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jia) 過快上漲害處不小，既侵蝕了居民財富，也給中低收入者生活帶來衝(chong) 擊，因此，穩定物價(jia) 總水平無疑是當前首要任務。不過，從(cong) 另一方麵來看，物價(jia) 的適度上漲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yu) 促進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

　　因此，對於(yu) 物價(jia) 上漲的危與(yu) 機，我們(men) 應客觀看待。既要把物價(jia) 漲幅降下來，保持物價(jia) 總水平基本穩定，避免價(jia) 格過快上漲傷(shang) 害群眾(zhong) ，又要避免阻礙價(jia) 格機製發揮作用。

　　今年以來，CPI節節上漲，穩定物價(jia) 總水平已成為(wei) 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

　　物價(jia) 過快上漲害處不小，既侵蝕了居民財富，也給中低收入人群的正常生活帶來不少影響。因此，穩定物價(jia) 總水平，努力把物價(jia) 漲幅降下來無疑是十分必要的。

　　但是，不少經濟學家卻也提出，在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市場必然釋放一部分價(jia) 格上漲的因素。同時，價(jia) 格機製的完善和物價(jia) 的適度上漲又將反過來促進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

　　因此，對於(yu) 物價(jia) 上漲，應客觀全麵地看待，既要避免價(jia) 格過快上漲傷(shang) 害群眾(zhong) ，又要避免阻礙價(jia) 格機製發揮作用。

　　不能忽視物價(jia) 上漲對中低收入者的衝(chong) 擊，既要加大補貼力度，更要努力幫助他們(men) 增收

　　物價(jia) 上漲，特別是食品價(jia) 格過快上漲，對中低收入群眾(zhong) 帶來了不小的影響。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義(yi) 平認為(wei) ，物價(jia) 上漲，在中低收入人群中會(hui) 形成一種“蛛網效應”——越是中低收入人群，麵對物價(jia) 上漲，越是會(hui) 節省衣著、旅遊休閑等方麵的支出，食品方麵支出的比重則會(hui) 進一步增大，食品價(jia) 格的快速上漲對他們(men) 的衝(chong) 擊會(hui) 非常明顯。因此，對中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狀況，政府要格外重視。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認為(wei) ，這急需政府完善社會(hui) 救助機製，增加對大學生和低收入人群的補貼力度。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認為(wei) ，近年我國城鎮居民收入呈現增長乏力的態勢。政府除了加大對困難群體(ti) 的補貼之外，提高工薪階層的收入也十分必要。他認為(wei) ，在推動居民收入增長方麵，政府可以有所作為(wei) 。比如，進一步落實《勞動法》、完善工資形成機製、加大國有企業(ye) 紅利上繳比例、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等等。此外，政府還應破除部分行業(ye) 的壟斷，縮小行業(ye) 收入差距。

　　目前，我國27個(ge) 省份已經啟動了救助標準與(yu) 物價(jia) 聯動機製。按規定，短期物價(jia) 上漲，將對困難群眾(zhong) 發放臨(lin) 時價(jia) 格補貼，持續物價(jia) 上漲，將提高社會(hui) 救助和保障標準。補貼標準要保證不低於(yu) 物價(jia) 上漲對低收入群體(ti) 生活的實際影響。

　　專(zhuan) 家指出，在加大對困難群體(ti) 的救助、促進居民收入較快增長的前提下，物價(jia) 上漲對居民正常生活的衝(chong) 擊會(hui) 有所減小。而物價(jia) 上漲因素的合理釋放，恰恰將有助於(yu) 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根本性轉變。隻要能有效減少通脹對中低收入人群的衝(chong) 擊，適度的物價(jia) 上漲可以成為(wei) 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契機。

　　經濟結構中存在的許多矛盾，都是因為(wei) 人為(wei) 扭曲或者壓低價(jia) 格所致，適度容忍物價(jia) 的上漲有助於(yu) 經濟結構調整

　　劉元春認為(wei) ，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價(jia) 格釋放是很重要的一個(ge) 手段。原先很多隱形的成本，比如土地、能源資源等生產(chan) 要素的成本以及環境成本並沒有納入商品和服務的成本當中。隨著市場機製的完善，這些成本逐漸顯現，自然會(hui) 推高物價(jia) 總水平。

　　他還表示，由於(yu) 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和劉易斯拐點的來臨(lin) ，城市勞動力從(cong) 無限供給轉為(wei) 短缺，其工資水平必然上漲，這也導致了物價(jia) 總水平會(hui) 出現上升。

　　“即便是拋開貨幣政策因素，由於(yu) 經濟結構的調整，我國物價(jia) 水平其實也會(hui) 出現溫和上漲。”劉元春說。

　　專(zhuan) 家分析還指出，經濟結構調整中很重要的一點是產(chan) 業(ye) 結構調整，就是從(cong) 第二產(chan) 業(ye) 為(wei) 主轉變到第三產(chan) 業(ye) 為(wei) 主。由於(yu) 第二產(chan) 業(ye) 基本上是可貿易部門，產(chan) 品可以通過國際貿易從(cong) 生產(chan) 效率最高、價(jia) 格最低的地方獲得；而第三產(chan) 業(ye) 基本上屬於(yu) 不可貿易部門，難以通過國際貿易取得相應服務。因此，大力發展第三產(chan) 業(ye) 在一定程度上會(hui) 導致總體(ti) 生產(chan) 效率降低，也可能使價(jia) 格出現一定幅度的上漲。

　　李義(yi) 平指出，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麵，雖然政府不斷加大淘汰落後產(chan) 能的力度，增加對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的財政補貼力度，並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真正推動結構調整的，還是市場機製。而價(jia) 格是市場機製中最基本的信號和調節機製。經濟結構中存在的許多矛盾，都是因為(wei) 人為(wei) 扭曲或者壓低價(jia) 格所導致的，因此，適度容忍物價(jia) 的上漲，將有助於(yu) 經濟結構的調整。

　　劉元春認為(wei) ，近年來，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上漲和低端勞動力工資快速上漲，以及大宗商品價(jia) 格的上漲，實際上已經對經濟結構調整產(chan) 生了較積極的推動作用。

　　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和勞動力成本上升，有助於(yu) 補齊農(nong) 業(ye) 短板、拉動內(nei) 需

　　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農(nong) 產(chan) 品與(yu) 食品價(jia) 格上漲過快，近年來一直是物價(jia) 上漲的主要推手。數據還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農(nong) 民人均現金收入中，外出打工的工資性收入同比增幅達到了20.1%。

　　劉元春認為(wei) ，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和低端勞動力工資上漲，對經濟結構調整的促進作用較大。首先，這可以化解城鄉(xiang) 二元經濟結構，加快推進城鎮化。其次，有助於(yu) 產(chan) 業(ye) 升級和產(chan) 業(ye) 梯度轉移。最後，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上漲還有助於(yu) 夯實農(nong) 業(ye) 基礎。

　　李義(yi) 平指出，今年我國物價(jia) 上漲的結構性特征比較明顯，這說明物價(jia) 上漲還不僅(jin) 是一個(ge) 金融學問題，一定程度上是產(chan) 品供給結構上出了問題。長期以來，各地高度重視經濟增速，工業(ye) 項目大幹快上，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農(nong) 業(ye) ，農(nong) 村土地、勞動力、資金等要素流失非常嚴(yan) 重，農(nong) 業(ye) 成為(wei) 經濟發展的突出“短板”。

　　“應該說，價(jia) 格上漲帶來的這種調整是積極的。這也提醒政府，今後要持之以恒地重視農(nong) 業(ye) 發展，把更多的生產(chan) 要素配置給農(nong) 村。”李義(yi) 平說。農(nong) 產(chan) 品的種植（養(yang) 殖）規模取決(jue) 於(yu) 上一期的價(jia) 格，而當期一旦種植之後規模無法調整。在農(nong) 田水利建設不完善、農(nong) 業(ye) 規模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受天氣因素影響，產(chan) 量會(hui) 有較大的波動，這給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的周期波動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農(nong) 民很難科學地確定合適的種植規模。

　　因此，隻有重視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把水利建設搞好了，才能減少不確定性，也才能保證農(nong) 產(chan) 品正常供給。可以說，農(nong) 產(chan) 品價(jia) 格的上漲，有助於(yu) 農(nong) 業(ye) 投入的和農(nong) 產(chan) 品供給的增長，有助於(yu) 推動一、二、三次產(chan) 業(ye) 之間的平衡。

　　劉元春還指出，低端勞動力的收入快速增長，為(wei) 增加居民消費奠定了基礎。從(cong) 長遠來看，這對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拉動國內(nei) 消費市場、促進貿易平衡都有積極意義(yi) 。

　　資源能源價(jia) 格上漲有助於(yu) 遏製高汙染高能耗企業(ye) ，我國貿易結構已出現明顯改善

　　今年上半年石油、鐵礦石等大宗商品價(jia) 格大幅上升。鄭新立認為(wei) ，能源、資源價(jia) 格上漲過快，主要是輸入性通脹所致，這是我們(men) 不願意看到的事情。但在勞動力價(jia) 格上漲以及人民幣升值的共同作用下，對經濟結構調整也起到了一定促進作用。

　　鄭新立認為(wei) ，這些價(jia) 格的上漲一定程度遏製了高汙染高能耗企業(ye) 的出口，促進我國外貿的平衡，使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由出口導向和投資拉動型逐步向內(nei) 需拉動型轉變。而原材料價(jia) 格和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必然會(hui) 迫使企業(ye) 轉型升級，轉向產(chan) 業(ye) 鏈上更高端的環節，並通過不斷提高生產(chan) 效率來消化成本上升的衝(chong) 擊。

　　國家發改委報告指出，我國一些勞動密集型出口企業(ye) 已出現了將產(chan) 業(ye) 向國外轉移的動向。有的出口企業(ye) 開始將生產(chan) 環節向越南、印尼等東(dong) 南亞(ya) 國家轉移，而將總部和研發部門留在國內(nei) 。海關(guan) 總署的統計也表明，我國進出口產(chan) 品的結構上也出現了明顯改善，一般貿易進出口形勢明顯好於(yu) 加工貿易。

　　鄭新立還指出，國際大宗商品價(jia) 格的飆升，也提醒我國必須建立防止其價(jia) 格暴漲的“防火牆”。在這方麵我們(men) 要做好兩(liang) 件事：一是要利用好巨額外匯儲(chu) 備鼓勵企業(ye) “走出去”，在海外一些能源資源企業(ye) 參股、控股；另一方麵，也要立足於(yu) 用好本國資源，在煤炭液化、氣化技術已成熟的基礎上，加大國內(nei) 煤炭清潔利用力度。

　　“當然，應對國際大宗商品價(jia) 格上漲，最根本的途徑還是要通過自主創新，使我國的產(chan) 業(ye) 由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逐步向知識密集型轉變。”鄭新立說。

　　劉元春認為(wei) ，今後我國還要在合適的時機，加快能源資源價(jia) 格的市場化改革。隻有能源、資源價(jia) 格得到更真實的反映，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步伐才會(hui) 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