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物價(jia) 總水平的基本穩定是今年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圍繞這一任務，國家已實施了一係列調控政策，尤以貨幣政策的成效最為(wei) 顯著。在各項調控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某些通脹成因已被有效控製，物價(jia) 運行出現了一些有利信號，防控通脹的基礎也在不斷增強。同時，我們(men) 也要看到，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一些風險正在顯現，PMI連續數月下行，經濟增速有所放緩，金融市場也釋放出一些不利信號。麵對這一複雜背景，如何提高盯住CPI治理通脹的科學性，怎樣避免片麵依賴單一政策，值得我們(men) 重新審視和認真思考。

　　CPI不能完全反映通脹水平

　　通脹的本質是指居民生活成本的增加。在我國，衡量通脹水平最重要的指標是CPI，這一指標測度和衡量的科學性對於(yu) 通脹治理意義(yi) 重大。如果CPI指標存在一定誤導性，即高估或者低估實際通脹水平，將幹擾宏觀經濟調控的正確方向，扭曲經濟發展的正常路徑。

　　一是CPI作為(wei) 生活指數指標不能完全反映通脹水平。在實際測度中，往往以CPI作為(wei) 生活指數（CLI）的估計，但這會(hui) 存在一定偏差。1996年，美國博斯金報告指出，由於(yu) 替代性偏差、質量變化偏差、新產(chan) 品偏差和零售方式替代偏差的存在，1996年CPI對美國的通貨膨脹高估1.1個(ge) 百分點，1996年之前CPI對美國的通貨膨脹高估1.3個(ge) 百分點。

　　二是用CPI衡量居民生活成本的變化有高估可能。原因主要有四方麵：第一，不同消費品之間具有替代性，當某種商品價(jia) 格提高時，消費者會(hui) 減少此種商品的消費，轉向其他替代品，但現行CPI統計未考慮消費者的選擇性消費行為(wei) ；第二，由於(yu) 居民消費支出項目在不斷發生變化，且有些項目比重在不斷提高，但在CPI現行統計中並未體(ti) 現這一變化，即可能把相對價(jia) 格水平的變動混同於(yu) 一般價(jia) 格水平的變動；第三，未考慮近期興(xing) 起的諸如網絡消費、團體(ti) 購物等消費行為(wei) ，對傳(chuan) 統有形消費場所的替代作用；第四，消費者食品支出最為(wei) 頻繁，感受最為(wei) 密切，根據行為(wei) 經濟學中的“損失厭惡心理”來分析判斷，消費者對物價(jia) 上漲的主觀感受可能會(hui) 被強化。

　　治理通脹需政策配合

　　通脹治理需要各類政策的相機抉擇和有效配合，如果某一類政策承載過重則會(hui) 大大限製治理通脹的預期效果。在本輪通脹治理中，貨幣政策效應已充分體(ti) 現並將繼續發揮積極作用。在連續緊縮的作用下，推動通脹上行的貨幣因素已經得到有效控製。但麵對依然存在的通脹壓力，貨幣政策可能會(hui) 承載過重，政策實施的成本不斷提高而邊際效應可能減弱。

　　一是當前貨幣政策作用空間已明顯收窄。今年以來，我國已先後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和三次上調基準利率。經曆連續操作後，當前貨幣政策的空間已明顯收窄。從(cong) 存款準備金率來看，目前大中型金融機構已處高位，銀行流動性壓力明顯加大。從(cong) 利率來看，五年期以上貸款基準利率已創近10年來新高，企業(ye) 資金成本明顯上升，還本付息和持續經營壓力驟增。

　　二是國內(nei) 金融市場的低參與(yu) 度降低了貨幣政策效果發揮。貨幣政策的效果體(ti) 現，需要暢通的傳(chuan) 導渠道和廣泛的影響麵。在美國等發達國家，由於(yu) 金融市場發達、參與(yu) 程度非常高，各類主體(ti) 通過金融市場緊密相連，貨幣政策的微小調整可以通過金融市場快速傳(chuan) 導至各類主體(ti) ，進而促其調整自身行為(wei) 和未來預期。但就我國而言，金融市場尤其是資本市場成熟度不夠、廣度和深度不足、市場化程度尚待改善，由此導致微觀主體(ti) 參與(yu) 程度非常有限。雖然近幾年我國金融市場已實現巨大發展，但與(yu) 貨幣政策效果良好傳(chuan) 導所要求的成熟度和參與(yu) 度相比，仍需進一步提高。至少在當前狀況下，貨幣政策傳(chuan) 導功能仍受到一定製約。

　　三是側(ce) 重總量調節的貨幣政策難以解決(jue) 結構性和區域性矛盾。要破解當前通脹壓力高居不下的難題，應根據不同成因，對症下藥，否則難以實現預期效果。當前來看，通脹上行的結構性矛盾更為(wei) 顯著。這就需要利用結構調整、利益分配和政策引導等結構型調控政策來解決(jue) ，貨幣政策作為(wei) 總量調控政策其效果並不明顯。而且，由於(yu) 貨幣政策總量型的特征，繼續緊縮也有可能會(hui) 加劇通脹壓力。

　　四是貨幣政策越過臨(lin) 界點後通脹治理成本將顯著上升。當前已經處於(yu) 臨(lin) 界點的貨幣政策，如果繼續加碼則對微觀主體(ti) 乃至實體(ti) 經濟的負麵影響將會(hui) 明顯加大。一方麵，可能會(hui) 使得強勢企業(ye) 加速成本轉嫁，極大壓縮弱勢地位企業(ye) 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麵，如果資金成本超過企業(ye) 主營業(ye) 務利潤，則會(hui) 使得企業(ye) 對資金的敏感程度發生嬗變，由資金成本不敏感企業(ye) 變為(wei) 敏感性企業(ye) 。當前來看，這一苗頭正在出現。此外，這也會(hui) 使有限的市場資金向大中型企業(ye) 轉移，同時促使原先借助金融市場融資的部分中型企業(ye) 轉向民間借貸等市場，造成中小企業(ye) 融資環境被進一步擠壓。

　　當前宏觀調控的可行選擇

　　8月9日國務院常務會(hui) 議指出，要提高政策的針對性、靈活性、前瞻性，努力把物價(jia) 漲幅降下來，繼續保持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這是我們(men) 做好下一階段調控工作的指導方針。為(wei) 進一步提高通脹治理效果，當前宏觀調控應以新的思維和視角，審時度勢、適時調整。

　　一是重視金融市場信號，但要避免監管政策調控化傾(qing) 向。金融市場當前出現的諸如資金價(jia) 格大幅波動、債(zhai) 券發行利率不斷提升等不利信號，經過一段期間傳(chuan) 導可能對實體(ti) 經濟造成衝(chong) 擊，相關(guan) 風險不容忽視。為(wei) 了穩定市場情緒和防止金融市場異常波動，當前須謹防監管政策的調控化。監管和調控的最大區別在於(yu) 前者是設定完善的製度框架，規範各類主體(ti) 行為(wei) ，使其按照政策設計自主行事；後者是根據形勢發展變化所需相機抉擇，將偏離既定軌道的態勢重新拉回既定軌道，也即監管注重穩定，調控注重適時。如果監管政策頻繁調整，偏離了其為(wei) 市場主體(ti) 創造良好環境的本意，則會(hui) 使市場主體(ti) 行為(wei) 受到侵擾，金融市場的信號作用減弱，不能發揮其應有的預警功能，甚至可能會(hui) 損害市場運行，加劇市場風險。

　　二是適度提高通脹容忍度，避免過緊政策傷(shang) 及宏觀經濟。在用CPI衡量通脹水平可能出現高估的背景下，政策出台的力度過緊可能會(hui) 誤傷(shang) 宏觀經濟的整體(ti) 健康。曆史考察來看，日本、韓國和我國台灣在經曆劉易斯拐點後，其價(jia) 格水平會(hui) 在數年內(nei) 維持較高水平，但經濟發展仍會(hui) 穩健。因此，我們(men) 需要正視未來價(jia) 格運行中樞或將抬升的一般趨勢，適度提高價(jia) 格水平上升的容忍度。如果價(jia) 格水平總體(ti) 抬升，而相應的社會(hui) 保障和收入再分配措施能夠跟上，則其對居民生活的影響是可以抵消和承受的。

　　三是充分認識當前通脹的複雜性，注重不同政策協同配合。當前的通脹具有非常複雜的國際背景，在貨幣政策作用空間收窄、政策效果弱化的背景下，財政政策應適時從(cong) 幕後走向前台，主動配合貨幣政策共同抑製通貨膨脹。通過積極扶持農(nong) 業(ye) 生產(chan) 、助力產(chan) 業(ye) 結構調整和推動第三產(chan) 業(ye) 發展，穩定農(nong) 產(chan) 品、生產(chan) 資料和服務品價(jia) 格，減輕成本推動型通脹壓力。通過稅收政策調整、擴大補貼範圍和提高轉移支付等，還利於(yu) 企，還利於(yu) 民，提高全社會(hui) 通脹容忍度。通過財政扶持，積極推動外貿平衡，弱化人民幣的被動投放效應，消除其對貨幣政策效果的不利影響。

　　四是避免突發事件影響被放大，政策需預留一定空間。今年以來，我國宏觀經濟經曆了諸如日本地震、歐債(zhai) 危機和新近美債(zhai) 上限提高及評級下調等一係列突發事件。這些衝(chong) 擊既加劇了經濟運行的波動，也造成了政策調控的難度。特別是在當前穩增長與(yu) 防通脹關(guan) 係更加微妙的關(guan) 鍵時期，突發事件衝(chong) 擊可能是造成二者“天平”失衡的最大不確定性，更要力爭(zheng)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因此，為(wei) 應對突發事件的不利衝(chong) 擊和可能產(chan) 生的放大效應，相關(guan) 調控政策應保留一定彈性，以便能相機抉擇和靈活應對，及時熨平短期經濟波動，維護經濟正常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