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底，中國為(wei) 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挑戰，出台了新一輪的積極財政政策，即擴張性財政政策。已經實行了三年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是否應該轉向，已成為(wei) 當年宏觀經濟政策選擇中的一個(ge) 重要問題。

　　積極財政政策屬於(yu) 短期經濟政策，應對的是短期宏觀經濟問題。這是不少人認為(wei) 積極財政政策應該轉向的直接依據。的確，積極財政政策實行的時間越長，其政策效力會(hui) 出現遞減的趨勢。但政策是否需要轉向，並不是由政策實行的時間決(jue) 定的。不能機械化地理解“短期”，更不能簡單地將“短期”視為(wei) 一年以內(nei) 。

　　“短期”隻是說明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內(nei) 的宏觀經濟政策隨時都可能因經濟形勢的風雲(yun) 突變而作相應的調整。當前積極財政政策實施的外部經濟環境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歐美日三大經濟體(ti) 目前所遭遇的困難，說明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問題依然嚴(yan) 重。外需依舊不可靠。中國仍然需要在不放鬆外需的前提下，積極擴大內(nei) 需。

　　中國國內(nei) 經濟的隱憂也決(jue) 定了積極財政政策暫時還不能退出。從(cong) 2010年4月16日以來實施的新一輪房地產(chan) 調控政策，使得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房地產(chan) 業(ye) 正麵臨(lin) 前所未有之困局。房地產(chan) 行業(ye) 關(guan) 聯度大。一旦相關(guan) 政策處理不當，未來中國經濟甚至可能下滑。房地產(chan) 調控結果的鞏固必須擴大商品房的供給，但目前政策的重點側(ce) 重保障性住房建設。這對高企的商品房價(jia) 格的影響不大。遏製房地產(chan) 投資投機需求的調控政策，從(cong) 表麵上看讓房價(jia) 上漲速度得到了控製，但由於(yu) 沒有堅實的房地產(chan) 供給作為(wei) 保證，這種政策很可能給未來的調控帶來更大的壓力，房價(jia) 反彈概率極高。因此，房地產(chan) 調控政策應轉向擴大商品房供給，為(wei) 消除未來經濟隱患未雨綢繆。房地產(chan) 調控背景下，經濟遇冷趨勢是明顯的，積極財政政策轉向隻會(hui) 讓經濟雪上加霜。

　　中國當前的通貨膨脹，是多種因素累積的結果。2009年和2010年的天量信貸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國特色的宏觀金融管理體(ti) 製下，天量銀行信貸實際上意味著貨幣量的擴大。在經濟相對低迷的背景下，天量信貸帶來的貨幣擴張效應並沒有在物價(jia) 上得到充分的體(ti) 現。但是，物價(jia) 上漲的壓力早已埋下。時下的通貨膨脹是天量信貸滯後反應的表現之一。

　　中國特色外匯儲(chu) 備體(ti) 製也給通貨膨脹以巨大壓力。銀行結售匯雖已不再強製，但由於(yu) 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結果導致外匯儲(chu) 備增長迅猛。超過3萬(wan) 億(yi) 美元的外匯儲(chu) 備，意味著大量人民幣的投放。這也是當前通貨膨脹的原因之一。

　　通貨膨脹永遠是一種貨幣現象。天量信貸已經導致通貨膨脹。因此，應對之策不是簡單地抑製信貸規模。已經形成的通貨膨脹，可以視為(wei) 對原先天量信貸的一種平衡機製的確立。在這種情況下，沒有必要采取過激的信貸緊縮政策。這是因為(wei) ，貨幣政策擴張的好處經常為(wei) 大企業(ye) 所獲取，而貨幣政策緊縮的成本常常為(wei) 小企業(ye) 所承擔。本為(wei) 對衝(chong) 擴張所采取的緊縮，反而帶來新一輪的不平衡，從(cong) 而增加經濟不穩定的可能。最近，不少地方中小企業(ye) 告貸無門，高利貸問題越演越烈，就是小企業(ye) 負擔緊縮成本的具體(ti) 表現。

　　當前需要反思的是外匯儲(chu) 備體(ti) 製。如何構建符合中國國情的外匯儲(chu) 備體(ti) 製，以減少外匯人民幣占款對貨幣政策的幹擾。

　　財政赤字向中央銀行透支機製早已不複存在，財政赤字不是通貨膨脹形成的原因，靠財政政策緊縮來應對通貨膨脹，是不可靠的，反而不利於(yu) 應對通貨膨脹政策的選擇。

　　財政政策能夠在減輕通貨膨脹給人民生活帶來痛苦上發揮重要作用。通過增加對中低收入者的補貼，提高最低生活保障線，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內(nei) 容，雖不能直接降低通貨膨脹，但對保障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改善他們(men) 的生活，是大有裨益的。因此，當前中國的通貨膨脹，反而是財政政策應繼續保持積極的理由之一。

　　一段時期以來，國內(nei) 外爆炒中國地方債(zhai) 風險。國家審計署對地方性政府債(zhai) 務審計權威報告表明，中國10.7萬(wan) 億(yi) 元規模的地方政府性債(zhai) 務，無論如何都不可能給中國經濟帶來根本性的衝(chong) 擊，更不可能給中國財政帶來係統性風險。但是，中國地方財政也不是毫無問題。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就是其中之一。地方政府性債(zhai) 務所存在的期限重疊問題，也給一些地方財政帶來了巨大的壓力。

　　對於(yu) 地方債(zhai) 問題，應該在進一步規範中央和地方財權和財力關(guan) 係的前提下，增加地方政府財權和財力，賦予地方政府正式的發債(zhai) 權，為(wei) 地方財政正常運行創造良好的製度環境。當前局部地方出現的部分地方債(zhai) 違約風險，是能夠通過債(zhai) 務展期和債(zhai) 務期限互換得到解決(jue) 的。銀行業(ye) 監督部門出於(yu) 信貸資產(chan) 安全考慮不允許展期和互換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衝(chong) 擊尚未過去，經濟增長基礎還是較為(wei) 脆弱的關(guan) 鍵時期，應該用超常規的辦法來解決(jue) 問題。一些製度性問題需要用中長期的解決(jue) 方法，而不宜用短期化的政策來一攬子解決(jue) 。

　　在保持積極財政政策不變的前提下，財政政策的著力點也應作適當調整。財政支出規模在擴張的同時，要特別注意調整財政支出結構。財政支出的重點應更多地用於(yu) 改善民生的公共服務。

　　在財政收入上，需要重新思考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製。1994年財稅改革所建立起來的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製的作用需要科學評價(jia) 。如果沒有這個(ge) 機製，那麽(me) 我們(men) 很難想象在兩(liang) 輪金融危機麵前，中國能夠應對自如。如果沒有這個(ge) 機製，那麽(me) 我們(men) 很難想象政府能夠有較為(wei) 充足的可支配財力來支撐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正是財政收入穩定增長機製奠定了公共服務型政府建設的財力基礎，保證了財政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積極作用的發揮。應該說，目前的財政收入占GDP(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已經達到一個(ge) 基本合理的水平。接下來，需要結合財政收入增長態勢，適當采取減稅政策。而且，從(cong) 中國稅製結構的現實出發，在繼續對個(ge) 人所得稅等實行減稅政策的同時，減稅的重點應轉向間接稅，特別是增值稅。

　　增值稅是中國第一大稅種，減增值稅才能更好地發揮減稅促經濟穩定增長的作用。而且，減稅也有一個(ge) 契機。增值稅擴圍(擴大增值稅征收範圍，相應縮小營業(ye) 稅征收範圍)需要保持營業(ye) 稅稅負與(yu) 增值稅稅負的大體(ti) 平衡。營業(ye) 稅稅率多在3%-5%之間，17%的增值稅稅率有一定的下調空間。而且從(cong) 提高財稅國際競爭(zheng) 力的視角來看，增值稅和消費稅稅負都需要下調，從(cong) 而將一些流失到海外的消費需求重新轉化為(wei) 國內(nei) 消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