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取得了高速的經濟發展，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現在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但人們(men) 往往忽視了另外一麵，即從(cong) 社會(hui) 結構來說，中國也產(chan) 生了一個(ge) 任何國家都竭力想逃避的“奇跡”，那就是社會(hui) 的高度分化。這個(ge) 社會(hui) 的特點是：中產(chan) 階級產(chan) 生並且也有成長，但其規模還是非常小，並且其製度基礎極其微弱；除了少數可以和任何國家（包括西方發達國家）相媲美的富人外，社會(hui) 的大多數仍然是窮人。對中國中產(chan) 階級規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標準會(hui) 得出不同的結論，但無論哪一種估算法，人們(men) 的結論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國還沒有產(chan) 生一個(ge) “兩(liang) 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hui) ，即中產(chan) 階級社會(hui) 。

　　如果把這個(ge) 現象放置在東(dong) 亞(ya) 經濟社會(hui) 發展曆史內(nei) 容中看，中國社會(hui) 結構的畸形性就會(hui) 表現得非常顯著。日本是東(dong) 亞(ya) 第一個(ge) 現代化的經濟體(ti) ，而後是亞(ya) 洲“四小龍”（台灣、韓國、新加坡和香港）。這些經濟體(ti) 的發展軌跡大體(ti) 相當，它們(men) 都在大約20來年的時間裏，不僅(jin) 創造了經濟奇跡，而且也創造出了一個(ge) 龐大的中產(chan) 階級。當然，各個(ge) 經濟體(ti) 內(nei) ，中產(chan) 階級產(chan) 生和成長的來源和路徑是不相同的。今天，在這些經濟體(ti) 裏，中產(chan) 階級不僅(jin) 是推動社會(hui) 進一步發展和改革的動力，也是社會(hui) 穩定的基礎。

　　盡管很多人相信，中國的經濟發展路徑也類似於(yu) 東(dong) 亞(ya) 其他經濟體(ti) ，即所謂的東(dong) 亞(ya) 模式，但從(cong) 社會(hui) 結構來說，中國顯然區別於(yu) 東(dong) 亞(ya) 其它經濟體(ti) 。相反，中國的社會(hui) 結構更類似於(yu) 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家。近年來，中國社會(hui) 一直在討論中國是否會(hui) “拉美化”、是否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這並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中國缺失中產(chan) 階級，已經在各方麵出現了無窮的問題。不難理解，這些問題在其它東(dong) 亞(ya) 社會(hui) 並不普遍，而在拉美國家則較普遍存在。消費社會(hui) 難以建立，可持續經濟增長缺乏基礎。多年來，內(nei) 生型技術進步不顯著，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於(yu) 外在資源（出口、資源進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依附性的發展模式。因為(wei) 中產(chan) 階級過小，社會(hui) 穩定沒有基礎。社會(hui) 高度分化，總體(ti) 道德和信仰缺失，社會(hui) 信任問題越來越甚。社會(hui) 價(jia) 值和理想麵上激進化現象嚴(yan) 重，社會(hui) 往往被“極左”或者“極右”所主導。在中產(chan) 階級缺失的情況下，權勢者（往往是極右派或者假裝成左派的極右派）和貧窮者（其中很多是左派理想主義(yi) 者）互相折騰，造成整體(ti) 社會(hui) 的不確定感。

　　中產(chan) 階級本來就很小，處於(yu) 這樣一種環境中更是深感不安，不斷尋找機會(hui) 出走，在全世界到處尋求安全的落腳點。在任何社會(hui) ，中產(chan) 階級是愛國主義(yi) 的來源和基礎，他們(men) 在其生存的社會(hui) 致富，為(wei) 這個(ge) 社會(hui) 感到驕傲；但在中國，情況似乎剛好相反。

　　問題在於(yu) ，本來應當和經濟奇跡共生的中國中產(chan) 階級去了哪裏？是誰“偷”走了本來應當屬於(yu) 中國的中產(chan) 階級？

　　從(cong) 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層麵來看，培植一個(ge) 中產(chan) 階級實際上一直是執政黨(dang) 的一個(ge) 目標。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裏，“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是手段，而“共同富裕”才是目標。因此，鄧小平也提出要建設“小康社會(hui) ”。1990年代以來，執政黨(dang) 更提出要“全麵建成小康社會(hui) ”。近年來更是直接提出要建設“橄欖型”社會(hui) 。

　　那麽(me) ，為(wei) 什麽(me) 沒有能夠實現這個(ge) 政策目標呢？

　　這裏的因素很複雜。在任何社會(hui) ，培植中產(chan) 階級都是一個(ge) 困難的事情。但政策無疑是一個(ge) 重要因素。從(cong) 政策的角度來透視中國中產(chan) 階級弱小的情況，很容易發現，政策失誤和執行不力是兩(liang) 個(ge) 重要的根源。在一些領域，不當的政策阻礙了中產(chan) 階級的成長，而在另一些領域，盡管政策正確，但沒有能夠有效執行下去，同樣沒有能夠幫助中產(chan) 階級的成長。

　　“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

　　盡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界定中產(chan) 階級，但不外是兩(liang) 個(ge) 主要的方麵，即以經濟收入和財富具有為(wei) 核心的硬性指標，和以價(jia) 值、文化等為(wei) 核心的軟性指標。從(cong) 曆史經驗看，前者是衡量一個(ge) 社會(hui) 中產(chan) 階級早期發展的最重要的指標。沒有經濟和財富這些“硬性”條件的出現，中產(chan) 階級難以發展出其特有的價(jia) 值和文化。中國古典文獻中“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的說法，指的也是這個(ge) 道理。

　　中國社會(hui) 群體(ti) 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既是中產(chan) 階級發育不良的現實寫(xie) 照，也是中產(chan) 階級成長的阻礙。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主要是經濟結構所致，即一次分配問題。首先是國有企業(ye) 和民營企業(ye) 的失衡。中國本來是計劃經濟，城市居民都生活在一個(ge) 個(ge) 國有企業(ye) 或者政府部門，除了少數特權階層，大家都有著“貧窮社會(hui) 主義(yi) ”的低生活標準。經濟改革很快就改變了這種狀況。從(cong) 1980年代的農(nong) 村改革和容許私有企業(ye) 的發展，到1990年代“放小”的民營化過程，中國基本上實現了國有企業(ye) 和民營企業(ye) 的大致平衡。這段時期，也是中產(chan) 階級成長最快的。

　　但是這些年來，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國有部分大擴張，民營企業(ye) 的空間大受擠壓。國有企業(ye) 脫離其原初占據具有國家戰略地位的產(chan) 業(ye) 空間的設想，向原本屬於(yu) 民營企業(ye) 的空間擴展，很快就打破了原來基本平衡的局麵。這裏央企扮演了一個(ge) 很負麵的角色。近年來，“央企化”成為(wei) 中國經濟結構的一個(ge) 新特色，即無論是地方國有企業(ye) 還是民營企業(ye) ，都紛紛投靠央企，和央企結盟。

　　央企的大擴張造成了社會(hui) 稱之為(wei) “國富民窮”的局麵。央企憑借其行政和政治權力，依靠壟斷而獲得巨額利益。這不僅(jin) 深刻影響著中國總體(ti) 的生產(chan) 力水平，更是影響著收入分配，加深社會(hui) 的不公正。一個(ge) 個(ge) 央企都是相對獨立的行政組織，他們(men) 不是財富創造者，而是財富轉移者，把財富從(cong) 民間轉移到國家，從(cong) 地方轉移到中央，從(cong) 多數人手中轉移到少數人手中。很多年裏，央企都具有不受國家和社會(hui) 控製和監督的“自行分配”機製。盈利了，分配給自己；虧(kui) 損了，就向國家伸手。

　　與(yu) 之相關(guan) 的就是大型企業(ye) 和中小型企業(ye) 的失衡。在任何社會(hui) ，尤其在東(dong) 亞(ya) ，中小型企業(ye) 是一個(ge) 社會(hui) 達成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機製。在中國，在國企越做越大的同時，中小企業(ye) 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變得非常有限。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強調中小企業(ye) 發展的重要性，但控製龐大資源的國有部門（包括銀行）並沒有動力去執行有利於(yu) 中小企業(ye) 的政策。隻要這樣的經濟結構不能得到改變，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實現基本的社會(hui) 正義(yi) 和公平。

　　在一次分配沒有達到其基本使命之後，中國的二次分配同樣麵臨(lin) 更為(wei) 巨大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liang) 方麵。一是社會(hui) 改革緩慢。在過去的十多年裏，盡管在社會(hui) 政策的各個(ge) 領域，包括社會(hui) 保障、醫療、教育等方麵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沒有找到突破口，社會(hui) 政策建設還是處於(yu) 非常早期階段。實際上，社會(hui) 政策建設對收入分配所產(chan) 生的正麵效應，還遠遠抵補不了這些領域（還包括房地產(chan) ）被“產(chan) 業(ye) 化”所帶來的負麵效應。

　　二是勞動者工資水平的低下。除了有效的社會(hui) 政策，中產(chan) 階級的形成需要勞動者工資的提高。中國勞動者工資的低水平現在已經盡人皆知了。勞動工資過低的一個(ge) 主要因素，是各級政府總是在資方這一邊，幫助資方人為(wei) 壓低工資。先發展國家中產(chan) 階級成長過程中，工會(hui) 在勞資力量平衡方麵扮演了一個(ge) 關(guan) 鍵的角色。但在中國，工會(hui) 不是代表勞動者利益，而是代表資方和政府的利益。隻要勞、資、政府三方的力量不能達成平衡，勞動者還會(hui) 繼續處於(yu) 極其弱勢的地位，勞動者進入中產(chan) 階層還是無望。

　　有利於(yu) 中產(chan) 階級成長的政策執行不力的另外一個(ge) 結構性因素，是特權階層的存在。特權階層主要指的是掌權人物。在社會(hui) 保障、醫療、教育和住房等方方麵麵，掌權人物都享受著特殊的待遇。無論是西方國家，還是東(dong) 亞(ya) 的日本和“四小龍”社會(hui) ，在現代化過程中，社會(hui) 特權都發生了一個(ge) 社會(hui) 化的過程，一些原本隻有權勢人物享受的權利，通過社會(hui) 政策建設而被社會(hui) 化。無論是權勢人物還是一般社會(hui) 成員，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會(hui) 權利。但在中國，這個(ge) 社會(hui) 化過程還沒有發生。相反，權勢階層的特權化因為(wei) 種種原因（例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國有企業(ye) 的擴張等）還在強化。特權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麵有利於(yu) 中產(chan) 階級的政策執行無力。原因很簡單，權勢階層可以在政府內(nei) 部得到特權，他們(men) 就沒有任何動力去推動社會(hui) 改革了。

　　不管因為(wei) 什麽(me) 樣的因素和使用什麽(me) 樣的方法，權勢和財富階層既“偷”走了本來應當屬於(yu) 中國中產(chan) 階級的財富，也“偷”走了中國的中產(chan) 階級。不過，他們(men) 也必須承受中產(chan) 階級缺失的代價(jia) 。中國社會(hui) 缺失穩定的基礎，現在隻有依靠高強度的“維穩”機製來謀求穩定。但很顯然，即使權勢和財富階層也意識到這種穩定的不可靠性。一個(ge) 缺失中產(chan) 階級的社會(hui) ，各方麵的博弈會(hui) 是一場“零和”遊戲。社會(hui) 要真正穩定，必須培植中產(chan) 階級。而這又要求放權社會(hui) ，還權力和財富予社會(hui) 。隻有當中產(chan) 階級成長壯大了，社會(hui) 才會(hui) 進入良性的發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