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居民財產(chan) 和財產(chan) 性收入增長的過程，應成為(wei) 符合“先富—共富”框架而遏製兩(liang) 極分化的基本健康的曆史過程。因此，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和對財產(chan) 分布的調節，都很有必要，而且必須呼應與(yu) 協同。

　　需要對當前財產(chan) 分布的狀況給予充分重視，在進一步促進我國居民擁有財產(chan) 的規模不斷增長的同時，應通過政策調整對居民財產(chan) 分布狀況進行適當調節，維護社會(hui) 公平與(yu) 穩定，實現共同富裕。

　　在保持經濟持續發展過程中，應繼續鼓勵廣大居民積累財產(chan) ，擴大社會(hui) 財富規模，培育中等收入階層，從(cong) 而提高我國財產(chan) 分布的重心，逐步形成“橄欖型”社會(hui) 結構。

　　伴隨著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居民收入迅速增加、市場體(ti) 係迅速發展，我國居民部門擁有財產(chan) 的總規模一直快速增長，家庭財富普遍增加，總額已躍居全球第三位，並且湧現出為(wei) 數可觀的“千萬(wan) 富翁”和一批世界級富豪。在此過程中，財產(chan) 分布差距正日趨擴大，財產(chan) 因素對收入分配格局和宏觀經濟運行的影響力也日益顯著。財產(chan) 性收入、財產(chan) 分布差距等問題，已廣為(wei) 社會(hui) 各界所關(guan) 注。在現實生活中，收入差距與(yu) 財產(chan) 差距互為(wei) 因果，如影隨形，且很容易形成所謂“正反饋”而不斷自我加劇，對此問題的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我們(men) 在采用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的調查數據、瑞信研究院的調查和估算數據的基礎上，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研究分析1995—2010年我國居民財產(chan) 分布狀況，具體(ti) 包括財產(chan) 總規模、人均規模、財產(chan) 分布差距以及財產(chan) 構成比例等方麵的特征。分析結果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後，我國居民財產(chan) 分布變遷的總體(ti) 狀況表現為(wei) ：一是總規模和人均規模快速增加。進入21世紀後，其年增長率繼續呈加速態勢，但城鎮居民不論在財產(chan) 淨值方麵還是在金融資產(chan) 方麵，增幅都大大高於(yu) 農(nong) 村居民。二是財產(chan) 分布差距趨於(yu) 擴大和複雜化。財產(chan) 分布總體(ti) 呈現金字塔形，中產(chan) 階層薄弱，財產(chan) 分布重心低，約60%的人所擁有的財富在1000—10000美元之間，居民財產(chan) 的基尼係數明顯升高，雖仍低於(yu) 主要發達國家和“金磚五國”的其他四國，但已高於(yu) 日本和德國。三是城鄉(xiang) 間的財產(chan) 差距由於(yu) 房產(chan) 價(jia) 值的差距拉大而非常突出，同時，財產(chan) 性收入差距迅速擴大。

　　財產(chan) 分布差距如何形成

　　我國居民財產(chan) 性收入以及財產(chan) 分布狀況變遷的原因是多方麵的。

　　首先，個(ge) 人勞動收入的快速增長是居民財產(chan) 增長的基礎。我國多數居民獲得財產(chan) 性收入的主要方式，是將節餘(yu) 收入通過銀行存款的方式進行儲(chu) 蓄，並逐漸轉化為(wei) 股票、房地產(chan) 等其他財產(chan) 。

　　其次，資本市場的快速發展成為(wei) 我國居民財產(chan) 增長及爆發性分化的主要場所，並且通過“造富效應”產(chan) 生了成千上萬(wan) 的超級富豪。

　　第三，住房製度改革導致的“公房私有”，帶來了城鎮居民之間以及城鎮居民與(yu) 農(nong) 村居民之間財產(chan) 水平拉開差距現象的普遍化，並在經曆了房地產(chan) 價(jia) 格快速上漲之後，成為(wei) 導致普通居民財產(chan) 差別化增長的決(jue) 定因素。

　　第四，根據對不同市場的分析，我們(men) 認為(wei) ，對於(yu) 境遇相差不多的居民群體(ti) 而言，他們(men) 理財意識和理財水平的不同，是導致財產(chan) 分布及財產(chan) 性收入差距擴大化的重要原因。經過2000年以來11年的市場變化之後，我國居民持有銀行存款的收益率大約在30%-40%，A股市場的上漲幅度約為(wei) 100%左右，而房地產(chan) 市場的上漲幅度則在800%-1000%左右。當然，在這一期間股市最高上漲幅度也已經超過了300%，還有一些股票漲幅甚至超過了1000%，因此，除非投資於(yu) 股市的人員選擇了這些股票，從(cong) 而獲得了超過10倍的收益，否則，投資於(yu) 房地產(chan) 市場的居民將獲得更快和更高的財產(chan) 增值，這還沒有計算如果他們(men) 將商品房出租獲得的租金收入。由於(yu) 房地產(chan) 市場的特點是一次性投資金額較大，很多時候需要負債(zhai) 投資，因此，在10年前，選擇投資房地產(chan) 的居民少之又少。而股市由於(yu) 具有較強的波動性，投資到股市將會(hui) 麵臨(lin) 非常大的市場風險，如果股票選擇不當，可能還會(hui) 出現較大虧(kui) 損。我們(men) 可作一個(ge) 簡單的假設來說明此方麵房地產(chan) 投資的重要影響：假定有三位八十年代畢業(ye) 的大學生，薪酬相同，生活支出相同，所以結餘(yu) 量（可儲(chu) 蓄量）相同，第一位把所有結餘(yu) 存入銀行，第二位把結餘(yu) 的一半用作房產(chan) 投資，第三位把全部結餘(yu) 投入房產(chan) ，那麽(me) 到目前，第一位的所有積蓄可能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連一套“好房子”都買(mai) 不下來，第二位則可能是既有好房又有積蓄的“殷實人家”，而第三位已至少成為(wei) 有多套房的“千萬(wan) 富翁”了。

　　第五，在我國經濟處於(yu) 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影響我國居民財產(chan) 分布及財產(chan) 性收入分配的不隻是經濟性因素，還有社會(hui) 、製度、法律以及政策性因素等。

　　收入分配和財產(chan) 分布調節很有必要

　　由於(yu) 我國居民財產(chan) 分布不均等演化是一個(ge) 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而產(chan) 生的非常複雜的曆史進程，因此，不宜對這一過程及相關(guan) 的影響因素給出簡單化的價(jia) 值判斷，但可以從(cong) 正反兩(liang) 方麵客觀認識這一進程的影響。

　　從(cong) 正麵影響看，我國居民財產(chan) 和財產(chan) 性收入的快速增長是市場經濟發揮作用的結果，而這一進程也在不少方麵有助於(yu) 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體(ti) 製的完善，有利於(yu) 生產(chan) 要素的有效配置。我國居民財產(chan) 和財產(chan) 性收入人均規模和總規模的提高，是“國”與(yu) “民”同富的表現和綜合國力的組成因素之一，有利於(yu) 壯大中等收入階層，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和投資能力——“有恒產(chan) 者有恒心”，對於(yu) 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hui) 進步可形成一定的支撐力、穩定力與(yu) 推動力。

　　從(cong) 負麵影響看，財產(chan) 分布差距拉大會(hui) 對經濟社會(hui) 產(chan) 生不利影響。首先表現為(wei) ：房價(jia) 快速上漲引致的財產(chan) 分布急劇不均，會(hui) 誘導企業(ye) 家放棄實業(ye) 經營，從(cong) 而可能會(hui) 導致產(chan) 業(ye) 空心化。一些經濟學者認為(wei) ，如果不加控製，任由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其他產(chan) 業(ye) 都會(hui) 受到嚴(yan) 重的影響。極而言之，最終中國將會(hui) 僅(jin) 僅(jin) 剩下兩(liang) 個(ge) 行業(ye) ：房地產(chan) 行業(ye) 和為(wei) 房地產(chan) 配套的行業(ye) 。同時，新富階層的畸形消費現象也會(hui) 對中國經濟增長產(chan) 生不良影響。另一方麵，財產(chan) 分布過於(yu) 不均等，還會(hui) 影響社會(hui) 穩定，因為(wei) 財富分配會(hui) 通過“馬太效應”而不斷強化自身差距，導致社會(hui) 財產(chan) 差距的兩(liang) 極分化。另外，我國居民財產(chan) 形成過程中非經濟因素所導致的財產(chan) 分布差距擴大，還會(hui) 對居民的道德感、社會(hui) 公平感帶來直接傷(shang) 害。

　　所以，關(guan) 鍵在於(yu) 使我國居民財產(chan) 和財產(chan) 性收入增長的過程，成為(wei) 一種符合“先富—共富”框架而遏製兩(liang) 極分化的基本健康的曆史過程。因此，政府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和對於(yu) 財產(chan) 分布的調節，都是很有必要的，而且必須呼應與(yu) 協同。

　　培育“橄欖型”社會(hui) 結構

　　作為(wei) 發展中國家，我國居民對財產(chan) 的需求非常迫切。與(yu) 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人均財產(chan) 水平較低，財產(chan) 分布差距也相對較低。但我國形成目前的財產(chan) 分布狀況僅(jin) 僅(jin) 經曆了30多年的時間，尤其是在30年的後半段10餘(yu) 年間加速形成的，而發達國家則經曆了上百年的演變與(yu) 沉澱。同時，我國居民財產(chan) 分布的差距主要體(ti) 現在城鄉(xiang) 差距和房產(chan) 差距、金融資產(chan) 差距方麵，蘊含著更多風險。因此，需要對當前財產(chan) 分布的狀況給予充分重視，在進一步促進我國居民擁有財產(chan) 的規模不斷增長的同時，也要通過政策調整對居民財產(chan) 分布狀況進行適當調節，維護社會(hui) 公平與(yu) 穩定，追求實現共同富裕。

　　我國政府在調節財產(chan) 分布方麵的相關(guan) 責任可表述為(wei) ：維護公正，兼顧均平，引導高端、壯大中端，托底低端，抬高重心。具體(ti) 而言，應從(cong) 以下幾方麵采取相應措施：

　　首先，在保持經濟持續發展之中，繼續鼓勵廣大居民積累財產(chan) ，擴大社會(hui) 財富規模，培育中等收入階層，從(cong) 而提高我國財產(chan) 分布的重心，逐步形成“橄欖型”社會(hui) 結構。

　　其次，在“蛋糕”做大前提下，政府應通過加大公共支出、構建和完善社會(hui) 保障製度等方式，努力發展和實現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對其應該保證的（即最低限度的）公共供給，必須要托好底，並適時抬高“底線”的量值，給所有社會(hui) 成員提供基本的發展起點。

　　第三，充分重視公共教育體(ti) 係的建設。為(wei) 農(nong) 村青少年、進城務工人員子女提供與(yu) 城鎮青少年逐漸趨同的教育資源，促使他們(men) 掌握更多知識，獲得更好的就業(ye) 機會(hui) ，從(cong) 而把握住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hui) ，不斷提高收入水平，增加財產(chan) 的積累，形成低收入階層向中高收入階層的順暢轉化機製。

　　第四，通過建立完善收入累進稅稅製、開征財產(chan) 稅、研究在未來開征遺產(chan) 稅和贈予稅等手段，對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及帶來的財產(chan) 差距擴大的狀況進行適度調節，將整個(ge) 社會(hui) 的財產(chan) 分布差距控製在大體(ti) 可以接受的水平。

　　第五，積極通過房地產(chan) 調控的係統化、製度化措施，降低居民財產(chan) 中房地產(chan) 的過高占比，引導居民收入的積累部分更多投入實業(ye) 創造、科技創新和國家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換代的進程中。

　　第六，加強居民財富主要來源的房地產(chan) 市場和金融市場等的監管，健全市場體(ti) 係，打擊操縱市場、內(nei) 幕交易等非法行為(wei) ，消除市場泡沫，維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為(wei) 居民將剩餘(yu) 資金配置到相關(guan) 市場獲得財產(chan) 性收入提供更公平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