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yu) ２０１１年５月份ＣＰＩ創３４個(ge) 月新高的５．５％和ＰＰＩ的６．８％漲幅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出口額環比下滑４．４％；ＰＭＩ環比回落０．９個(ge) 百分點，降至９個(ge) 月以來的新低；人民幣信貸大幅回落，同比少增１００５億(yi) 元，廣義(yi) 貨幣（Ｍ２）同比增速仍維持在１６％紅線以下。這似乎進一步印證了存在“滯脹”危險的判斷。對此，筆者認為(wei) ，當前宏觀經濟正在邁入“逆增長，高通脹”時期，應防止陷入“滯脹”思維誤區。

　　一、是“逆增長，高通脹”，還是“滯脹”？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份以來，ＣＰＩ邁上了５％以上的高位運行區間，全社會(hui) 對通貨膨脹的擔憂迅速被放大。與(yu) 之相對應，經濟增長速度卻呈現回落趨勢。為(wei) 描述這種現象，誕生於(yu)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滯脹”概念被直接套用。的確，當前我國通貨膨脹與(yu) 經濟增速所呈現的背離走勢與(yu) 西方國家的“滯脹”有類似之處，例如，寬鬆的貨幣政策、政府過度投資對私人投資的擠出、社會(hui) 福利與(yu) 保障水平提升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和市場活力的損害、能源價(jia) 格的上漲等均在不同程度上成為(wei) “滯脹”的誘導因素。然而，這種相同性分析忽略了一個(ge) 最大的前提條件，即結構轉型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構成了我國上述背離趨勢的基本環境。也就是說，西方國家的“滯脹”建立在其工業(ye) 化、城市化即將完成的基礎之上，經濟增長的動力出現暫時性弱化，沒有我國當前所出現的房地產(chan) 泡沫，沒有出口規模的減弱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沒有糧食價(jia) 格上漲對物價(jia) 指數的猛烈衝(chong) 擊等。與(yu) 之不同，在工業(ye) 化和城鎮化仍將繼續加速推進的過程中，弱化宏觀經濟對投資、特別是房地產(chan) 業(ye) 的泡沫性投資的高速增長的高度依賴和發達國家經濟的長期低迷，迫使我國向內(nei) 需主導型經濟轉變，通過調整群體(ti) 間收入分配格局實現社會(hui) 公平和打造消費主導型經濟，這些當前經濟發展進程的獨有特征，決(jue) 定了我國所存在的是經濟增長動力依舊強烈且長期存在，但諸多結構問題必須加以解決(jue) 的基本形勢，同時，現有體(ti) 製的“投資衝(chong) 動型”內(nei) 生經濟增長機製，必然從(cong) 根本上遏製著“滯”的發生。因此，當前我國經濟正在進入“逆增長，高通脹”時期，而非“滯脹”，即當前伴隨“高通脹”的經濟增速減緩是經濟結構趨向合理過程中傳(chuan) 統模式下高增長速度的“逆”方向理性回歸。

　　不同的判斷，其邏輯結論有著較大差異。由於(yu) “高通脹”的支撐要素——食品價(jia) 格、勞動力成本和國際大宗商品價(jia) 格等，與(yu) 未來經濟增長的動力因素在短期內(nei) 具有相對獨立性，因此，“增長”趨勢在本質上與(yu) “通脹”程度本身之間並不具有強烈的關(guan) 聯性。“逆增長”的邏輯結論是，應以繼續推進結構轉型實現經濟增長速度的理性回歸，進而努力尋求經濟增速適度降低下的社會(hui) 財富生產(chan) 規模與(yu) 高通脹負效應之間的平衡點；而“滯脹”的邏輯結論是，經濟增速的降低正在產(chan) 生較大的負效應，其與(yu) 高通脹負效應相互疊加，必將給社會(hui) 帶來災難性後果。

　　二“逆增長，高通脹”的治理

　　短期內(nei) ，在相背離的“逆增長”和“高通脹”之間，後者對前者的衝(chong) 擊並不會(hui) 很大，支撐要素也有著較大差異，因此，應當分別探索各自的治理措施和機製。

　　高通脹的治理機製探索。首先，關(guan) 於(yu) 食品價(jia) 格。２０１１年５月份食品價(jia) 格同比上漲１１．７％，影響ＣＰＩ上漲３．５個(ge) 百分點，占ＣＰＩ同比漲幅的６３．６％。這是對筆者曾在今年１月提出的通貨膨脹“食品價(jia) 格決(jue) 定論”的驗證和支持。而且，食品價(jia) 格對ＣＰＩ未來趨勢的強力支撐效應將長期存在。該效應的最終治理，將取決(jue) 於(yu) 以科技創新來推動糧食供給的根本性改善，市場監管和貨幣政策的作用相對微弱。其次，關(guan) 於(yu) 勞動力成本。“用工荒”的全國性蔓延，一方麵充分證明了２００８年旨在提升勞動者保障水平的《新勞動合同法》開始實施的預見性和正確性，並以活生生、發展性的實踐素材批判了當時的反對者觀點；另一方麵，深刻反映出新世紀以來勞動力供給的低速增長與(yu) 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反”矛盾。基於(yu) “用工荒”拐點帶來的勞動力成本上升趨勢，至少在“十二五”時期很難得到改觀，也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治理。再次，關(guan) 於(yu) 國際大宗商品價(jia) 格。新興(xing) 工業(ye) 化國家未來經濟高速增長的長期性，必將導致對以能源礦產(chan) 資源為(wei) 代表的國際大宗商品需求高增長的持續性，而各類國際大宗商品的實際控製權主要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實踐表明，在需求和供給的較量中，發達國家更占上風。因此，國際大宗商品價(jia) 格的總體(ti) 上漲趨勢不可避免。而從(cong) 國內(nei) 現狀看，參與(yu) 國際大宗商品價(jia) 格決(jue) 定的機製和手段幾乎是空白，能力嚴(yan) 重不足。因此，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國隻能被動地接受發達國家的強壓性價(jia) 格上漲要求。總之，未來一定時期“高通脹”趨勢難以實現根本性扭轉。

　　關(guan) 於(yu) “逆增長”的治理。經濟增長速度的“逆”方向理性回歸麵臨(lin) 一係列障礙：第一，體(ti) 製機製障礙。現有的ＧＤＰ偏好傾(qing) 向、區域競爭(zheng) 型經濟發展機製和幹部考核體(ti) 製，構成了經濟增長中“投資”偏好的固化，房地產(chan) 投資依賴症究竟能否消除有待觀察。第二，利益障礙。各種利益的相互糾結和衝(chong) 突，使得人們(men) 對經濟高速增長所產(chan) 生的能源資源的巨大消耗、環境的破壞等問題視而不見，過度追求短期收益；金字塔型的階層固化強化了收入分配不公，消費啟動步履維艱。第三，就業(ye) 的“增長率假定”障礙。經常被引用的關(guan) 於(yu) “８％以上的經濟增長率才能維持較為(wei) 充分就業(ye) ”的估計，為(wei) 傳(chuan) 統的經濟高增長速度提供了重要依據。然而，該結論並沒有經過嚴(yan) 格的論證和計算。尤其在現有的人口形勢下，它需要重新測算。第四，創新障礙。尋求新的產(chan) 業(ye) 增長點是結構轉型的重要方麵，其間，產(chan) 業(ye) 創新非常重要，但創新的高風險、長周期，政策的不配套等因素，致使整個(ge) 社會(hui) 的創新動力不足，創新效應沒有得到充分發揮，極大地提高了“逆增長”的阻力。概言之，要實現“逆增長”的順利推進，必須掃除上述障礙。

　　三、“雙刃劍”效應下的貨幣政策結構化突破

　　“逆增長，高通脹”的判斷必然使後者成為(wei) 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而高通脹的主要根源——“成本推動”，在短期內(nei) 難以化解或實現國內(nei) 自身調節。宏觀調控能夠發揮較大效應的領域是，怎樣切實在最大程度上剔除由貨幣供應量寬鬆產(chan) 生的“投機”行為(wei) ，從(cong) 而降低價(jia) 格暴漲暴跌對通脹指數的影響，特別是對具有較高需求價(jia) 格彈性的非糧食類食品價(jia) 格而言。然而，現行的“一刀切”偏緊貨幣政策必然產(chan) 生“雙刃劍”效應，即在抑製高通脹和資產(chan) 價(jia) 格的同時，對實體(ti) 經濟產(chan) 生了衝(chong) 擊，當前中小企業(ye) 出現融資難問題即是如此。反過來，如果實行“一刀切”的偏鬆貨幣政策，盡管可能有助於(yu) 為(wei) 實體(ti) 經濟提供良好的融資環境，但實體(ti) 產(chan) 業(ye) 利潤率相對較低的狀況必將導致資金流向的大規模偏離，從(cong) 而引發更大的通貨膨脹和資產(chan) 價(jia) 格上漲。為(wei) 此，應當以結構化突破作為(wei) 貨幣政策調控高通脹的主攻方向。

　　貨幣政策的結構化突破，一是自身結構的優(you) 化，包括信貸結構優(you) 化、以政策工具創新和靈活運用貫徹貨幣政策對實體(ti) 經濟發展與(yu) 結構調整的支持等。二是調整與(yu) 其他類政策工具的配合，發揮在總體(ti) 偏緊貨幣政策下對實體(ti) 經濟的寬鬆貨幣支持作用，例如，以各類財稅政策實現對實體(ti) 經濟的直接貨幣支持，降低中小企業(ye) 融資成本和金融機構的貸款風險，實際上就是實施了相對寬鬆的貨幣政策。三是加大對投機性貨幣流動的監管和懲戒力度，真正提高投機成本，乃至違法成本。

　　（作者單位：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