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年前的鄧小平“南巡講話”核心內(nei) 容是提倡放權搞活，推動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ti) 製的轉變。20年後發生在浙江涉嫌吳英案實質是金融體(ti) 製放權搞活、壟斷資本與(yu) 民間資本衝(chong) 突問題。“吳英該不該殺”的網絡討論，折射出社會(hui) 對金融體(ti) 製改革的強烈訴求。本報認為(wei) ，支持中小企業(ye) 與(yu) 放活民間資本是金融體(ti) 製改革的急迫任務。中國必須再來一次思想解放，遵循“南巡講話”精神，打破金融壟斷體(ti) 製，以金融體(ti) 製改革拯救中小企業(ye) ，拯救中國實體(ti) 經濟。此前，本報已發表19篇發展實體(ti) 經濟的評論文章，此為(wei) 第20篇。

　　1月18日到2月21日，是鄧小平到南方視察20周年的日子。

　　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是中國當代改革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yi) 的曆史事件。“南巡”的意義(yi) 在哪裏？簡單地說，它解決(jue) 了當時kaiyun官方地址所麵臨(lin) 的最大難題，即要不要走市場經濟道路的問題，焦點是放權和收權的問題。

　　然而，紀念鄧小平南巡講話20周年似乎是政界或者是學術界的事。眼下，輿論的關(guan) 注點是發生在浙江省東(dong) 陽的吳英事件。這件事似乎與(yu) “南巡講話”精神有著深刻聯係，因為(wei) 這件事的處理結果關(guan) 係到金融改革的放權與(yu) 收權問題。

　　吳英是典型的底層小人物，一個(ge) 隻有31歲的青年人，創業(ye) 失敗、陷入高利貸深淵、最終走上涉嫌集資詐騙這條不歸路。人們(men) 對一個(ge) 集資嫌疑犯的同情，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對現有金融製度的不滿。從(cong) 官方公開的材料看，集資詐騙的罪名似乎是成立的。但是輿論給出了截然相反的看法。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級法院二審以集資詐騙罪裁定吳英死刑後，短短半個(ge) 月間，該案已經演變成一起法治事件，一個(ge) 名叫“吳英案輿論匯總”的微博，每日高密度更新相關(guan) 評論；我國高校學者和知名律師致信最高法為(wei) 其求情；有的網站開設的“吳英該不該死”投票顯示，絕大部分投票者認為(wei) 吳英罪不至死。

　　一起案件的法律裁定和社會(hui) 輿論如此背離，實屬罕見。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講，吳英一案的要害並不僅(jin) 僅(jin) 是吳英作為(wei) 個(ge) 體(ti) 的生命，人們(men) 將其上升到是否保護市場經濟改革的問題來認識了。吳英一案，將中國金融體(ti) 製改革向何處去的問題明確地提了出來。

　　研究吳英案不能不研究吳英案發生的背景。我們(men) 身處一個(ge) 市場經濟仍有待發育完善的特定曆史時期，一個(ge) 民間金融功罪交集的時代，一個(ge) 對資本的渴求和現行資金供給體(ti) 製之間的衝(chong) 突已經尖銳化和公開化的時期。當民間金融正常運行時，相關(guan) 部門默許它存在；當出現問題時又嚴(yan) 厲製裁，這個(ge) 惡性循環應該到了進行反思的時候了。中小企業(ye) 虧(kui) 損或者資金鏈緊張，我們(men) 的金融體(ti) 係是不是應該為(wei) 企業(ye) 提供保障？到底是以實體(ti) 經濟發展起來為(wei) 標準，還是金融集團自身快速發展為(wei) 標準，這是製度建設中需要嚴(yan) 肅對待的課題。

　　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了，金融市場還沒有完全開放，企業(ye) 尤其是民營企業(ye) 融資從(cong) 正規的渠道沒法滿足，便要尋找其他渠道，可以說沒有民間金融就沒有民營企業(ye) 今天的貢獻。在現有的資金供給製度下，民間融資必然存在。因為(wei) 銀行的資金供給裏麵，會(hui) 有一大批搞企業(ye) 的人拿不到銀行的資金。

　　金融壟斷的結果，一方麵是企業(ye) 從(cong) 正規渠道不能以市場價(jia) 格借到錢，另一方麵是地下金融市場極度活躍但也極度危險。民營企業(ye) 近年來的困境不能完全歸咎於(yu) 金融業(ye) 的壟斷，但進一步改革和完善金融體(ti) 製，破除金融市場的壟斷性，建立多元化的資金供給體(ti) 係，出台民間融資管理的綜合措施，這已成為(wei) 業(ye) 內(nei) 對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共識。如何應對目前的經濟困難。有兩(liang) 個(ge) 途徑非常重要：一是支持實體(ti) 經濟，特別是支持小微企業(ye) 發展。二是放活民間資本，支持民營企業(ye) 發展。這兩(liang) 方麵歸結到一點，就是要破解當前的金融體(ti) 製壟斷的難題。

　　從(cong) 政治上說，殺了一個(ge) 吳英，有殺雞儆猴之效。據中國人民銀行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僅(jin) 溫州地區的地下資金就高達1600億(yi) 元，若以一個(ge) “莊頭”運作10億(yi) 元來計算，那麽(me) 就活躍著160個(ge) “吳英”。放眼全國，大大小小的“吳英”當以萬(wan) 計。

　　然而，如果不從(cong) 製度的角度來思考吳英案，拯救金融秩序將無從(cong) 談起。如果殺了一個(ge) 吳英，民間資本從(cong) 此便可以進入金融體(ti) 製，能夠破解當前的金融體(ti) 製壟斷，吳英則功莫大矣。而事實上，吳英是殺不絕的，悲劇將繼續發生。

　　聽說，著名律師、八旬老人張思之發表了一份致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官的公開信。在信中，張思之重點表達了兩(liang) 個(ge) 觀點：其一，吳英所集資金大多流入當地實體(ti) 領域，屬合法經營範疇，故無詐騙之行為(wei) ；其二，“縱觀金融市場呈現的複雜現狀，解決(jue) 之道在於(yu) 開放市場，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製度，斷無依恃死刑維係金融壟斷的道理。”

　　這位老先生把矛頭直接指向金融壟斷，他不僅(jin) 從(cong) 法律而且從(cong) 製度層麵對吳英案做出了剖析，尤其是第二條，當是案件紛議之核心。

　　吳英問題的核心是金融體(ti) 製要不要改革，金融權是放還是收的問題。這就跟“南巡講話”的背景有些相近了。20年前的鄧小平南巡講話是針對經濟上放與(yu) 收的問題去“講”的，當然尚未顧及到金融問題。今天的金融問題也已到了“放”還是“收”的關(guan) 鍵時刻，曆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又一個(ge) 轉折時刻已經到來。

　　放權與(yu) 收權一直是改革路線的核心問題。中國的經濟改革自1970年代後期開始，整個(ge) 1980年代都處於(yu) 一種探索狀態。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當時稱“商品經濟”）之間搖擺。除了最初的農(nong) 村改革很為(wei) 成功外，其他各方麵的改革盡管都進行了嚐試，但沒有找到突破口。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國家有了明確的改革目標。圍繞著這個(ge) 目標，全國很快就進入動員狀態，聚集改革力量，實施改革政策。“南巡”之後，由地方領頭發動了一場激進的分權運動。1980年代也有分權，但其幅度和廣度都比不上“南巡”之後的分權。“分權”釋放出來巨大的改革和發展能量，有力有效地衝(chong) 擊了舊的體(ti) 製，在很多方麵破壞了舊體(ti) 製賴以存在的經濟和製度基礎。

　　如果說當年沒有鄧小平撥亂(luan) 反正，kaiyun官方地址的一葉小舟可能向著另外一個(ge) 方向去走，可能向“左”的方向去走了。鄧小平當時在1992年的時候就說，誰不改革誰下台的說法是非常厲害的，也隻有他能講這個(ge) 話。

　　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思想正在轉變成為(wei) 製度。今天所看到的社會(hui) 主義(yi) 市場經濟的基本製度，都是在那個(ge) 時代建立的，包括1994年的分稅製改革、1998年中央銀行製度改革等等。還有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以“抓大放小”為(wei) 核心的國有企業(ye) 改製。“抓大放小”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是人們(men) 所看到的國有資產(chan) 的流失。但是沒有這一過程，國有企業(ye) 根本沒有出路。通過1990年代的改製，中國基本上實現了一個(ge) 比較平衡的經濟結構，即國有企業(ye) 和民營企業(ye) 之間的平衡、大型企業(ye) 和中小型企業(ye) 之間的平衡、政府和市場之間的平衡。

　　鄧小平南巡講話最大的遺產(chan) 是什麽(me) ？是改革精神，市場經濟精神，放權搞活的精神。從(cong) 關(guan) 於(yu) 市場經濟的經濟理論的角度來看，進一步發展和健全市場經濟體(ti) 製意味著，改革和改善包括經濟和政治各方麵的社會(hui) 製度，最大程度地發揮市場經濟機製的作用，同時彌補和糾正市場經濟機製的不足，使整個(ge) 國民經濟和社會(hui) 得到全麵和健康的發展。

　　關(guan) 於(yu) 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揮市場經濟機製的作用，應該根據關(guan) 於(yu) 市場經濟的經濟理論所揭示的市場競爭(zheng) 機製或市場均衡（價(jia) 格）存在的前提條件，改革和改善各種社會(hui) 製度和習(xi) 慣，使之盡可能地滿足和符合這些前提條件。

　　首先，市場均衡存在的第一個(ge) 前提條件是完全競爭(zheng) 。市場經濟中的各個(ge) 經濟主體(ti) 不能對市場價(jia) 格的決(jue) 定持有明顯的影響力，資源可以在產(chan) 業(ye) 間和區域間自由移動，各個(ge) 經濟主體(ti) 能夠公平地獲得關(guan) 於(yu) 市場及價(jia) 格的信息並可以自由地參加或退出市場的競爭(zheng) 。

　　由此可見，要讓市場經濟正常運作，必須控製壟斷企業(ye) 及個(ge) 人的存在，減少和限製大型企業(ye) 對競爭(zheng) 類市場的獨占，公開各種市場的信息和杜絕部分企業(ye) 和官員對信息的獨占和操作。

　　其次，市場均衡存在的第二個(ge) 前提條件是市場普遍存在，即要求市場經濟中的所有生產(chan) 要素和產(chan) 品必須所有權及使用權所屬分明，使用或消費這些所有權和使用權時必須通過市場支付其價(jia) 格，同時，這些市場普遍存在，其中的交換或交易公正公平。

　　顯然，這20多年來，中國對國有企業(ye) 所有製的改革和明確企業(ye) 產(chan) 權所在，建立和培育包括資金和勞動力等生產(chan) 要素在內(nei) 的各種市場，都是有利於(yu) 滿足市場經濟的前提條件的。但是，這些方麵的改革隻是剛剛開始，還需要進一步地拓展和深化。今天，中國在很多方麵也麵臨(lin) 類似“南巡”前的狀況，有一些方麵例如金融方麵形勢則更為(wei) 嚴(yan) 峻。很多方麵的改革止步不前，總是找不到突破口，有些領域甚至出現倒退現象。

　　現在有個(ge) 奇怪現象，有些地方口口聲聲喊改革，但是改革總是“按兵不動”。政府有些地方、有些部門經常做兩(liang) 件事：第一就是作繭自縛。第二件事就是“逼良為(wei) 娼”。如果沒有地下錢莊，我們(men) 的民營企業(ye) 不能到今天，地下錢莊為(wei) 什麽(me) 是非法的呢，因為(wei) 沒有法。地下錢莊如果能在陽光下操作，政府可以收稅、可以監管、能解決(jue) 中小企業(ye) 的融資問題、創造了就業(ye) ，何樂(le) 而不為(wei) 呢？其實民間資本力量大得很，隻要我們(men) 承認它，容納它，引導它，就可能為(wei) 經濟發展帶來強大的動力。

　　無論是2011年金融市場形勢之要求，還是第四屆全國金融工作市場所期許的主題，金融體(ti) 製改革和推進金融市場的利率市場化成了國內(nei) 金融體(ti) 係改革最為(wei) 重要的問題。因為(wei) 利率是金融市場資金的價(jia) 格。如果該價(jia) 格不能夠通過有效機製來形成，既無法讓利率成為(wei) 金融市場資源有效配置的基礎，也談上有成熟的市場可言。可以說，近20年來，利率市場化一直是國內(nei) 金融改革的核心。

　　毫無疑問，當前金融市場利率價(jia) 格機製扭曲不僅(jin) 表現金融資源無效配置，比如大量金融資源不是流入實體(ti) 經濟而是湧入高風險的各種投資市場，從(cong) 而導致國內(nei) 不少弱勢行業(ye) 及企業(ye) 嚴(yan) 重的金融擠出效應；而且導致了金融市場秩序越加難以確立，比如民間高利貸盛行、影子銀行泛濫、地方政府融資平台過度擴張、商業(ye) 銀行的盈利高速增長、巨大潛在的金融風險不斷地積累等。在這種情況下，全麵推進中國金融市場的利率市場化已經迫在眉睫。與(yu) 利率市場化同時做的事便是放開金融市場，吸收民資參與(yu) ，形成市場經濟的新金融體(ti) 製。

　　當前國內(nei) 金融體(ti) 製改革和利率市場化改革不是條件成熟不成熟的問題，而是如何突破現有的利益集團與(yu) 製度障礙把改革推進的問題。因為(wei) ，當前完全扭曲了基準利率製度不僅(jin) 導致整個(ge) 金融市場資源配置嚴(yan) 重的無效率，它也是一種為(wei) 少數人利益服務而對絕大多數人利益掠奪的財富轉移機製。這種機製的利益關(guan) 係的路徑相依已經成為(wei) 當前金融市場推進利率市場改革的最大障礙。不打破這種利益集團阻礙金融改革的格局，國內(nei) 利率市場化將麵對重要的障礙。其實，中國金融體(ti) 製市場化和利率市場化最大問題就是利益關(guan) 係重大調整的問題，而不是這種改革對金融市場所麵臨(lin) 的衝(chong) 擊與(yu) 影響的問題。

　　很難理解，一個(ge) 吳英案能引起天下人關(guan) 注，關(guan) 注的程度不亞(ya) 於(yu) 對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紀念。

　　很好理解，一個(ge) 吳英案能引起天下人關(guan) 注，在於(yu) 此時與(yu) 鄧小平南巡講話的時代要求極為(wei) 相似。

　　一個(ge) 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一個(ge) 是壟斷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同一個(ge) 要求：放權搞活。

　　如果說過去30多年的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的話，那麽(me) 更為(wei) 艱巨的金融改革或許就要拎著腦袋過河。過河的路徑已經很清晰，阻力相當強大。當然，不是每個(ge) 過河的人都會(hui) 淹死，但先驅中總有人會(hui) 成為(wei) 先烈，特別是沒有護身符的民營企業(ye) 家，犧牲的概率顯然大得多。

　　我們(men) 與(yu) 其煞費苦心讓吳英成為(wei) 民間信貸祭品，不如探討如何對民間信貸開閘。如果此事映射出的地下金融特性能成為(wei) 製定監管框架的依據，即是吳英之功。但願這件事能喚起金融界對改革的反思，尋找到對金融改革的反向推動力量。

　　資本無序泛濫的高利貸市場不能不管。在管的同時，則應考慮下一步政府如何放權，哪些權利應該放給社會(hui) ，哪些權利政府應該緊緊地抓在手裏，這是需要現在繼續探索的。這也是當前金融改革的焦點。推進壟斷行業(ye) 改革是經濟體(ti) 製改革的重要任務。與(yu) 此相適應，是要促進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並且依次進入能源、交通和社會(hui) 事業(ye) 等領域，這不僅(jin) 能緩解經濟發展的困難，而且能夠推進整個(ge) 現代化事業(ye) 的發展。壟斷行業(ye) 改革是經濟體(ti) 製改革的重要任務，而對金融壟斷體(ti) 製改革是焦點中的焦點。

　　金融體(ti) 製改革的目標指向很明確：一是支持實體(ti) 經濟，特別是支持小微企業(ye) 發展，這是衡量金融工作好劣的標準。二是放活民間資本，支持民營企業(ye) 發展。這是改革金融體(ti) 製的實現途徑。道路非常寬廣，潛力巨大。

　　中國需要再一次思想解放，甚至說中國需要再一次思想啟蒙，需要圍繞集權與(yu) 放權問題進行一次大辯論，尋求中國的改革的深層邏輯，它的大方向應該走向何方。當然，南巡不可能了，鄧小平作為(wei) 最後一個(ge) 威權式的強人，我們(men) 隻有在他身上才可以用南巡這個(ge) 詞。我們(men) 今天紀念鄧小平南巡20周年，需要提倡的是“南巡”精神。

　　需要弘揚“南巡講話”精神，是因為(wei) 走向市場的道路異常艱難，矛盾異常複雜。與(yu) 20年前不同的是，現在爭(zheng) 論各方的焦點不再是純粹意識形態的“姓社”、“姓資”之爭(zheng) ，而很大比重上是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角逐，總是在放權問題上舉(ju) 棋不定，在搞活問題上左右為(wei) 難，這類博弈的實際激烈程度超過了當年的意識形態之爭(zheng) 。領導幹部對待改革的態度，關(guan) 鍵不在腦袋，而在屁股。腦袋清明開明並不困難，難在屁股是坐在利益集團那邊，還是坐在人民這邊，坐在中央政府和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製度這邊。今天的思想解放和改革攻堅，比當年更加考驗黨(dang) 員領導幹部的黨(dang) 性和政性倫(lun) 理。

　　中國社會(hui) 進入又一個(ge) 回歸，回歸到需要改革放權的時期，中國因此需要進行“南巡”精神的教育，這不僅(jin) 是拯救金融體(ti) 製改革，拯救企業(ye) ，更是拯救我們(men) 的國家。

　　（作者係中國企業(ye) 研究院研究員，是中國農(nong) 村第一個(ge) 萬(wan) 元戶的發現與(yu) 報告者，鄧小平在1982年12月聽其匯報農(nong) 村改革情況，對其有“你有發言權”的評價(jia)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在當年第一個(ge) 向中央寫(xie) 出市場經濟體(ti) 製的企業(ye) 模型，得到多位領導批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