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壟斷型金融體(ti) 製是中國工業(ye) 化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當前，行政壟斷型金融體(ti) 係已成為(wei) 居民儲(chu) 蓄轉化為(wei) 高成長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投資的瓶頸，需要積極推進行政壟斷型金融體(ti) 製的市場化改革。

　　行政壟斷型金融體(ti) 製的核心功能，是幫助工業(ye) 化戰略解決(jue) 廉價(jia) 資本的供給問題，這些製度安排便利金融業(ye) 和特定產(chan) 業(ye) 獲得廉價(jia) 資本，但卻長期損害了存款人和中小投資者等中產(chan) 階層的利益。目前中國製造業(ye) 、房地產(chan) 業(ye) 和地方政府高速公路建設都已出現過剩，而內(nei) 部消費市場的開發和服務業(ye) 的發展尚有待於(yu) 培育一個(ge) 龐大的中產(chan) 階層。

　　金融轉型已經刻不容緩。政府的立場需要從(cong) 支持企業(ye) 低成本融資，轉向切實保護債(zhai) 權人和中小投資者利益；實施富民政策和金融體(ti) 係市場化改革，拓寬投融資渠道，使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各類高新產(chan) 業(ye) 和服務業(ye) 得到持續的資金融通，使本國居民更便利地分享這些產(chan) 業(ye) 成長的豐(feng) 碩成果。金融改革的主要領域在於(yu) ：

　　第一，放鬆各類金融服務業(ye) 對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限製，在健全存款保險製度等金融安全網的情況下，促進金融服務業(ye) 市場的有序競爭(zheng) 。筆者建議，通過國有控股銀行向民間資本出售部分支行，形成一批不設分支機構的民營社區銀行和鄉(xiang) 鎮銀行，以滿足服務業(ye) 、小型與(yu) 微型企業(ye) 、農(nong) 戶和個(ge) 人家庭的金融服務需求。大銀行與(yu) 出售後的社區銀行具有天然的母子關(guan) 係，可實現差異化發展，並發展分工協作的代理行關(guan) 係。

　　政府可采取相應政策，比如減免營業(ye) 稅、允許提取更高比例的海外經營風險撥備等，鼓勵大銀行拓展海外市場。國有控股商業(ye) 銀行出售支行的“內(nei) 退外拓”戰略可以實現“一石數鳥”之功效：通過回籠貨幣，可緩解我國通脹壓力，補充商業(ye) 銀行資本金，減少再融資對股票市場的壓力；實現銀行業(ye) 差異化發展的有序市場結構；轉投海外分支機構網絡建設，既可分散美元資產(chan) 貶值風險，又可加快推進中國金融機構國際化經營，進而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第二，改革股票市場發行審批製度和詢價(jia) 承銷製度，強化證券監管和金融司法威懾力，提高市場的“三公”性和有效性。

　　第三，分步縮小存貸款基準利差，給出完成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時間節點，促進商業(ye) 銀行經營模式的轉換和國際競爭(zheng) 力的提升；並加快政府債(zhai) 券市場和公司債(zhai) 券市場的深度發展，探索通過人民幣QFII間接開放國內(nei) 債(zhai) 券市場，形成有效的海外人民幣回流機製。

　　第四，實現與(yu) 美元脫鉤的人民幣匯率製度改革，重點是建設參考一籃子貨幣的爬行盯住製度，調低籃子中美元與(yu) 歐元的權重，增加亞(ya) 洲的日本、韓國、印度等大國以及大宗商品出口國的貨幣權重。在人民幣對美元做出有利於(yu) 減緩貿易摩擦和促進資本輸出的較大幅度升值調整後，政府宜將人民幣匯率穩定在合理區間作為(wei) 基本政策。

　　當前全球外匯市場年交易額已高達800萬(wan) 億(yi) ~1000萬(wan) 億(yi) 美元，其中出於(yu) 投機目的的交易接近97%。為(wei) 了避免投機資本推動升值預期的“自我實現”，政府應避免激進的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把握人民幣定價(jia) 的主導權。

　　美元與(yu) 黃金脫鉤後，1976年的牙買(mai) 加會(hui) 議承認了浮動匯率的合法性，但此後的雙邊匯率波動幅度高達50%~100%，遠遠超出布雷頓森林體(ti) 係規定的上下1%和凱恩斯設計的國際清算聯盟中規定的上下5%的適度波動幅度，國際浮動匯率製度早已失去了事實上的合法性。國際社會(hui) 需要探討並將國際浮動匯率管理問題提到國際貨幣體(ti) 係改革的議事日程上來，而不是壓製部分國家實施市場化的浮動匯率製度。

　　另外，現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章程中，並無條款規定會(hui) 員國有實施浮動匯率製度的義(yi) 務。在國際匯率大幅波動和國際短期資本投機盛行的國際背景下，市場化程度較高的浮動匯率製度有利於(yu) 投機資本單邊匯率預期的自我實現，而外匯管製在投機資本的衝(chong) 擊下通常是不堪一擊的。相比較，參考一籃子貨幣的爬行盯住製度可以憑借大國意誌引導國際資本的市場預期，它與(yu) 外匯行政管製以及短期資本交易稅等經濟杠杆一起，將可應對國際投機資本的衝(chong) 擊，給實體(ti) 經濟發展提供穩定的貨幣金融環境。事實上發展中國家匯率製度選擇更多的是中間道路，而自由浮動與(yu) 硬盯住的端點論也已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放棄。

　　第五，重新審視資本賬戶開放的項目和次序，清理利用外資政策，加強對短期資本流動和戰略產(chan) 業(ye) 外商投資的管理。即使在完全放開資本項下人民幣可兌(dui) 換的場合仍可自主或與(yu) 亞(ya) 洲國家聯合引入短期資本交易稅政策。

　　(作者為(wei) 上海交通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