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取得了舉(ju) 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創造了持續高速增長的經濟奇跡，但同時也積累了日益突出的結構性矛盾。2008年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以來，隨著全球經濟“再平衡”和結構調整，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變得日益不可持續。中央指出，轉變發展方式刻不容緩。調整經濟結構，解決(jue) 和消除經濟發展中的內(nei) 外部失衡，是轉變發展方式的關(guan) 鍵。在世界格局大變革、大調整的今天，中國要以立足世界的眼光和智慧，審時度勢，積極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對外經濟戰略，在更高水平上參與(yu) 國際經濟競爭(zheng) ，加快中國崛起步伐。

　　中國經濟外部失衡與(yu) “美元陷阱”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men) 采取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采取的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通過對外擴大開放，發揮比較優(you) 勢，以廉價(jia) 勞動力參加全球生產(chan) 分工，並以加工貿易為(wei) 主帶動出口和經濟增長。政府製定各種優(you) 惠政策鼓勵出口，使出口成為(wei) 拉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這樣的發展路徑導致中國經濟增長主要依賴投資和出口拉動，造成中國經濟長期存在結構性失衡：內(nei) 部是投資與(yu) 消費失衡，投資率過高，消費率持續下降。外部是內(nei) 需與(yu) 外需失衡，主要表現為(wei) 我國長期保持對外貿易順差，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上升，2006、2007年分別達到19.3%和19.7%。2008年後，歐美主要經濟體(ti) 衰退，外需銳減，我國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下滑，但中國出口仍然保持了較高的順差。

　　中國經濟的外部失衡，突出表現為(wei) 中國經濟對外需的過度依賴。1978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僅(jin) 為(wei) 9.7％，1994年達到一個(ge) 階段性高點42.8％，到2006年該比重更達到65.2％的曆史高位。全球金融危機後受外需減少影響，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2010年仍然在50％以上。同時，這一比重的下降並不是我們(men) 主動調整的結果，而是西方國家經濟放緩的外部強製力量所造成的被動下降。

　　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的另一個(ge) 突出表現是國際收支的不平衡，特別是經常項目收支的不平衡。中國經常收支順差對GDP之比高達10％左右。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機的2008年，該比例仍然達到9.8％，遠高於(yu) 同為(wei) 出口大國的德國的6.4％和日本的3.2％。中國占全球經常項目順差的比重達到23.4％，高於(yu) 德國的12.9％和日本的8.6％，並超過德國和日本之和。從(cong) 絕對規模看，2008年中國經常收支順差達到4261億(yi) 美元，相當於(yu) 美國逆差的60％。從(cong) 曆史比較看，20世紀80年代日本作為(wei) 全球最大的經常收支順差國，其時日本的經常收支順差對GDP之比約為(wei) 3％－4％左右。中國當前的順差規模已經是日本的2－3倍。從(cong) 這些數據看，中國的經常收支順差規模確實大到了驚人的程度。

　　高速增長的貿易順差導致中國外匯儲(chu) 備急劇增長，並出現加速增長的勢頭。2000年我國外匯儲(chu) 備僅(jin) 1656億(yi) ，2006年首次突破1萬(wan) 億(yi) 達到10663億(yi) ，2008年接近2萬(wan) 億(yi) ，2010年末達到28473億(yi) 美元，到2011年3月已突破3萬(wan) 億(yi) 美元。在當前全球經濟麵臨(lin) 再調整、特別是美元出現長期貶值趨勢的情況下，中國龐大且不斷增長的外匯儲(chu) 備麵臨(lin) 資本損失的風險。中國外匯儲(chu) 備中70％左右為(wei) 美元資產(chan) ，我國是美國國債(zhai) 最大的外國持有者。而美國長期出現高額貿易逆差，美元自2002年以來累計貶值40％。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為(wei) 刺激經濟複蘇，美國推行兩(liang) 輪量化寬鬆貨幣政策，財政狀況加劇惡化。美國政府負債(zhai) 總額已經突破14萬(wan) 億(yi) 美元，占GDP的比重已經超過90%，且仍保持快速攀升態勢。長遠看，美元貶值是不可避免的趨勢。美國通過貨幣貶值，可以輕鬆擺脫負債(zhai) ，而我們(men) 通過辛苦勞動和資源環境代價(jia) 所積累的儲(chu) 備財富卻在不知不覺中揮發，我國外匯儲(chu) 備的安全性麵臨(lin) 巨大風險。

　　不僅(jin) 如此，中國保有巨額外匯儲(chu) 備在資源配置和投資收益上也是得不償(chang) 失的。中國一方麵保持龐大的經常項目順差，同時又把積累的外匯儲(chu) 備以購買(mai) 國債(zhai) 的方式返回到美國等發達國家，積累起高額的對外淨資產(chan) ，但收益率很低。另一方麵中國長期以優(you) 惠政策甚至以超國民待遇大量引進外國直接投資。有研究表明，外商在華投資年平均收益率在20%左右，但2002-2009年間中國外儲(chu) 投資的平均名義(yi) 收益率為(wei) 5.72%，如果考慮到美元貶值和通貨膨脹的影響，外匯儲(chu) 備投資的收益率還將進一步大幅縮水。這是中國對外經濟資源配置的扭曲，也是中國福利的重大損失。

　　仔細審視中國麵臨(lin) 的對外金融形勢，實際上我們(men) 在不知不覺中已落入一個(ge) 進退兩(liang) 難的“美元陷阱”。美國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在2009年發表的《中國的美元陷阱》中，描述了中國巨額外匯儲(chu) 備麵臨(lin) 的困境：中國已持有超過2萬(wan) 億(yi) 美元外匯儲(chu) 備，其中70％為(wei) 美元資產(chan) 。如果在外匯儲(chu) 備資產(chan) 中繼續維持或增加美國國債(zhai) ，那麽(me) 會(hui) 麵臨(lin) 美元對一籃子貨幣貶值或美國出現通脹的風險，這無疑是中國所擔心的；但由於(yu) 中國持有的美元太多，如果中國選擇實行外匯儲(chu) 備多元化，拋售美元，必然導致美元迅速貶值，那麽(me) 馬上就將麵臨(lin) 資本損失。

　　法國著名經濟學家雅克·胡耶夫（JacquesRueff）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針對後布雷頓貨幣體(ti) 係的實質，曾經講過一個(ge) 裁縫與(yu) 顧客的故事。裁縫為(wei) 顧客做衣服，賣給顧客後，再把顧客所付的錢借給這個(ge) 顧客。然後顧客再用這筆錢回來向裁縫買(mai) 新衣服，如此循環往複以至無窮。胡耶夫說，如果我是那位顧客，這樣的好事我為(wei) 什麽(me) 不幹呢？多少年來，中國與(yu) 美國就反複重複著這樣的故事：我們(men) 為(wei) 美國生產(chan) ，美國支付美元，我們(men) 拿美元來購買(mai) 美國國債(zhai) 或其它美元資產(chan) ，美國再用我們(men) 借給的錢繼續購買(mai) 我們(men) 的產(chan) 品。如果沒有意外發生，或者中國不去刻意改變這樣的發展模式，我們(men) 對美國的債(zhai) 權將無休止地擴大，也就是美國將無限期地無償(chang) 占有中國人民的勞動和物質財富。

　　快速增長的外匯儲(chu) 備還增加了中國貨幣政策調控的難度。在巨額外貿順差積累的情況下，人民幣承受升值的壓力。但為(wei) 保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央行不得不頻繁幹預外匯市場，購進美元而投放人民幣，導致外匯占款增加，從(cong) 而使人民幣投放增加。這些增發的貨幣流向資產(chan) 市場，導致資產(chan) 價(jia) 格上升，這就是外儲(chu) 增加引起通脹上升的機製。蒙代爾在“不可能三角”理論中已揭示出：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三者不可能同時滿足。因此，要維持盯住美元的匯率製度，央行貨幣政策操作難以保持自己的獨立性。

　　扭轉中國經濟對外失衡，走出“美元陷阱”，終結傳(chuan) 統對外經濟發展模式，避免中國在經濟上長期淪為(wei) 被動和依附的風險，成為(wei) 中國必須認真思考和亟待解決(jue) 的重大問題。

　　主動、適度、有序進行人民幣匯率調整

　　在經濟全球化發展過程中，各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差異以及經濟實力的消長，總會(hui) 導致世界經濟的不平衡。市場機製自發應對經濟失衡的方法，就是調整價(jia) 格。在中國巨額貿易順差和外匯儲(chu) 備持續增長且不斷累積的形勢下，無論是主動調整還是被迫調整，人民幣匯率升值不可避免。糾正中國對外經濟失衡和經濟結構調整，根本的解決(jue) 之道仍然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

　　國際貿易不平衡在根本上是要素價(jia) 格、資源稟賦、產(chan) 業(ye) 分工、儲(chu) 蓄/投資結構的綜合和內(nei) 在反映。但這並不意味著匯率對貿易失衡的調節不起作用。盡管匯率與(yu) 貿易差額之間的關(guan) 係並非簡單的線性關(guan) 係，但匯率的浮動將直接調節國際貿易商品的比價(jia) ，並反過來影響國內(nei) 生產(chan) 和投資結構的轉變以及產(chan) 業(ye) 結構的優(you) 化調整。因此，匯率調節通過國內(nei) 相關(guan) 變量的調整，有助於(yu) 經濟內(nei) 外平衡的實現。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不少人擔心人民幣升值會(hui) 打擊中國的出口，造成中國出口企業(ye) 大麵積停產(chan) 以及失業(ye) 增加。這種擔心至今似乎仍然是決(jue) 策層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最大的顧慮。

　　在中國經濟對外失衡的形勢下，我們(men) 實際上麵臨(lin) 著兩(liang) 種風險的權衡：一是繼續維持較低的匯率，依靠價(jia) 格優(you) 勢對中國低效的出口部門持續進行保護，那麽(me) 我們(men) 就永遠不能擺脫對出口的依賴，擴大內(nei) 需和轉變發展方式就根本無從(cong) 實現；更嚴(yan) 重的是，我們(men) 還會(hui) 繼續被綁在美國經濟的戰車上，永遠走不出“美元陷阱”，隻能繼續以資源、環境甚至血汗為(wei) 代價(jia) 去累積大量美國和西方的債(zhai) 權，並將長期麵臨(lin) 美元貶值而導致重大財富損失的風險；一是允許人民幣升值，這或許會(hui) 削弱中國經濟的競爭(zheng) 優(you) 勢，並可能使中國經濟增長減速或增加經濟波動的風險，導致延緩或中斷中國經濟發展進程。我認為(wei) 前一種風險的威脅更大。而後者的風險更多地是一種理論推測和靜態的分析，而忽略了經濟的動態調整與(yu) 相互作用，缺乏實證依據。換句話說，人民幣升值的風險可能被誇大了。

　　從(cong) 曆史經驗看，對人民幣升值的過分擔心實際上是多餘(yu) 的。其一，從(cong) 2005年到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20％，但中國出口增速年均達到23％，是中國出口增速最快的一段時期。期間出口部門從(cong) 簡單加工不斷轉向深加工，出口附加值有所提高，產(chan) 業(ye) 鏈條也有所拉長，這說明出口部門對匯率升值的承受能力和應變能力在增強。其二，在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為(wei) 減少對出口部門的衝(chong) 擊，中國采取了包括提高出口退稅率等鼓勵出口的係列措施，以減少企業(ye) 出口成本。但出口企業(ye) 因此而降低的成本很快轉化為(wei) 出口價(jia) 格的普遍降低，中國企業(ye) 本身並未提高出口利潤。在全球經濟低迷的時候，這好比中國給世界送了一份大禮。但即使這樣，2008出口增速依然明顯下降，2009中國更經曆了出口負增長。這說明在影響中國出口的眾(zhong) 多因素中，外部需求的影響最為(wei) 顯著。中國的出口數量，主要決(jue) 定於(yu) 海外的剛性需求，而不是中國企業(ye) 的供給因素。

　　對於(yu) 海外消費者來說，絕大多數“中國製造”並沒有替代品，出口價(jia) 格取決(jue) 於(yu) 國內(nei) 的生產(chan) 成本而不是國外的支付能力。由於(yu) 勞動力價(jia) 格相差懸殊，“中國製造”的成本遠比西方國家低，甚至歐美等國家幾乎很難找到從(cong) 事傳(chuan) 統加工業(ye) 、製造業(ye) 的勞動力。人民幣升值引起的成本上升，最終能夠向買(mai) 家轉嫁。另外，從(cong) 中國的出口結構看，加工貿易占比50%左右，貨幣升值在提高出口價(jia) 格的同時，也降低了進口原材料的成本，所以這一部分貿易對匯率升值的敏感度較低。

　　值得指出的是，經過30年來對外開放的錘煉，中國出口企業(ye) 不僅(jin) 擁有明顯的價(jia) 格競爭(zheng) 力，也積累了技術、管理經驗以及應對國際市場風險的能力。如果人民幣大幅度升值，可能會(hui) 有部分產(chan) 業(ye) 轉移到其它發展中國家，但無論從(cong) 勞動生產(chan) 率水平、生產(chan) 組織、基礎設施成熟度、市場化水平等因素，還沒有哪些國家能夠取代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作為(wei) 具有市場優(you) 勢的製造業(ye) 大國，適當提高出口價(jia) 格對中國有利，人民幣升值不會(hui) 削弱中國出口部門的競爭(zheng) 力並造成顯著衝(chong) 擊。

　　有人以20世紀80年代日元對美元大幅升值，導致日本泡沫破裂及長期經濟停滯，作為(wei) 匯率升值有害論的依據。這是隻看現象不見本質。實際上1985年德、法、英國和日本一樣都簽署了廣場協議，都經曆了大幅、快速升值。1985到1987年日元對美元匯率最大升值99.78％，同期德國馬克升值了101.27%，法郎最大升值了100.55%，英鎊升值了66.98%。德法英三國並未出現泡沫經濟，可見日本出現泡沫經濟並不具有共性。也很難解釋，在廣場協議前後的1970和1980年代，在經曆了兩(liang) 次日元大幅升值後，仍能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日本出現泡沫經濟主要還是其它經濟政策造成的。主要是日本政府對日元升值的影響過於(yu) 悲觀，認為(wei) 升值將大大打擊日本的出口，並對國內(nei) 經濟產(chan) 生緊縮效應，因此日本在日元大幅升值後，仍然采取了持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特別是超低利率政策，金融機構貸款大量增加，大量過剩資金流入股市和房地產(chan) 市場，釀成了泡沫經濟。

　　在中國經濟發展新的階段和當前國際經濟調整的新形勢下，人民幣主動、適度、有序地升值，有助於(yu) 改善中國的對外貿易結構，擴大進口，穩定出口，從(cong) 而緩解貿易順差和外匯儲(chu) 備快速增加的局麵。人民幣升值有助於(yu) 我國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內(nei) 部需求和消費需求，減少對出口的依賴，使消費成為(wei) 經濟增長的主要拉動力量。人民幣升值使我國等量的出口商品實現更多價(jia) 值，從(cong) 而有助於(yu) 增加國民財富，提升國民福利水平。人民幣升值後，我國等量出口將能夠實現更多價(jia) 值。長期以來，中國通過較低的匯率和勞動力、資源、環境成本價(jia) 格，壓低出口商品價(jia) 格，等於(yu) 每年為(wei) 世界提供了數千億(yi) 美元的補貼，這實際是國民福利的巨大流失。人民幣升值後一些低水平、低附加值以及高資源消耗的企業(ye) 會(hui) 被淘汰，從(cong) 而促使企業(ye) 加大自主創新，實現技術升級，改變我國在全球分工中長期處於(yu) 價(jia) 值鏈低端的地位，實現由低價(jia) 取勝向依靠質量、技術取勝轉變，提升“中國製造”的附加值、品牌、和持久競爭(zheng) 力。

　　我國有廣闊的國內(nei) 市場，工業(ye) 化、城鎮化處於(yu) 快速發展階段，能夠持續創造巨大的內(nei) 部需求，產(chan) 業(ye) 結構升級有廣闊的空間和潛力。我們(men) 完全有條件充分利用人民幣升值帶來的好處，也有足夠的回旋空間來降低和消化升值帶來的影響。

　　走向新平衡

　　這是一個(ge) 世界格局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最近世界銀行發布題為(wei) 《2011年全球發展地平線--多極化：新全球經濟》的報告，指出隨著中國的新興(xing) 經濟體(ti) 的快速發展，到2025年世界格局將完全改變，美國、歐元區和中國將成為(wei) 世界經濟三大主要“增長支柱”，人民幣將與(yu) 美元、歐元一道成為(wei) 世界主導貨幣。經過30多年持續高速發展，中國經濟已經積累了較強的綜合實力，具備了向更高層次、更高水平跨越的基礎。而完成這一艱巨的跨越，需要有全局的戰略考量和科學的頂層設計。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中國要以立足世界的眼光，以更大的決(jue) 心、魄力和智慧，審時度勢，主動實施對外經濟戰略調整，促進中國全麵崛起。

　　“十二五”規劃提出，適應我國由出口和吸收外資為(wei) 主向進口和出口、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轉變的形勢，要按照互利共贏原則，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推動外貿發展從(cong) 規模擴張向質量效益提高、從(cong) 成本優(you) 勢向綜合競爭(zheng) 優(you) 勢轉變，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這為(wei) 處理中國對外開放、解決(jue) 中國經濟對外失衡、確立新型對外經濟關(guan) 係提出了戰略方向。我們(men) 要進一步推進經濟金融改革，確立新型對外經濟戰略，推動中國經濟走向新的平衡。

　　（一）堅持以互利共贏原則處理對外經濟關(guan) 係。開展對外貿易、引進外資、對外經濟合作等都應堅持互利共贏原則，以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提高經濟效益、促進技術進步、增進國民福利、維護國家利益為(wei) 目的，提高對外開放和經濟活動的效益和水平，一句話，不做虧(kui) 本買(mai) 賣。

　　（二）終結出口導向，促進對外貿易平衡。從(cong) 鼓勵出口的政策，向擴大進口、穩定出口的外貿策略轉變，減少或取消刺激出口的各項優(you) 惠政策，不以追求貿易順差為(wei) 目標，更加注重貿易平衡。優(you) 化出口產(chan) 品結構，擴大機電產(chan) 品和高新技術產(chan) 品出口，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嚴(yan) 格控製“兩(liang) 高一資”產(chan) 品出口；積極推進加工貿易轉型升級，提升出口產(chan) 品的品牌、質量和檔次。積極擴大進口，增加先進技術、核心科技、關(guan) 鍵零部件以及資源、能源、大宗商品、節能環保產(chan) 品進口，適度擴大消費品進口，發揮進口對宏觀經濟平衡和結構調整的重要作用。取消給予外國直接投資的優(you) 惠政策，同時深化國內(nei) 金融市場和投融資體(ti) 係改革，使國內(nei) 儲(chu) 蓄能夠順利轉化為(wei) 投資。

　　（三）加快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主動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實行按照市場供求決(jue) 定均衡匯率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製度，最終目標應該是實現人民幣自由浮動。2010年6月，人民銀行宣布重啟人民幣匯率形成機製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當前我國采取的是參考一籃子貨幣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製度，並通過主動管理控製升值的速度。在市場存在人民幣升值預期的條件下，人民幣單向緩慢升值，將加劇投機資本流入，導致資產(chan) 泡沫。因此，匯率形成機製的改革還需要與(yu) 經濟結構調整、貨幣政策調控及金融市場化改革協調推進。從(cong) 長期看，人民幣要實現自由浮動，由市場供求發現和決(jue) 定“均衡”匯率。在自由浮動匯率下，人民幣匯率可能大幅波動，並帶來較大市場風險和金融風險。但這一步遲早要邁出！在全球化的今天，無論是否情願，我們(men) 都已無可避免地卷入全球化的進程中，這是不以人們(men) 的意誌而轉移的，不可能永久地通過製度屏障與(yu) 國際風險隔絕。因此要積極推進國內(nei) 市場化改革，為(wei) 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創造條件。

　　（四）加快人民幣區域化和國際化進程，讓人民幣在更大範圍內(nei) 發揮更積極作用。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人民幣在未來成為(wei) 國際主導貨幣是必然的趨勢。美國憑借美元在國際貨幣體(ti) 係中的特殊地位，從(cong) 自身的利益出發，不顧各國反對，肆意推行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無節製地擴大政府債(zhai) 務規模，嚴(yan) 重損害了各國特別是我國的經濟利益，國際社會(hui) 要求改革國際貨幣體(ti) 係的呼聲日益強烈。當前，中國經濟穩定快速增長，人民幣幣值穩定，各國對人民幣信心加強。從(cong) 長遠看，人民幣應該也必須在全球範圍內(nei) 發揮更積極作用，並應向成為(wei) 國際儲(chu) 備貨幣的方向努力。

　　在現階段，我國應順應時勢，著力加快人民幣區域化步伐。以我國主要貿易夥(huo) 伴為(wei) 重點，從(cong) 周邊國家和地區開始，逐步將人民幣作為(wei) 我國與(yu) 主要貿易夥(huo) 伴雙邊貿易的結算貨幣。允許境外人民幣貿易融資，推動人民幣出口信貸業(ye) 務發展。結合對外援助，設立人民幣投資基金、人民幣貸款和以人民幣形式的對外援助。擴大人民銀行與(yu) 海外各國央行人民幣互換計劃。同時按照“主動、漸進與(yu) 可控”的原則，逐步開放人民幣資本帳戶，加快人民幣可自由兌(dui) 換進程。

　　（五）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和國際資源。要支持和引導實力雄厚的中國企業(ye) 開展境外投資，拓展國際化經營空間，擴大中國企業(ye) 在全球市場的影響力，並更有效地利用國際資源，提高資本利用水平和對外投資效益。努力培育和打造一批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大型跨國企業(ye) 和跨國金融機構，支持國內(nei) 企業(ye) 收購兼並國外資源類和高技術企業(ye) ，加強與(yu) 國際資源類、高技術企業(ye) 集團的跨國合作，在降低儲(chu) 備資產(chan) 風險的同時，提高我國資源供給的安全性。

　　（六）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ye) 。發展服務業(ye) 是我國產(chan) 業(ye) 結構優(you) 化升級的戰略重點，也是調整中國經濟對外失衡的重要舉(ju) 措。2009年我國服務業(ye) 增加值占GDP比重僅(jin) 為(wei) 42.6％，比世界平均水平低25個(ge) 百分點，甚至比低收入國家水平還低4.9個(ge) 百分點。這也說明我國發展服務業(ye) 潛力巨大。提高服務業(ye) 在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中的比重，可以緩解我國第二產(chan) 業(ye) 產(chan) 能過剩的問題，從(cong) 而減少對外需的依賴。同時，發展服務業(ye) 能夠吸納大量就業(ye) 人口，顯著增強我國應對外部需求波動的能力。發展服務業(ye) 有助於(yu) 擴大居民消費，滿足居民多元化的消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要大力發展商貿服務、休閑旅遊、文化創意等生活性服務業(ye) ，加快現代物流及與(yu) 先進製造業(ye) 配套的生產(chan) 性服務業(ye) 和高技術服務業(ye) 發展，推進服務業(ye) 規模化、品牌化、網絡化經營，不斷提高服務業(ye) 比重和水平。

　　作者單位：中國銀行總行公司金融總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