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美國再工業(ye) 化回歸以及“中國製造”是否會(hui) 被終結的話題被炒熱，當中國長期以來賴以生存的低價(jia) 優(you) 勢發生重大變化的時候，中國經濟到底該何去何從(cong) ？

　　任何一個(ge) 國家經濟發展的變化不僅(jin) 要體(ti) 現在經濟規模和總量上，更要體(ti) 現在經濟結構變遷上，經濟增長模式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在不停地改變著一個(ge) 經濟體(ti) 的發展脈絡和軌跡。隨著中國要素價(jia) 格體(ti) 係的重估，以往“以資源促發展”、“以市場換技術”、“以利潤換資本”等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的發展方式麵臨(lin) 著深刻的變革。

　　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投資、勞動力投入和出口拉動，沒有形成技術、生產(chan) 率和內(nei) 需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生產(chan) 要素價(jia) 格低估是中國現有經濟增長模式以及經濟內(nei) 外失衡和產(chan) 業(ye) 結構低級化的症結所在。中國以其低勞動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環境成本和較好的產(chan) 業(ye) 配套體(ti) 係克服了資本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使得中國成為(wei) 全球的價(jia) 值窪地。數據顯示，1998年到2008年的10年間，我國工業(ye) 企業(ye) 利潤平均增長30.5%，勞動力報酬年均僅(jin) 增長9.9%，勞動力成本的上升遠遠低於(yu) 資本回報率增長。

　　而另一方麵，中國製造業(ye) 在質量上與(yu) 發達國家仍存在差距。從(cong) 中間投入貢獻係數來看，發達國家1個(ge) 單位價(jia) 值的中間投入大致可以得到1個(ge) 單位或更多的新創造價(jia) 值，而中國隻能得到0.56個(ge) 單位的新創造價(jia) 值。增加值率是度量一個(ge) 經濟體(ti) 投入產(chan) 出效益的另一個(ge) 綜合指標。目前我國製造業(ye) 的增加值率僅(jin) 為(wei) 26.23%，與(yu) 美國、日本及德國相比，分別低22.99、22.12及l1.69個(ge) 百分點。

　　此外，由於(yu) 中國製造業(ye) 仍處於(yu) 世界製造業(ye) 產(chan) 業(ye) 鏈的中下遊，也造成了國際貿易利益分配失衡。我國出口的產(chan) 品大多數是技術含量低、單價(jia) 低、附加值低的“三低”產(chan) 品，卻大量進口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jia) 值和高價(jia) 格的“三高”產(chan) 品。尤其是以加工貿易為(wei) 主的出口，轉移了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對美的貿易，從(cong) 而使得我國具有虛幻的 “貿易順差”現實。低價(jia) 帶來了增長，但並未帶來利益和財富。

　　現在，隨著人口紅利拐點的到來，以及環境、資源等瓶頸的製約，意味著中國生產(chan) 要素價(jia) 格重估的開始，而中國以往經濟產(chan) 業(ye) 格局將發生重大改變。生產(chan) 要素價(jia) 格重估將變企業(ye) “競次”的路徑為(wei) “競優(you) ”的路徑。我國企業(ye) 勞動力成本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向下競爭(zheng) ”已經在不斷惡化我國的經濟環境，對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極為(wei) 不利。而要素價(jia) 格“變貴”將對那些資源浪費型、環境汙染型、勞動力成本低廉型的企業(ye) 形成“擠出效應”或“倒逼效應”，讓那些居於(yu) 產(chan) 業(ye) 鏈低端、沒有技術含量的企業(ye) ，不得不通過增加技術和管理的投入，形成“向上競爭(zheng) ”的機製，靠提高勞動生產(chan) 率來消化成本上升的壓力。

　　這種傳(chuan) 統比較優(you) 勢的更替在上世紀70年代的日本、80年代的我國台灣地區都曾經曆過。根據日本的經驗，劉易斯拐點與(yu) 工資水平上漲後，日本製造業(ye) 的勞動生產(chan) 率得到了普遍提高，上世紀70年代製造業(ye) 的勞動生產(chan) 率平均增速達到了10%。並且，還出現了製造業(ye) 內(nei) 部的結構轉型，低端製造業(ye) 麵臨(lin) 向高端製造業(ye) 的轉型。1970年至2000年的30年內(nei) ，日本紡織業(ye) 增加值所占製造業(ye) 增加值比例由5.5%下降到1.3%。相反，隨著新技術的應用，高端製造業(ye) 得到迅速發展，同期電氣機械業(ye) 增加值所占製造業(ye) 增加值由11%上升到16%，通用設備、電子設備等占比持續提高，出現了勞動力成本上升、機械化電子化加速的格局。

　　不可避免地，生產(chan) 要素價(jia) 格的重估將是對中國經濟結構的一種強製性調整，問題的關(guan) 鍵是中國比較優(you) 勢是不是能夠盡快地實現梯度升級，人口紅利是不是盡快地向人才紅利轉變，要素驅動是不是能夠盡快地向價(jia) 值驅動轉型，畢竟當中國傳(chuan) 統優(you) 勢不再時，中國不能再“畏變”，而要“求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