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dang) 的十六大以來，社會(hui) 公平問題越來越受到黨(dang) 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十六屆四中全會(hui) 強調，要“注重社會(hui) 公平，合理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實采取有力措施解決(jue) 地區之間和部分社會(hui) 成員之間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逐步實現全體(ti) 人民共同富裕”。十六屆五中全會(hui) 強調，要“注重社會(hui) 公平，特別要關(guan) 注就業(ye) 機會(hui) 和分配過程的公平，加大調節收入分配的力度，強化對分配結果的監管”。十六屆六中全會(hui) 再次強調要“逐步形成社會(hui) 公平保障體(ti) 係，促進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黨(dang) 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wei) 重點的社會(hui) 建設”的戰略任務，強調要“促進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更加注重社會(hui) 公平，是大家的共識，但一些人對社會(hui) 公平的理解存在誤區，導致在實踐中不能很好把握和貫徹社會(hui) 公平。本文試對社會(hui) 公平中的幾個(ge) 理論問題作一探討。

　　一、如何科學認識社會(hui) 公平的內(nei) 涵

　　社會(hui) 公平，是就人們(men) 在社會(hui) 中的地位而言的，體(ti) 現的是人們(men) 之間一種平等的社會(hui) 關(guan) 係。[1]我們(men) 要依據馬克思主義(yi) 的觀點對社會(hui) 公平進行分析，才能真正把握社會(hui) 公平的科學內(nei) 涵和精神實質。

　　社會(hui) 公平是一個(ge) 曆史的範疇。公平是人們(men) 對社會(hui) 經濟關(guan) 係種種現象的反映和評判，是由一定的社會(hui) 生產(chan) 關(guan) 係決(jue) 定的。社會(hui) 生產(chan) 關(guan) 係是發展變化的，社會(hui) 公平的標準也隨之發展變化。不能離開具體(ti) 的社會(hui) 生產(chan) 關(guan) 係抽象地談論公平，把它當作某種亙(gen) 古不變的原則。恩格斯明確指出：公平“始終隻是現存經濟關(guan) 係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麵、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麵的觀念化的神聖化的表現。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公平認為(wei) 奴隸製度是公平的；1789年資產(chan) 者的公平要求廢除封建製度，因為(wei) 據說它不公平。在普魯士的容克看來，甚至可憐的行政區域條例也是對永恒公平的破壞。所以關(guan) 於(yu) 永恒公平的觀念不僅(jin) 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2]。可見，在不同社會(hui) 製度下存在不同的公平標準。就是在同一種社會(hui) 製度下，不同的階級由於(yu) 階級利益的差別，對社會(hui) 公平的理解也是不一樣的。比如說，在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裏，資本家認為(wei) 憑借生產(chan) 資料的占有權來獲取剩餘(yu) 價(jia) 值是完全合理的、公平的，因為(wei) 他們(men) 認為(wei) 剩餘(yu) 價(jia) 值是資本帶來的；但工人們(men) 卻認為(wei) 這是對他們(men) 的一種剝削，是非常不公平的，因為(wei) 他們(men) 認為(wei) 剩餘(yu) 價(jia) 值是由工人創造的超過勞動力價(jia) 值外的那一部分價(jia) 值。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是人類迄今為(wei) 止最先進、最合理的社會(hui) 製度。我國還處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現階段我們(men) 的社會(hui) 公平觀必須反映這一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製度，離開這一生產(chan) 關(guan) 係來討論公平是沒有立論基礎的。鄧小平曾指出，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是解放生產(chan) 力，發展生產(chan) 力，消滅剝削，消除兩(liang) 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社會(hui) 主義(yi) 的公平觀就要充分反映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要求，體(ti) 現其精神實質。

　　社會(hui) 公平是一個(ge) 具體(ti) 的範疇。不能把不同領域的公平標準混為(wei) 一談。在實際生活中，許多人一談到公平，往往側(ce) 重從(cong) 分配平均的角度來看這個(ge) 問題，並把社會(hui) 公平等同於(yu) 平均主義(yi) 。但僅(jin) 僅(jin) 從(cong) 收入分配的角度來考察社會(hui) 公平，不利於(yu) 全麵認識社會(hui) 公平的科學含義(yi) 。列寧指出：“社會(hui) 主義(yi) 者說平等，一向是指社會(hui) 的平等，社會(hui) 地位的平等，決(jue) 不是指每個(ge) 人的體(ti) 力和智力的平等。”[3]一般來說，社會(hui) 公平主要包括經濟地位、政治地位、文化地位和人格地位上的平等等。經濟地位的平等，是指人們(men) 在社會(hui) 生產(chan) 和分配中具有相同的地位和權利，包括平等地擁有工作、勞動的權利，平等獲得工作機會(hui) 的權利，平等享有改革發展成果的權利等。政治地位的平等，包括平等的參政與(yu) 議政、選舉(ju) 與(yu) 被選舉(ju) 的權利，還包括在法律麵前人人平等的權利等。文化地位的平等，包括平等的受文化教育的權利等。人格地位的平等，即每個(ge) 人的人格必須得到尊重和保護，而不管經濟、政治和文化地位如何。各個(ge) 領域的公平標準不一樣，不能把這個(ge) 領域的公平標準作為(wei) 另一個(ge) 領域公平與(yu) 否的判斷尺度。比如說，等價(jia) 交換、優(you) 勝劣汰原則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平原則，在這一原則下人們(men) 之間存在一定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但在社會(hui) 領域不能以此為(wei) 公平標準，因為(wei) 社會(hui) 領域必須以滿足所有社會(hui) 成員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促進人的全麵發展、社會(hui) 全麵進步作為(wei) 社會(hui) 公平的尺度。當前，我們(men) 在再分配領域采取的一係列政策措施，如調節不同階層的收入、實行各種社會(hui) 保障製度、為(wei) 所有社會(hui) 成員提供基本的生活條件，都是從(cong) 社會(hui) 領域公平標準出發的。如果在社會(hui) 領域仍然堅持等價(jia) 交換的原則，勢必造成貧富的兩(liang) 極分化，引發更多的社會(hui) 問題。

　　社會(hui) 公平是一個(ge) 相對的範疇。世界上沒有絕對公平的社會(hui) 。這是因為(wei) 公平的實現總是受一國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程度的製約，不可能一蹴而就。“解放生產(chan) 力，發展生產(chan) 力，消除剝削，消除兩(liang) 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hui) 主義(yi) 的公平觀，但由於(yu) 目前我國還處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生產(chan) 力還不夠發達且發展不平衡，所以現階段還不能真正實現這種公平觀，還需要一個(ge) 逐步推進的過程。此外，社會(hui) 公平的實現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即使一種社會(hui) 不公平的現象消除了，但由於(yu) 各種因素又會(hui) 出現新的矛盾和問題，需要我們(men) 去解決(jue) 。社會(hui) 公平的實現程度，並不完全取決(jue) 於(yu) 人們(men) 的善良願望，而是取決(jue) 於(yu) 社會(hui) 生產(chan) 力的發展程度和社會(hui) 製度完善的程度。所以，我們(men) 不能僅(jin) 僅(jin) 從(cong) 倫(lun) 理道德觀念出發去評判公平與(yu) 否，而是必須把公平放到一定的曆史條件下進行考察，要研究這種公平觀所反映的經濟關(guan) 係是不是適應生產(chan) 力發展的需要，是不是符合社會(hui) 發展規律提出的要求。[4]

　　二、如何看待當前我國社會(hui) 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不斷發展，社會(hui) 不斷進步，但一些社會(hui) 問題依然存在，引起各界的強烈關(guan) 注。例如，近年來，隨著我國居民總體(ti) 收入的不斷提高，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現不斷擴大趨勢。從(cong) 城鄉(xiang) 差別看，城鄉(xiang) 居民收入比從(cong) 1978年的2.36∶1擴大到2009年的3.33∶1；從(cong) 區域差別看，2009年我國東(dong) 部地區年均收入為(wei) 38587元，西部地區為(wei) 18090元，差距達2萬(wan) 多元；從(cong) 省際差別看，最高的上海市年人均收入為(wei) 76976元，最低的貴州省為(wei) 9187元，兩(liang) 地相差67789元。[5]與(yu) 此同時，其他領域的不公平現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在醫療領域，醫療衛生服務水平有了提高，但醫療衛生保障製度不健全，“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沒有根本解決(jue) ；在教育領域，教育改革雖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教育資源不均造成“擇校熱”、“收費生”愈演愈熱；在社會(hui) 保障領域，社會(hui) 保障製度建設不斷加快，但作為(wei) “安全網”和“減震器”的保障體(ti) 係仍不健全，廣大農(nong) 村居民的社會(hui) 保障依舊脆弱。

　　針對現實中的這些不公平現象，有人認為(wei) 這是我們(men) 黨(dang) 長期不注重社會(hui) 公平的後果，甚至開始懷疑和否定我國的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這是不對的。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社會(hui) 不公的真正根源在於(yu) 資本主義(yi) 私有製度，這是因為(wei) 在資本主義(yi) 私有製條件下，掌握了生產(chan) 資料的階級就有可能利用這種經濟力量去剝削沒有生產(chan) 資料的階級，生產(chan) 資料占有上的不平等是產(chan) 生社會(hui) 不公的根本原因。馬克思指出：“隨著階級差別的消失，一切由這些差別產(chan) 生的社會(hui) 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自行消失。”[6]新中國成立後，經過生產(chan) 資料所有製的社會(hui) 主義(yi) 改造，我國逐步建立了生產(chan) 資料公有製，並在分配領域中實行按勞分配的原則，這從(cong) 根本上消除了資本主義(yi) 社會(hui) 不公平現象的根源。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製度的建立，為(wei) 我國消除社會(hui) 不公平現象奠定了經濟基礎，隻有堅持和完善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製度，才能徹底消除社會(hui) 不公平現象。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人曆來高度重視社會(hui) 公平問題，並在實踐中逐步推進社會(hui) 公平的實現。毛澤東(dong) 在領導和推進社會(hui) 主義(yi) 建設的過程中對分配製度、工資製度、就業(ye) 製度、醫療保障製度進行了思考，開始探索維護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公平問題。鄧小平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提出社會(hui) 主義(yi) 的本質是解放生產(chan) 力，發展生產(chan) 力，消滅剝削，消除兩(liang) 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從(cong) 而將實現社會(hui) 公平納入到社會(hui) 主義(yi) 本質要求之中。江澤民集中全黨(dang) 智慧提出的“三個(ge) 代表”重要思想，其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要滿足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並采取切實措施把社會(hui) 公平問題作為(wei) 涉及全社會(hui) 的重要戰略問題加以解決(jue) 。胡錦濤立足當代中國發展的需要，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hui) 主義(yi) 和諧社會(hui) 等重大戰略思想，把促進社會(hui) 公平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為(wei) 維護社會(hui) 公平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維護社會(hui) 主義(yi) 公平方麵取得了顯著的成績。據統計，２００９年，城鎮基本養(yang) 老保險參保人數達２３５５０萬(wan) 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nong) 村合作醫療保險參保人數合計超過１２億(yi) 人；失業(ye) 、工傷(shang) 和生育保險參保人數分別達到１２７１５萬(wan) 人、１４８９６萬(wan) 人和１０８７６萬(wan) 人。中國實行最低生活保障製度，截至２００９年底，有2347.7萬(wan) 城鎮居民和4759.3萬(wan) 農(nong) 村居民享受了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國家在全國範圍內(nei) 實施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扶貧開發，２００９年農(nong) 村貧困人口減少為(wei) ３５９７萬(wan) 人，貧困發生率為(wei) ３.６％。

　　我們(men) 也應看到，社會(hui) 公平的實現是受我國經濟社會(hui) 發展程度製約的。我國正處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盡管經濟建設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成就，但人口多、底子薄、生產(chan) 力不發達的狀況還沒有根本改變。在這樣的經濟狀況下，出現一些不公平現象是不可避免的。

　　筆者認為(wei) ，造成當前社會(hui) 不公平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麵的，但最根本的是沒有建立起維護和實現社會(hui) 公平的有效製度。一方麵，原來的一些製度已不完全適應當前社會(hui) 發展的需要，越來越凸顯出不公平性。比如，延續了50多年的戶籍製度造成城鄉(xiang) 居民在就業(ye) 、醫療、教育、社會(hui) 保障等多方麵的不公平。另一方麵，隨著改革的深入，一些製度和體(ti) 製沒有建立或不夠完善，也帶來了新的不公平。比如，在從(cong) 傳(chuan) 統計劃經濟體(ti) 製到市場經濟體(ti) 製轉軌過程中，一些人利用政策的漏洞，通過各種非法手段攫取財富的現象比較突出；政治、文化、教育體(ti) 製改革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社會(hui) 保障體(ti) 製還有待健全，這些體(ti) 製的不完善導致社會(hui) 成員在權利義(yi) 務享受上的不平等，存在著“先天性”的不公平。正是基於(yu) 這樣的認識，黨(dang) 的十六屆六中全會(hui) 指出，“製度是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的根本保證。必須加緊建設對保障社會(hui) 公平正義(yi) 具有重大作用的製度，保障人民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hui) 等方麵的權利和利益”。十六屆六中全會(hui) 根據構建社會(hui) 主義(yi) 和諧社會(hui) 的總體(ti) 要求和部署，從(cong) 我國當前的基本國情出發提出了六個(ge) 方麵的製度建設任務：一是完善民主權利保障製度，鞏固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二是完善法律製度，夯實社會(hui) 和諧的法治基礎；三是完善司法體(ti) 製機製，加強社會(hui) 和諧的司法保障；四是完善公共財政製度，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五是完善收入分配製度，規範收入分配秩序；六是完善社會(hui) 保障製度，保障群眾(zhong) 基本生活。這些製度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hui) 等各個(ge) 領域，它的建立和完善必將為(wei) 我們(men) 黨(dang) 維護和實現社會(hui) 公平、促進社會(hui) 和諧提供製度保證。

　　三、如何認識分配過程中效率與(yu) 公平的關(guan) 係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居民收入差距在擴大。於(yu) 是，一些人把這種不公平現象歸咎於(yu) “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這一原則。關(guan) 於(yu) 這一原則還要不要堅持的看法很多，歸納起來，大致有三類不同的觀點：

　　一是繼續主張“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認為(wei) “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不僅(jin) 不應改變，而且必須一以貫之地堅持，否則會(hui) 影響我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二是主張“公平與(yu) 效率並重”，認為(wei) “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顛倒了經濟發展的價(jia) 值目標與(yu) 手段之間的關(guan) 係，“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的口號應該逐漸向“公平與(yu) 效率並重”或“公平與(yu) 效率優(you) 化結合”過渡。

　　三是主張“公平優(you) 先”，認為(wei)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進一步重視公平問題的時機條件已基本成熟，提出要“更加注重社會(hui) 公平”，把促進社會(hui) 公平和正義(yi) 擺在突出位置。

　　上述爭(zheng) 論的焦點主要在於(yu) ：在社會(hui) 主義(yi) 分配原則中，效率和公平究竟誰應處在“優(you) 先”地位。解答這一問題，必須搞清楚“效率”與(yu) “公平”的內(nei) 涵和實質。在“效率優(you) 先、兼顧公平”這一分配原則中，“效率”是從(cong) 生產(chan) 力的角度來講的，強調的是社會(hui) 財富和社會(hui) 價(jia) 值的生產(chan) 創造。而“公平”是從(cong) 生產(chan) 關(guan) 係角度講的，強調的是創造出來的社會(hui) 財富和社會(hui) 價(jia) 值的合理分配。公平與(yu) 效率並不屬於(yu) 同一方麵的問題，效率側(ce) 重於(yu) 生產(chan) 力的角度，公平側(ce) 重於(yu) 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角度。從(cong) 這個(ge) 角度來看，它們(men) 之間不是完全對立的關(guan) 係，在某種程度上是相互促進的關(guan) 係。一方麵，提高效率，會(hui) 做大物質財富的“蛋糕”，為(wei) 實現公平提供物質前提；另一方麵，注重公平，使物質財富的分配更加公正、合理，能為(wei) 提高效率增添動力。在社會(hui) 主義(yi) 條件下，分配合理，人們(men) 的積極性就高，隨之效率就會(hui) 提高；效率提高了，可以用於(yu) 分配的財富就多了，就容易實現公平。

　　從(cong) 生產(chan) 力和生產(chan) 關(guan) 係的角度來認識效率與(yu) 公平的關(guan) 係，為(wei) 我們(men) 在新時期處理效率與(yu) 公平的關(guan) 係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馬克思主義(yi) 認為(wei) ，生產(chan) 力決(jue) 定生產(chan) 關(guan) 係，生產(chan) 關(guan) 係要適應生產(chan) 力的發展狀況。所以，我們(men) 在分配中究竟什麽(me) 時候強調效率、什麽(me) 時候突出公平，必須依據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離開當前的經濟發展實力和經濟發展水平，抽象地談論誰先誰後，沒有實際意義(yi) 。改革開放之初，由於(yu) 生產(chan) 水平長期停滯不前，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廣大人民群眾(zhong) 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受到挫傷(shang) ，在這種情況下，就應該將效率放在優(you) 先位置。正如鄧小平所說：“如果不管貢獻大小、技術高低、能力強弱、勞動輕重，工資都是四五十塊，表麵上看來似乎大家都是平等的，但實際上是不符合按勞分配原則的。”[7]正是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我們(men) 把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wei) 發展的重點，實行了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極大地激發了人們(men) 的積極性，使經濟迅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綜合國力大幅增強。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們(men) 黨(dang) 也越來越認識到在繼續強調效率的同時，必須更加注重社會(hui) 公平。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提出了注重社會(hui) 公平的初步思路，“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當然，太早這樣辦也不行，現在不能削弱發達地區的活力，也不能鼓勵吃‘大鍋飯’。什麽(me) 時候突出地提出和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在什麽(me) 基礎上提出和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jue) 這個(ge) 問題”[8]。因此，我們(men) 要根據經濟發展的水平，正確處理效率與(yu) 公平的關(guan) 係。

　　當前，我國進入了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加快推進社會(hui) 主義(yi) 現代化的新的發展階段。在這一新的曆史時期，應如何處理效率與(yu) 公平的關(guan) 係呢？筆者認為(wei) ，要更加注重社會(hui) 公平，繼續強調效率。

　　要更加注重社會(hui) 公平，原因在於(yu) ：第一，從(cong) 社會(hui) 主義(yi) 的價(jia) 值目標來看，維護和實現社會(hui) 主義(yi) 社會(hui) 的公平是我國社會(hui) 經濟發展的基本價(jia) 值取向；第二，從(cong) 社會(hui) 不公平造成的後果來看，日益嚴(yan) 重的社會(hui) 不公平現象，必將影響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hui) 的穩定。社會(hui) 不公平現象會(hui) 造成社會(hui) 各個(ge) 群體(ti) 之間的摩擦和矛盾。當這種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勢必引發或加重其他一係列的社會(hui) 問題，造成社會(hui) 的不安甚至是動蕩。第三，從(cong) 國家經濟實力的角度來看，進一步維護和實現社會(hui) 公平的時機條件已基本成熟。經過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我國的經濟總量、綜合國力大大增強。2009年，我國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達到33.5萬(wan) 億(yi) 元，比1978年增長近12倍。2010年，我國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超過日本，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經濟實力的增強為(wei) 我國解決(jue) 多年積累下來的貧富不均問題奠定了物質基礎。

　　要繼續強調效率，這是因為(wei) ：第一，在社會(hui) 主義(yi) 初級階段，發展生產(chan) 力是我們(men) 的主要任務。發展生產(chan) 力的途徑就是提高效率。盡管我國經濟有了較快發展，效率也有了很大提高，但經濟落後和效率不高的情況仍未根本改變。例如，2005年，我國的全員勞動生產(chan) 率隻有美國的1/41、日本的1/36，而且單位產(chan) 值消耗的能源、原材料、資源還很驚人。[9]第二，在市場經濟規律的作用下，市場主體(ti) 必然把效率放在第一位，由此它才能在市場競爭(zheng) 中立於(yu) 不敗之地。效率也隻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才能得以實現。因此，為(wei) 了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保護市場主體(ti) 的積極性，必須繼續強調效率。第三，隻有繼續強調效率，才能進一步推動我國經濟的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有效解決(jue) 包括貧富差距過大在內(nei) 的一切社會(hui) 矛盾和問題。

　　注釋：

　　[1]中共中央宣傳(chuan) 部理論局《理論熱點麵對麵（2006）》學習(xi)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頁。

　　[2][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版第3卷第212頁，第311頁。

　　[3]《列寧全集》第2版第31卷第137頁。

　　[4]周新城《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經濟製度論》中國經濟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頁。

　　[5]中共中央宣傳(chuan) 部理論局《理論熱點麵對麵（2010）》學習(xi)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頁。

　　[7][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31頁，第374頁。

　　[9]蕭灼基《正確處理公平與(yu) 效率的關(guan) 係》，載於(yu) 2006年3月9日《文匯報》。

　　（作者單位：漳州師範學院政法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