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中國的儲(chu) 蓄率也屢創新高。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庫提供的數據，計算中國的平均儲(chu) 蓄率，1980—2009年約為(wei) 39.8%；相比之下，全球約為(wei) 22.5%，發達國家約為(wei) 22.0%，中等收入國家約為(wei) 25.2%，低收入國家隻有19.5%，OECD國家約為(wei) 21.6%，美國平均約為(wei) 16.4%，而在具有高儲(chu) 蓄傳(chuan) 統的東(dong) 亞(ya) 國家與(yu) 地區，日本約為(wei) 28.5%，韓國約為(wei) 31.6%，中國香港約為(wei) 32.0%。根據GDP的支出法進行計算，2010年中國的國民儲(chu) 蓄率達到驚人的52.4%，可謂世界之最。因此，中國的儲(chu) 蓄率不僅(jin) 遠高於(yu) 工業(ye) 化國家的平均水平，同時也明顯高於(yu) 具有高儲(chu) 蓄傳(chuan) 統的東(dong) 亞(ya) 國家與(yu) 地區。

　　從(cong) 中國儲(chu) 蓄率曆史變化的圖景來看，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儲(chu) 蓄率就已經呈現上升勢頭，而近年來的上升趨勢更加明顯，與(yu) 80年代初相比，儲(chu) 蓄率已經上升了約19個(ge) 百分點。

　　現有解釋存在缺陷

　　中國自2010年開始成為(wei)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但人均收入水平排在世界100名左右，遠低於(yu) 工業(ye) 化國家，仍然是一個(ge) 發展中國家。眾(zhong) 所周知，中低收入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往往需要進行大量的投資，對國外資金有很強的依賴性，但高儲(chu) 蓄卻使中國成為(wei) 全球最大的資本輸出國之一，這一巨大反差顯然難以用傳(chuan) 統的智慧來解釋。

　　中國的高儲(chu) 蓄現象越來越受到人們(men) 的關(guan) 注，國內(nei) 外學者結合中國的現實從(cong) 多角度進行了研究並給出了解釋。一種觀點認為(wei) ，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高儲(chu) 蓄的原因。在像中國這樣一個(ge) 快速增長的經濟中，年輕一代比處於(yu) 負儲(chu) 蓄狀態的老年人顯得更加富裕，從(cong) 而更多地儲(chu) 蓄，相應地也比其他處於(yu) 較慢增長的經濟體(ti) 有較高的儲(chu) 蓄率，因此高增長本身就可能導致高儲(chu) 蓄率。但這一解釋可能存在問題，因為(wei) 從(cong) 居民的消費行為(wei) 來看，在一個(ge) 高速增長的經濟中，當消費者的收入處於(yu) 上升階段時，一個(ge) 完全“遠視”的消費者應當會(hui) 立刻開始增加他的消費支出，以便享受未來收入增長所帶來的好處。顯然，這一預測結果並未在中國出現。有學者認為(wei) ，消費者的“短視”行為(wei) 可能是其原因。這種“短視”行為(wei) 表現為(wei) 人們(men) 對相對遙遠的信息不太了解，或者因為(wei) 發展的可持續性極不確定，他們(men) 進行消費決(jue) 策時往往隻能依據當前的收入與(yu) 已有的流動性資產(chan) ，難以根據其終生的資源來合理規劃其不同階段的消費和儲(chu) 蓄，從(cong) 而不能在收入處於(yu) 上升期時迅速提高消費。但消費者的“短視”行為(wei) 可能導致短期消費偏高或者偏低，因而不能完全解釋中國儲(chu) 蓄率的持續上升。

　　高儲(chu) 蓄的原因也可能是由於(yu) 中國正處在體(ti) 製變革期，社會(hui) 保障體(ti) 製尚不完善，中國的養(yang) 老、醫療、教育和住房體(ti) 係改革提高了居民收入和支出的不確定性，居民對未來收入和支出具有強烈“預防性儲(chu) 蓄”動機造成的。但這一解釋也有缺陷，因為(wei) 近十年來社會(hui) 保障網絡正在逐步擴大並向廣大農(nong) 村地區延伸，但從(cong) 數據觀察到的城鎮和農(nong) 村儲(chu) 蓄傾(qing) 向並沒顯著下降。

　　金融市場的不發達、流動性約束對消費行為(wei) 的影響，也可能是用以解釋中國高儲(chu) 蓄率的原因之一。由於(yu) 人們(men) 很難依靠借貸來提前使用未來的收入和財富，因此流動性約束使得消費者必須在現期依靠儲(chu) 蓄和資產(chan) 積累來平滑消費或應付不確定性。然而，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這一論點與(yu) 預防性儲(chu) 蓄一樣，同樣不能完全解釋中國的儲(chu) 蓄率在2000年以後的快速上升。

　　有一種觀點將中國的高儲(chu) 蓄率歸因於(yu) 中國人傳(chuan) 統的節儉(jian) 習(xi) 慣。一般來說，人們(men) 對以前的消費存在心理依賴，通過一段時間形成偏好。由於(yu) 長期形成的高儲(chu) 蓄、低消費的習(xi) 慣難以打破，即使在收入增加的情況下，消費者由於(yu) 消費的惰性而不願擴大消費，因而使得需求熱點難以啟動。維持原有習(xi) 慣的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為(wei) 什麽(me) 中國人在收入已高過基本生活開支甚多的情況下，仍繼續維持原有較低的生活水平。但習(xi) 慣對於(yu) 中國家庭高儲(chu) 蓄的解釋力還有待考量，因為(wei) 習(xi) 慣往往具有穩定的持續性，它可能解釋中國的家庭儲(chu) 蓄率為(wei) 什麽(me) 會(hui) 在高位持續，但不能解釋儲(chu) 蓄率為(wei) 什麽(me) 在不斷走高。

　　解謎團的新維度：生育政策、企業(ye) 儲(chu) 蓄與(yu) 收入分配

　　中國從(cong) 30多年前開始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嚴(yan) 格的人口政策使一般家庭生育的孩子人數急劇減少，城鎮與(yu) 農(nong) 村人口的老齡化現象已經凸現，養(yang) 老問題也變得日益嚴(yan) 峻。由於(yu) 養(yang) 老保險製度尚未有效建立，人口政策漸漸打破了依賴子女數量養(yang) 老的傳(chuan) 統家庭的作用，並且近年來撫養(yang) 孩子的成本也在不斷上升，從(cong) 而鼓勵個(ge) 人進行積累。因此，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很可能是導致居民消費走低的一個(ge) 重要因素。計劃生育政策所引發的性別失衡也可能是引起中國儲(chu) 蓄率上升的原因，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wei) ，性別失衡加劇了婚姻市場的競爭(zheng) 性，致使中國的家庭提高儲(chu) 蓄率。但是，由於(yu) 性別失衡的問題在中國城市中並不嚴(yan) 重，因此性別失衡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釋中國儲(chu) 蓄率的上升還有待研究。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無論是城鄉(xiang) 間、區域間還是各社會(hui) 階層間，居民收入差距都呈迅速擴大的趨勢。消費者之間收入水平差距越大，其消費行為(wei) 出現差異的可能性也會(hui) 越大。日益扭曲的收入分配格局，可能正是中國儲(chu) 蓄率不斷上升的內(nei) 在原因。事實上，一方麵，高收入階層本身就有較高的平均儲(chu) 蓄傾(qing) 向，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他們(men) 為(wei) 了在社會(hui) 競爭(zheng) 中維持其社會(hui) 地位而儲(chu) 蓄，可能是出於(yu) 為(wei) 其子女將來的發展而遺贈的動機，或者由於(yu) 受到創新產(chan) 品缺失等因素的製約而被迫儲(chu) 蓄。另一方麵，中低收入階層受自身收入和與(yu) 高收入階層收入差距的影響，出於(yu) 追求社會(hui) 地位、攀比消費的目的，也會(hui) 在一定時期內(nei) 盡可能壓縮當前消費、提高儲(chu) 蓄目標，造成他們(men) 甚至會(hui) 比富人有更高的儲(chu) 蓄率。但從(cong) 收入分配扭曲角度給出的解釋，其異質性微觀行為(wei) 尚待進行深入研究。

　　改革開放後，隨著企業(ye) 體(ti) 製改革的深化，預算軟約束逐步“硬化”，買(mai) 方市場逐步形成，企業(ye) 的效益有了明顯改善，企業(ye) 可支配收入在國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加大。由於(yu) 企業(ye) 的融資渠道主要依靠其保留利潤，企業(ye) 對居民部門的勞動報酬和利息支出較長時期被穩定在較低的水平上，這導致企業(ye) 儲(chu) 蓄在國民儲(chu) 蓄中的比重不斷提高。根據資金流量表的推算，目前企業(ye) 儲(chu) 蓄已接近國民儲(chu) 蓄率的一半，因此，這可能也是中國國民儲(chu) 蓄率上升不容忽視的原因。近年來，國民收入過度向政府傾(qing) 斜，導致政府的儲(chu) 蓄率又有重新走高的趨勢，這可能也是導致中國儲(chu) 蓄率在高位持續的原因之一。因此，從(cong) 部門儲(chu) 蓄率變化的角度進行探討，可能成為(wei) 解開中國高儲(chu) 蓄謎團的重要研究方向。

　　高儲(chu) 蓄模式亟待改變

　　對一個(ge) 國家的經濟發展而言，高儲(chu) 蓄率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麵，高儲(chu) 蓄率提供中國在經濟改革時期投資快速增長的資金需求，使得中國的投資率多年來能夠維持在40%以上，這在中國經濟轉型的初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麵，盡管中國的投資率多年維持在很高的水平，但中國的儲(chu) 蓄淨剩餘(yu) 卻持續增長，這也常常被視為(wei) 導致中國貿易順差持續擴大的“幫凶”，因此中國過高的儲(chu) 蓄率也受到國際社會(hui) 的非議。近年來，由於(yu) 受到世界金融危機與(yu) 人民幣升值等因素的影響，出口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量顯著減弱，貿易摩擦加劇，勞動力成本提高，多年來國內(nei) 需求又低迷，這些都致使依靠高積累的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受到挑戰。

　　從(cong) 政府製定政策的角度來看，如果消費者的“短視”與(yu) 流動性約束是高儲(chu) 蓄率的主要原因，政策的重點應該是從(cong) 根本上消除產(chan) 生“短視”行為(wei) 與(yu) 流動性約束的製度因素，以提高社會(hui) 福利水平。如果消費者的預防性動機的強度很強，政策導向則應當以增加居民的收入為(wei) 根本途徑，消除各種影響收入增加的不確定性因素，切實降低各種政策性負擔，構建起社會(hui) 保障體(ti) 係，如養(yang) 老保險、醫療保險等。如果習(xi) 慣是高儲(chu) 蓄傾(qing) 向的主要原因，政策重點應倡導新的消費理念，鼓勵居民追求科學、平衡和合理的消費。如果高儲(chu) 蓄率的原因主要來自貧富差距過大，政府則應當從(cong) 收入分配與(yu) 稅製上進行調節。而如果人口結構變化是重要的影響因素，則應當從(cong) 人口政策上作一些調整。如果企業(ye) 儲(chu) 蓄過高是導致儲(chu) 蓄率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則應當對企業(ye) 的分紅製度進行改革。總之，高儲(chu) 蓄的成因呈多維度，破解的政策也應是全方位的。

　　（作者單位：上海財經大學財經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