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7月23日，重慶發布“促進共同富裕”的十二個(ge) 具體(ti) 辦法，將共同富裕提到空前高度。如扶持微企以創造就業(ye) 、建4000萬(wan) 平米公租房，確保國有資本收益的30%用於(yu) 民生，擴大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和農(nong) 房“三權”抵押融資的規模和範圍等，都有明確所指，如能一一落地，弱勢群體(ti) 短期獲益當可預期。

　　社會(hui) 財富在強弱階層中急劇斷裂已是既成事實。學者估算，中國當前基尼係數已超過0.5。瑞典等高稅收高福利的北歐國家不用說，即便對二次分配非常警惕的美國，基尼係數也隻在0.4左右。中國收入分配天懸地殊，堪稱世界之最。早在1985年8月，鄧小平就告誡，“如果導致兩(liang) 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今天聽來，這聲音振聾發聵。

　　把如此嚴(yan) 重的兩(liang) 極分化歸咎於(yu) 市場經濟，是一種常見的錯誤歸因。為(wei) 什麽(me) 在一些奉行自由市場的發達國家，貧富差距也沒有中國這麽(me) 大？追問兩(liang) 極分化的禍源，就不得不追溯到中國作為(wei) 轉型國家這一“特殊國情”。

　　學者對此有紮實研究。在《灰色收入與(yu) 國民收入分配》的報告裏，王小魯推算出2008 年全國城鄉(xiang) 居民可支配收入總額為(wei) 23.2萬(wan) 億(yi) 元，比國家統計局“資金流量表”的住戶可支配收入高5.4 萬(wan) 億(yi) 。這5.4萬(wan) 億(yi) ，約占當年國民總收入的15%，俗稱灰色與(yu) 黑色收入。工農(nong) 大眾(zhong) 沒什麽(me) 灰色收入，與(yu) 黑色收入更不沾邊。這筆藏在權貴階層的壁櫥裏的巨款，主要圍繞權力產(chan) 生，極大地惡化了強弱群體(ti) 之間的財富落差。

　　毋庸諱言，在三十多年改革過程中，始終有一條權力變現的潛流存在。通過對土地、資金等生產(chan) 要素的強勢支配，設置各種準入障礙來壟斷重要行業(ye) ，不受限的權力以此獲得了巨額腐敗租金，這才是中國貧富差距畸高的核心原因。權利缺失者，隨之以物質貧乏，權力強大者，要積蓄財富則易如反掌，這已是社會(hui) 共識，並成為(wei) 很多人進退取舍的內(nei) 在標準。

　　其實，不談灰黑色收入，隻看政府、企業(ye) 與(yu) 個(ge) 人的收入比例，也能發現貧富日益懸殊的秘密所在。從(cong) 1997年到2007 年，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從(cong) 53.4%下降到46%，而且這幾年繼續下降，而政府與(yu) 企業(ye) 收入占比則一路上升。2011年上半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完成5萬(wan) 億(yi) 有餘(yu) ，繼續保持近30%的增速。如此快速的財政增速，配之以極不相稱的公共服務，使二次分配的矯正作用基本淪為(wei) 空談。

　　國強民弱，使追求共富不得不靠政府的自省與(yu) 善心。但僅(jin) 靠政府善心，顯然並不足以實現共富。改革前，權力全麵配置資源，無法形成靈敏的價(jia) 格體(ti) 係，中國人隻好共同貧窮。現在雖然加入市場要素，權力改革卻依然任重道遠，國民財富分配還是得屈從(cong) 於(yu) 權力邏輯。主政者施仁政，則民眾(zhong) 得實惠。運氣不好時，遇上一個(ge) 不靠譜的地方官，一方百姓就隻能艱難度日。

　　政府也有利害計算，這本是常識。缺乏社會(hui) 的異體(ti) 監督，政府不可能做到利益完全中立。“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曆史經驗告訴我們(men) ：要想走向共同富裕，初次分配要按市場規則，再分配則必須要由納稅人說了算。

　　所以對民眾(zhong) 來說，追求自己的正當利益，一定要告別對父愛主義(yi) 的幻想。惟有權利明確無誤，並有法律保障，農(nong) 民土地才會(hui) 真正值錢，市民才不會(hui) 連房帶地被“無償(chang) 收回”。

　　為(wei) 達成可持續的良治，政府則要深化改革，讓權力取之於(yu) 民用之於(yu) 民，自覺接受人民的監督。共富是財富分配向正義(yi) 原則的回歸，更是社會(hui) 經濟權利的落地，是民眾(zhong) 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之擴展，非如此不能真正避免國民分裂為(wei) 對立階層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