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

　　首先是居民收入占的比重持續下降有失公正。一般來說，衡量一國國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標是分配率——即勞動報酬總額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的比重。目前，與(yu) 其他國家的同時期發展曆程相比，我國的居民最終分配比率是較低的，並呈下降趨勢。國民收入的再次分配也存在著不合理的因素。教育、醫療、社保、就業(ye) 這四大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是衡量國民收入再次分配合理不合理的重要參數。二次分配中的醫療衛生、教育、就業(ye) 、社會(hui) 保障四大塊加在一起，2009年是21833.79億(yi) ，占整個(ge) 財政支出的28.78%。同時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這四大支出占當年財政支出的百分比會(hui) 達到50%以上。這說明二次分配也顯失公正。

　　其次是我國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使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低於(yu) 經濟增長速度。據統計數據觀察，存在著居民收入的增長與(yu) 經濟增長的不同步現象。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1—2009年，GDP年均增長10.5%，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nong) 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分別增長9.9%和6.6%，分別比GDP年均增長率低0.6和3.9個(ge) 百分點。1993——2010年，全國財政收入由4349億(yi) 增加到8.31萬(wan) 億(yi) 元，增長速度是城鄉(xiang) 居民收入增長速度的兩(liang) 倍以上。這主要是因為(wei) 我國當前國民收入的最終分配格局是“向政府和企業(ye) 傾(qing) 斜”，存在著嚴(yan) 重的不公平，致使居民最終分配比率不斷下降。

　　再次是居民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當前，我國存在著高低收入者之間、城鄉(xiang) 之間、地區之間、行業(ye) 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大的社會(hui) 問題。從(cong) 城鄉(xiang) 差距來看，已經由改革開放初期的2.1:1擴大到了3.3:1，遠遠超過世界上2:1左右的一般水平；從(cong) 行業(ye) 收入差距來看，中國收入最高與(yu) 最低的行業(ye) 相差15倍，國企高管的平均收入和社會(hui) 平均收入更是相差128倍。從(cong) 基尼係數來看，上個(ge) 世紀70年代末，我國的基尼係數大體(ti) 在0.28左右。目前我國的基尼係數已經高達0.47左右，屬於(yu) 收入分配差距較懸殊的國家。

　　以上問題的存在，產(chan) 生了一些負麵社會(hui) 效應，有失社會(hui) 的公平正義(yi) 。這不僅(jin) 不利於(yu) 人民福祉和尊嚴(yan) 的提升，而且還使經濟社會(hui) 發展的內(nei) 需動力嚴(yan) 重不足，同時又產(chan) 生了很多不穩定的社會(hui) 因素，解決(jue) 不好可能會(hui) 導致“中等收入陷阱”，必須引起高度的重視。

　　調整收入分配政策，促進分配領域的公平正義(yi)

　　樹立“富民強國”的發展理念，調整國家與(yu) 企業(ye) 、個(ge) 人的分配關(guan) 係。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麵對當時的國際和國內(nei) 形勢，為(wei) 了國家安全和國力的提高，實際上奉行了一條“強國富民”的發展思路。在這一發展思路下，導致國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業(ye) 傾(qing) 斜”。這是造成“稅收侵蝕工資”和企業(ye) “利潤侵蝕工資”的根源所在。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提出了建設小康社會(hui) 的發展戰略，日益重視“富民”的問題。但由於(yu) “強國富民”的發展思路具有很強的思維慣性、機製慣性和利益慣性，使得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一直在艱難中前行。為(wei) 此，我們(men) 必須盡快扭轉“強國富民”的發展思路，樹立“富民強國”的發展理念。

　　更加注重初次分配的公平正義(yi) ，調整“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的分配政策，努力提高居民初次分配占GDP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有效率與(yu) 公平的關(guan) 係，初次分配重效率，再次分配重公平有失公正。如果初次分配中隻講效率、犧牲公平，不僅(jin) 導致社會(hui) 上兩(liang) 極分化，而且最終也難以維持效率。而且我國目前“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原因，主要問題還是出在初次分配領域中。馬克思主義(yi) 基本原理告訴我們(men) ：所有製是分配製度的基礎，初次分配是分配的主體(ti) ，再分配是分配製度的輔助部分。初次分配的製度是“收入分配製度”的基石。

　　一是製定工資穩步增長的長效機製。目前，我國勞動力價(jia) 格被嚴(yan) 重低估。要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加快扭轉勞動力價(jia) 格偏離勞動力價(jia) 值的問題。如：製定工資穩步增長的長效機製，嚴(yan) 格監督企業(ye) 最低工資標準的實施情況，建立健全工資協商製度等。

　　二是鼓勵居民更多的參與(yu) 資本性收益的分配，使更多的居民擁有資產(chan) 性收入。主要途徑是改善小企業(ye) 的經營環境，尤其是投融資環境，鼓勵居民投資和創業(ye) 。打破壟斷企業(ye) 和行業(ye) 對生產(chan) 要素的壟斷，消除不公平的要素分配機製。使更多的中小經營者在經營中分享更多的國民收入。

　　三是千方百計增加就業(ye) 機會(hui) 。因為(wei) ，就業(ye) 決(jue) 定居民工資性收入的來源，是提高居民的“勞動報酬占比”的關(guan) 鍵所在。為(wei) 此，要使充分就業(ye) 優(you) 先於(yu) 經濟增長的目標，成為(wei) 宏觀經濟的首先目標。在實施國家的產(chan) 業(ye) 政策、投資政策和調整經濟結構的過程中，要更加充分考慮增加就業(ye) 的問題。

　　加快構建公共財政體(ti) 製，發揮公共財政的調節作用。國民收入再分配與(yu) 國民收入初次分配都必須以公平為(wei) 基本原則，但二者也存在著一些差異，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具有激勵、優(you) 化資源配置等多方麵的功能，而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可以歸結為(wei) ：矯正初次分配不公平的功能；創造初次分配公平條件的功能；實現人類社會(hui) 基本價(jia) 值的功能；促進和調節經濟發展的功能；促進社會(hui) 和政治穩定的功能等。而這些功能的發揮取決(jue) 於(yu) 政府的財稅體(ti) 製。

　　一是調整財政收入結構減輕普通勞動者的稅賦負擔。繼續推進新一輪稅製改革，改變稅製結構，在完善個(ge) 人所得稅的征管等方麵，適當減輕普通勞動者的稅收負擔。現行個(ge) 人所得稅稅率級距設計不合理，低檔次稅率累進過快，使得中低收入者稅負上升較快。應對工資薪金所得稅率結構進行調整，減少稅率級次，拉開稅率級距，提高低檔稅率對應的應納稅所得額標準，減輕中低收入者稅負，適當調高高收入者的稅負。在稅製改革中加快調整稅製結構，降低增值稅、營業(ye) 稅收入的比重，大幅提高消費稅的收入比重，實行行政性壟斷特別收益金製度，進行資源稅改革。

　　二是調整財政的支出結構提高民生支出比重，構建“民生財政”。據財政部的數據顯示，2010年，中央財政用於(yu) 教育、醫療衛生、社會(hui) 保障和就業(ye) 、住房保障、文化方麵的民生支出合計8898.54億(yi) 元，增長19.9%。我國針對民生領域的財政支出增長幅度引人矚目，但與(yu) 發達國家乃至部分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公共財政投入占GDP比例依舊偏低。要改變這一現狀必須調整財政支出結構，不斷提高民生支出比重，構建“民生財政”扭轉收入分配差距。

　　三是加快完善財政轉移支付製度。由於(yu) 我國不同地區發展狀況不同，導致了不同地區的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建立規範的轉移支付製度成為(wei) 協調區域經濟發展、提高欠發達地區居民收入水平的重要政策選擇。為(wei) 此要加快建立一般性轉移支付為(wei) 主、專(zhuan) 項轉移支付為(wei) 輔的轉移支付體(ti) 係。

　　進一步完善社會(hui) 保障製度。調整財政支出結構，適當調整、壓縮經濟建設支出、行政管理支出，增加社保支出比例。建立健全來源多元、穩定可靠的社會(hui) 保障基金籌集機製。堅持“普惠”的原則，在製度涉及上降低準入門檻，傾(qing) 斜困難群體(ti) ，著力抓好城鎮居民醫療保險、要按照城鄉(xiang) 統籌的要求，在完善城鎮社會(hui) 保障製度的同時，加快農(nong) 村社會(hui) 保險製度建設，進一步完善被征地農(nong) 民社會(hui) 保障製度。各級財政還要加大對社會(hui) 保障的投入，減輕企業(ye) 和個(ge) 人繳費負擔，使社會(hui) 保險費用的籌措比例降至合理水平。下浮企業(ye) 社會(hui) 保險費繳納比例，特別是較大幅度降低用人單位的基本養(yang) 老保險繳費比例。

　　(作者單位：中共內(nei) 蒙古自治區集寧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