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期來，溫州高利貸資金鏈斷裂，當事企業(ye) 主或跑路，或跳樓，引發了市場對央行始自去年的緊縮政策對經濟影響的多重思考。在CPI漲幅見頂但是仍停留在相對高位的情況下，中小企業(ye) 的資金鏈條是否已緊張到了難以為(wei) 繼的地步？而稍早幾天溫總理的溫州之行以及國務院會(hui) 議出台的微小企業(ye) 支持政策，則被市場解讀為(wei) 宏觀政策或將定向寬鬆的信號。但是現在最主要的矛盾是，貨幣政策工具的一再緊縮，已經無法應對當下我國經濟運行中金融脫媒的政策挑戰。在客觀上，一方麵，熱錢以及過去幾年間央行貨幣超發帶來的流動性並未被充分回收，一旦緊縮貨幣政策調整，在通脹壓力猶存的情況下，物價(jia) 可能會(hui) 失控。另一方麵，由於(yu) 我國金融體(ti) 係固有的特點，絕大多數中小企業(ye) 獲得資金的可能性大幅降低，獲取資金的成本大幅攀升。在兩(liang) 者的共同作用之下，滯脹就如同懸掛在中國經濟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散發著不祥的氣息。但是，政策的底牌還有，避免中國經濟硬著陸的可能性仍然較大，筆者如此判斷的底氣，在於(yu) 對相應調整財政稅收政策和恰當使用結構性政策的期待。

　　毋庸置疑，基於(yu) 對地方債(zhai) 務平台償(chang) 付能力的憂慮，我國貨幣政策中的利率調整空間事實上存在著較為(wei) 嚴(yan) 格的約束，這也正是央行麵對地產(chan) 債(zhai) 泡沫和通脹壓力始終不敢輕易使用利率等價(jia) 格工具，而頻繁采用調整存款準備金等數量化工具的主要原因之一。隻是由於(yu) 政策效果的累積作用和滯後性，如今，調整存款準備金率這種數量化工具的使用在客觀上已接近了極限。此時此刻，如果在政府重點扶持的領域及行業(ye) 實施貨幣定向寬鬆，固然可以緩解一時的燃眉之急，但從(cong) 長期效果來看，卻很難使經濟形勢有實質性的變化。不過，相對陷入騎虎之勢的貨幣政策，我們(men) 在財政稅收領域的政策空間卻還很充裕，政策選擇的種類較多且較靈活。

　　今年8月底《福布斯》一篇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全球第二的報道，將中國的稅負問題推上了國際輿論的風口浪尖。國內(nei) 一些專(zhuan) 家在《人民日報》將之駁斥為(wei) “豐(feng) 富的圖表、錯誤的數據、貧乏的分析”。筆者在此無意評判上述觀點，但是依據官方公布的財政收入不斷創出新高的事實，可以清楚地得出在公共部門沉澱的財富資源在不斷增加的結論。根據財政部的數字，今年前8個(ge) 月我國財政收入已超過8萬(wan) 億(yi) ，同比增速達到30%，今年全年超過10萬(wan) 億(yi) 應該已沒有疑問了。而財政收入增速遠遠高於(yu) GDP和居民收入增速，這為(wei) 我國下一步減稅提供了物質基礎和政策空間。

　　政府可以運用財政稅收政策提供公共服務來服務民生，通過貫徹產(chan) 業(ye) 政策導向來促進經濟結構的調整，更可以利用轉移支付來縮小貧富差距，構造和諧社會(hui) 。目前，作為(wei) 貨幣政策的有力補充，我們(men) 可以通過財政稅收政策來實現宏觀調控的政策目的，並使之成為(wei) 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政策推手。在目前“保民生，促和諧，調結構”的宏觀任務大前提下，財政稅收政策可以做到“有所為(wei) ，有所不為(wei) ”，作有進有退的調整。

　　具體(ti) 說來，首先，刺激內(nei) 需離不開居民收入的增加。對居民可支配收入影響最直接的因素莫過於(yu) 所得稅稅率。可以說，今年個(ge) 稅起征點和征收稅率的調整朝著正確的方向有了不錯的開端。國人熱切期望在較高基尼係數的背景下，我國個(ge) 稅的稅率能進一步加大累進程度，進一步提升免征點。在加大對高收入者稅收征收的同時，逐步降低中等和低收入群體(ti) 的稅收負擔。鑒於(yu) 中低收入群體(ti) 的邊際消費傾(qing) 向遠遠高於(yu) 高收入群體(ti) ，加大我國目前個(ge) 人所得稅的稅負累進程度有助於(yu) 藏富於(yu) 民，並刺激國內(nei) 消費的增長。其次，不妨考慮降低以增值稅為(wei) 代表的流轉稅率，以更有效地緩解我國的通脹壓力。同時，降低進口商品的消費稅率和奢侈品的關(guan) 稅，盡力將部分富人的境外消費留在國內(nei) 。而對國家支持鼓勵的行業(ye) 和企業(ye) ，則可以考慮進一步降低企業(ye) 所得稅率或者提供退稅補貼。

　　上述說的是稅收政策的“退”，而在調控資產(chan) 泡沫的領域，則期待稅收政策的“進”。盡管我國在去年4月推出了被網民們(men) 稱作“史上最嚴(yan) ”的房地產(chan) 調控政策，但樓市卻一直陷於(yu) 僵持局麵之中，迄今並未看看到房地產(chan) 價(jia) 格有實質性的下降。顯然，僅(jin) 靠行政手段壓製需求並不能根本上解決(jue) 問題，而稅收政策在地產(chan) 調控中發揮的作用似已遠遠超出了行政手段的效果。這麽(me) 看來，不管是以擠出存量房控製租金為(wei) 目的空置稅和物業(ye) 稅，還是以累進為(wei) 目的的遺產(chan) 稅，抑或是壓製投機需求的房地產(chan) 資本利得稅，都能起到積極有效的作用。顯然，財稅政策不僅(jin) 僅(jin) 在增進國民收入，調節貧富差距上有效，在資產(chan) 泡沫的管理上，也大有可為(w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