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美國新聞記者埃德加·斯諾最後一次離開中國，在撰寫(xie) 《漫長的革命》未竟後於(yu) 次年年初逝世。在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建黨(dang) 90周年之際，“漫長的革命”一題既是向斯諾致敬，也是探討同一主題所必需。我們(men) 無須從(cong) 陳勝吳廣、太平天國一直梳理到孫中山的“平均地權”，因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自成立之日起領導的中國革命，從(cong) “農(nong) 村包圍城市”到解放後土地改革和改革開放的大包幹，本身已是圍繞土地問題的一場漫長的革命。

　　土地問題從(cong) 始至終是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而不是一個(ge) 戰術問題。與(yu) 陳勝吳廣起義(yi) 以來“均貧富”的邏輯本質不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領導的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是手段，“翻身農(nong) 民鬧革命”是目標。“翻身”一詞，表明革命主體(ti) 是原先的被壓迫被剝削者。然而“翻身”並不是目標，真正的目標是“鬧革命”，遠不止經濟權利意義(yi) 上的革命，而是包括政治、文化、社會(hui) 一切權利意義(yi) 上的革命。那種把土地革命及土改運動曲解為(wei) 利誘農(nong) 民打仗的觀點，就把中國革命庸俗化、粗俗化了。

　　然而，在很多人的無意識中，存在著類似的傾(qing) 向，就是把中國土地問題從(cong) 一個(ge) 戰略問題降為(wei) 戰術問題，以一係列戰術動作取代戰略思考。在這種傾(qing) 向的影響下，大包幹責任製被理解為(wei) 單純的農(nong) 民致富問題，卻不理解小崗村的實踐開啟了中國億(yi) 萬(wan) 農(nong) 民從(cong) 土地束縛中解放出來的偉(wei) 大曆程；采取這種戰術式的思維方式，就無法理解“三農(nong) ”問題遠不止農(nong) 業(ye) 增產(chan) 、農(nong) 民增收、農(nong) 村增新房，事實上是中國工業(ye) 化、城市化的唯一真正破題之策，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中國必由之路；這種思維方式，也許初衷是“保護農(nong) 民”，然而在保護農(nong) 民“三畝(mu) 地一頭牛”現實權利的同時，卻可能拒絕探索農(nong) 民全麵、自由發展的潛在可能性。從(cong) 這種思維模式看，農(nong) 村集體(ti) 用地流轉、農(nong) 村集體(ti) 建設用地財產(chan) 化，短期內(nei) 或者說“任期內(nei) ”風險太大了，因此就把《中共中央關(guan) 於(yu) 推進農(nong) 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的決(jue) 議》以及《物權法》在農(nong) 村的改革實驗、司法實踐，由戰略任務變為(wei) “戰術不可行”。這種思維模式認為(wei) ，農(nong) 村的大拆大建問題，不是要從(cong) 經濟、政治、法律體(ti) 製上破題，而是把要推土機貼上封條，把拆遷隊“上級”由政府改為(wei) 法庭。這種方式也許可以防止農(nong) 村、農(nong) 民當下的利益受損，但這種“好爸爸”管製模式，可能損害農(nong) 民農(nong) 村長遠發展，事實上維係了不可持續的二元化社會(hui) 格局。

　　今年也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把中國土地問題這一“漫長的革命”戰術化，自然會(hui) 把孫中山“平均地權”的思想戰術化。孫中山先生“平均地權”思想明確包括了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價(jia) 稅法等內(nei) 容，既不是主張土地國有，更非“耕者有其田”，而是主張漲價(jia) 歸公，“共未來的產(chan) ”。與(yu) 毛澤東(dong) 自幼感受農(nong) 村民生凋弊之痛不一樣，生於(yu) 城市、長於(yu) 海外、遊曆各國的孫中山，從(cong) 邏輯上先注意到資本主義(yi) 的城市土地問題，然後才考察“耕者有其田”的農(nong) 村土地問題。從(cong) 戰略上看問題還是在戰術上小打小鬧，決(jue) 定了中國現代史的走向。站在孫中山左邊的共產(chan) 黨(dang) 人，將孫中山的土地革命民主主義(yi) 思想，同社會(hui) 主義(yi) 革命、共產(chan) 主義(yi) 思想結合起來，最終廢除了兩(liang) 千多年來的封建土地關(guan) 係，引導全體(ti) 農(nong) 民步入了社會(hui) 主義(yi) 康莊大道；立在孫中山右側(ce) 的國民黨(dang) 人，隻講戰術，在大陸經營20多年土地改革，成效甚微，退居台灣才傾(qing) 其全力，以戰略思想實行“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扶植自耕農(nong) 、都市土地改革，解放農(nong) 村勞動力和土地資本，促進了台灣經濟騰飛，成為(wei) 東(dong) 南亞(ya) 土改運動的楷模。

　　徐紹史部長在今年全國土地日致辭中明確表示，在城市化、工業(ye) 化快速發展過程中，我國城鄉(xiang) 人地格局和社會(hui) 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地方政府、企業(ye) 、集體(ti) 、個(ge) 人等多元利益主體(ti) 之間的土地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利益關(guan) 係日趨複雜，土地利益調整引發的社會(hui) 矛盾和問題凸顯。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高度關(guan) 注土地資產(chan) 和資本化背景下的經濟社會(hui) 問題，不斷增強土地管理的權益保護意識、民生保障意識和風險防範意識。從(cong) 長遠看，要通過健全土地產(chan) 權製度，統一交易規則，建立城鄉(xiang) 統一的土地市場，實現城鄉(xiang) 土地權利主體(ti) 平等。這是極具戰略高度的理論闡述，值得那些堅持農(nong) 村土地“不得流轉、不得抵押、不得轉讓”的“三不”戰術大師們(men) 認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