) 僅(jin) 從(cong) 表麵現象看待當前的收入分配失衡問題，就不能抓住問題的實質，也就不能從(cong) 根本上扭轉貧富差距擴大趨勢。內(nei) 需不足，也無法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馬克思主義(yi) 政治經濟學分配理論的基本出發點是：所有製決(jue) 定分配製，財產(chan) 關(guan) 係決(jue) 定分配關(guan) 係。因此，理順收入分配關(guan) 係，需要在財產(chan) 權製度改革、基本生產(chan) 關(guan) 係和基礎製度上有重大突破。需要通過強化公有製以及按勞分配的主體(ti) 地位來解決(jue) 當前的分配問題。隻有這樣，才能抓住問題的本質，真正有效地阻止貧富差距擴大，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正如鄧小平同誌所講：“隻要我國經濟中公有製占主體(ti) 地位，就可以避免兩(liang) 極分化”。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並非排斥私有經濟的發展，也容許要素按貢獻參加分配。但私有經濟以及與(yu) 之相對應的按要素分配的發展是要有限度的，隻能處於(yu) “為(wei) 輔”的地位。公有製和按勞分配的主體(ti) 地位不能改變，不能讓私有製取代公有製的主體(ti) 地位，也應該保證與(yu) 之相適應的按勞分配在分配領域的主體(ti) 地位。隻要保持這兩(liang) 個(ge) 主體(ti) 地位，貧富差距便會(hui) 回歸到合理的範圍內(nei) ，就不會(hui) 惡性發展到兩(liang) 極分化的程度。隻有這樣，才能真正解決(jue) 當前我國的需求不足問題，從(cong) 而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使我國經濟實現長期穩定快速發展，向高收入國家行列邁進。否則，兩(liang) 極分化、社會(hui) 矛盾的逐漸加劇是難以避免的。因此，改革收入分配製度，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要從(cong) 所有製角度來深層次地考慮問題。為(wei) 此，應當果斷地在“十二五”開局之年，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主要是及時調整所有製結構，加強培育公有製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保證公有製經濟的主體(ti) 地位。及時改革分配製度，擴大按勞分配的範圍，提高按勞分配的地位和作用。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提高勞動報酬的占比，降低資本報酬的占比。糾正任何削弱公有製經濟與(yu) 按勞分配主體(ti) 地位的錯誤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