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減稅”成為(wei) 整個(ge) 年度稅務的關(guan) 鍵詞。個(ge) 人所得稅調整、營業(ye) 稅改征增值稅、房產(chan) 稅改革試點、資源稅改革及車船稅微調，每每“稅事”變動，各界無不高度關(guan) 注，媒體(ti) 也競相報道。仔細來看，這些稅製變動都透著“減稅”的意向。然而，全國稅收收入增長仍明顯高於(yu) 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GDP)增長。

　　實際上，“減稅”並不是新鮮話題。早在2004年就開始在全國實施結構性減稅，從(cong) 全麵取消農(nong) 業(ye) 稅，再到增值稅從(cong) 東(dong) 北試點擴大到全國；從(cong) 出口退稅適時調整，再到內(nei) 外資所得稅的統一；從(cong) 降低消費稅，再到多次提高個(ge) 稅起征點，一係列結構性減稅政策接連出台，似乎正成為(wei) 我國稅製變革的主旋律。

　　然而，7年多過去了，無論是企業(ye) ，還是個(ge) 人，大都沒有感覺到係列減稅所帶來的稅負減輕、稅款變少。相反，我國的稅收痛苦指數排名一直名列世界前茅，稅收增長速度直線上升。每到年底算收入賬時，專(zhuan) 家總是站出來，言稱稅收增長與(yu) GDP的增長並非對應的數量關(guan) 係。如此論調陳舊的說辭，說了多少年。倘若專(zhuan) 家們(men) 真的讓稅收與(yu) GDP脫鉤，既會(hui) 失去一項重要衡量稅負的指標，又可能讓稅收成為(wei) 一匹脫韁之馬，一路狂奔。

　　至於(yu) 近年來稅收之所以呈越減越多的態勢，首先是稅收製度設計中植入了“增收”的因子。1994年稅製變革出台的初衷是舒緩當時財政困境，“增收”則無疑成為(wei) 製度設計的切入點。囿於(yu) 征管條件，當時實際征收率僅(jin) 為(wei) 50%，這意味著，倘若國家層麵要實現5000億(yi) 元的收入目標，在隻有50%稅收實際征收率的條件下，需要事先搭建一個(ge) 可征收1萬(wan) 億(yi) 元的稅製大盤子。顯然，我國現行稅製自出娘胎那天起，就預留下巨大的稅收增長空間，為(wei) 以後連年超收埋下了伏筆。

　　隨著征管科技的日益進步，實際征收率也隨之穩步提升，尤其一些征免條款也跟著經濟環境和時間的推移，開始逐漸複活，這更為(wei) 連年稅收任務增長奠定了基礎。房產(chan) 稅、土地增值稅、二手房交易營業(ye) 稅和個(ge) 稅以及大小非減持征收個(ge) 稅，這些長期處於(yu) 休眠狀態的稅種，一個(ge) 個(ge) 都被激活了。

　　比如深受輿論和公眾(zhong) 關(guan) 注的房產(chan) 稅，盡管試點初的各種爭(zheng) 議已過，但未來擴圍仍是焦點。1986年出台的房產(chan) 稅暫行條例中規定，房產(chan) 稅由產(chan) 權所有人繳納，包括機關(guan) 企事業(ye) 單位及個(ge) 人，涵蓋經營用房產(chan) 和自用住房。但在該條例免征條款中有一條：個(ge) 人所有非營業(ye) 用房產(chan) 。這意味著，國家要想全麵推行房產(chan) 稅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礙，隻有取消免征條款，經國務院審批後，房產(chan) 稅立馬可以走遍神州大地。

　　從(cong) 現實語境看，目前我國稅負過重，稅收增長速度過快，已成為(wei) 國家亟需解決(jue) 的問題。為(wei) 此，我國要控製總體(ti) 稅負規模，參考同類國家的稅負，通過立法的方式，硬性規定為(wei) GDP的一個(ge) 比例；同時，更要控製稅收增長速度，譬如，硬性規定每年的稅收增長速度，要與(yu) GDP同步，以實現政府與(yu) 企業(ye) 、個(ge) 人之間稅收利益的合理分配，實現稅收負擔的公平與(yu) 正義(yi) 。

　　當然，我們(men) 在實施結構性減稅的同時，還要清理企業(ye) 的各種不合理收費，鼓勵企業(ye) 創新，提高工薪階層工資水平，完善社會(hui) 保障水平，合理配置資源，從(cong) 而增加企業(ye) 經濟活力，提升國民消費能力，最終實現提升民眾(zhong) 福祉，保障國民經濟健康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