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是指以重大技術突破和重大發展需求為(wei) 基礎，對經濟社會(hui) 全局和長遠發展具有重大引領帶動作用，知識技術密集、物質資源消耗少、成長潛力大、綜合效益好的產(chan) 業(ye) 。我國已經明確的有七大領域：節能環保、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高端裝備製造、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車。

　　當前，發展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已成為(wei) 各界關(guan) 注的熱門話題。那麽(me) ，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有哪些特點？我國發展的實際狀況如何？還存在哪些問題？麵臨(lin) 的障礙如何突破？――編者

　　尚在萌芽階段：發展速度較快，總體(ti) 占比很小

　　“回顧我國的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發展史就不難發現，它既是黨(dang) 中央、國務院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挑戰的應急之舉(ju) ，更是我國加快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長遠之策。”馮(feng) 飛開門見山。

　　截止到去年底，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產(chan) 值占GDP的比例在4%左右。我國的發展目標是，到2015年，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增加值占國內(nei) 生產(chan) 總值的比重力爭(zheng) 達到8%左右。到2020年力爭(zheng) 達到15%左右。

　　在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領域中，目前進展較快而且已進入規模化的是新能源產(chan) 業(ye) 。到2010年我國累計風電裝機總量已達到4182.7萬(wan) 千瓦，首次超過美國，位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國光伏電池產(chan) 量達到8000兆瓦，約占全球總產(chan) 量一半，居世界首位。

　　馮(feng) 飛指出，新能源雖然數量發展較快，但實際應用的占比很小。到去年年底，非化石能源占全部能源消耗總量的比例是8.3%,但除去水能和核能，風電、太陽能、生物質能等新能源隻占1%左右。雖然我國的光伏電池產(chan) 量全球第一，但90%以上出口到了國外。

　　從(cong) 世界範圍內(nei) 看，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已經曆幾十年的技術積累。比如生物技術，起步於(yu) 上世紀80年代，2000年之後進入成長階段，可能要到2035年前後，才會(hui) 進入到成熟期。

　　總而言之，我國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尚處在萌芽階段。

　　形勢逼人：前有發達國家領跑，後有其他發展中國家追趕

　　馮(feng) 飛指出，自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發達國家和主要的新興(xing) 經濟體(ti) 都在加快布局發展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即國際上所說的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英語為(wei) emergentindustry）。

　　他說，美國在今年最新版的《國家創新戰略》中提出，要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電動汽車、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納米技術等六個(ge) 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歐盟在2009年出台了《2020智慧可持續包容增長戰略》，也明確了類似的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發展規劃。日本在其《2020邁向光輝日本新增長戰略》中，也提出類似的產(chan) 業(ye) 發展重點和技術目標。

　　“與(yu) 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有兩(liang) 大軟肋。”馮(feng) 飛指出，一是核心技術掌握不足。拿規模最大的新能源來說，風電技術正處在消化吸收到自主創新的過渡期，太陽能發電基本上是靠引進技術和設備。二是單個(ge) 企業(ye) 的實力弱小，包括技術和規模都是如此。我國整個(ge) 醫藥產(chan) 業(ye) 的研發投入加起來，還不敵美國的輝瑞公司。

　　據馮(feng) 飛介紹，其他幾個(ge) 新興(xing) 經濟體(ti) ，也在加快推進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其中，巴西把生物燃料、生物柴油作為(wei) 重點，印度提出要發展信息、生物技術、空間技術等，都是雄心勃勃、力度很大。

　　“發展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既是我國應對國際挑戰、搶占技術經濟製高點的需要，更是我國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建設創新型國家的戰略舉(ju) 措。”馮(feng) 飛說，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往哪兒(er) 轉？經濟結構調什麽(me) ？新的經濟增長點是什麽(me) ？“解決(jue) 好這些問題，都離不開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的培育和發展。”

　　馮(feng) 飛指出，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依靠巨大的國內(nei) 市場、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相對寬鬆的出口環境，成為(wei) 名副其實的製造大國。隨著國內(nei) 、國際形勢的變化，這些優(you) 勢今後將逐漸削弱，必須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特別是近年來我國的勞動力、土地等生產(chan) 要素成本上漲，舊的比較優(you) 勢明顯削弱，如果形不成新的比較優(you) 勢，就有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

　　“目前世界正處在新一輪產(chan) 業(ye) 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前夜，機遇稍縱即逝，不進則退，形勢逼人。”馮(feng) 飛指出，現在前有技術領先的發達國家領跑，後有成本更低的發展中國家追趕。“中國夾在中間，如果不抓緊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形不成新的比較優(you) 勢，就有可能出現升級受阻的‘夾生飯’現象。”

　　麵臨(lin) 三大製約：核心技術掌握不足，市場推廣不暢，體(ti) 製機製不適應

　　馮(feng) 飛認為(wei) ，我國發展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目前麵臨(lin) 三方麵的製約。

　　一是核心技術掌握不足，很多技術依賴國外。比如95%的數控技術、84%的高性能集成電路等，還依賴進口。

　　二是市場推廣不暢。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在市場導入期，都麵臨(lin) 市場化瓶頸。這是由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的特點決(jue) 定的：一是產(chan) 品成本高，像太陽能發電的成本是常規火電的3―4倍；二是對服務設施要求高，比如新能源汽車如果沒有相應的充電設施，有了車也跑不起來；三是市場信任瓶頸，即國產(chan) 的新東(dong) 西出來後，消費者不信任。

　　三是現有的體(ti) 製機製不適應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而且體(ti) 製性碰撞大於(yu) 傳(chuan) 統產(chan) 業(ye) 。

　　“最大的問題是市場準入。”馮(feng) 飛說，長期以來我們(men) 采取以“控”為(wei) 主的政策導向，都是按照經濟規模來控製。而在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崛起過程中，科技型中小企業(ye) 發揮著特殊的重要意義(yi) ，它們(men) 是名副其實的創新源。美國有一個(ge) 統計，70%左右的技術創新來自中小企業(ye) ，大企業(ye) 多采取“擁抱戰略”，整體(ti) 收購那些有創新技術、產(chan) 品的小企業(ye) 。以“控”為(wei) 主的準入機製，十分不利於(yu) 中小企業(ye) 的發展。

　　必須突出三大創新：技術創新、商業(ye) 模式創新和體(ti) 製機製創新

　　“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的發展，實際上是兩(liang) 大探索：一是探索新的產(chan) 業(ye) 發展方式，即建立在技術體(ti) 係基礎之上的新產(chan) 業(ye) ，而不是像過去那樣，靠‘拿來主義(yi) ’，以市場換技術；二是探索新的政府管理方式。”馮(feng) 飛說，後者的重要性不亞(ya) 於(yu) 前者，隻有兩(liang) 個(ge) 輪子一起轉，才能推動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健康、順利成長。

　　因此，他認為(wei) ，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必須突出三個(ge) 創新：技術創新、商業(ye) 模式創新和體(ti) 製機製創新。

　　首先，發展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離不開新的技術體(ti) 係。而在技術創新中，最重要的是企業(ye) 的主體(ti) 地位。日本50%左右的專(zhuan) 利來自企業(ye) ，美國是30%左右，我國隻有10%左右，其餘(yu) 來自研究機構、高校等。這說明中國企業(ye) 的技術創新能力還很薄弱。

　　如何提高企業(ye) 的技術創新能力？馮(feng) 飛認為(wei) ，政府應從(cong) 三方麵入手――

　　一是抓創新的基礎設施。除了支持具體(ti) 項目，政府的研發資金還應有一塊，用於(yu) 企業(ye) 的創新設施建設，如實驗設備、測試設備等等。這些工程化創新平台是麵向整個(ge) 行業(ye) 的、開放式的，而且應該是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

　　第二是抓創新組織。我國以企業(ye) 為(wei) 主體(ti) 、市場為(wei) 導向、產(chan) 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ti) 係，一直沒有根本解決(jue) 。從(cong) 國際上看，成功的創新組織應該是產(chan) 業(ye) 創新聯盟。1978年，日本由5個(ge) 半導體(ti) 公司組成大規模集成電路創新聯盟，結果1985年就超過美國成為(wei) 全球第一。後來美國人急了，就學日本，在1987年成立了一個(ge) 由半導體(ti) 集成電路企業(ye) 和國家實驗室、大學在內(nei) 的半導體(ti) 技術製造公司，幾年之後奪回了霸主地位。

　　相比之下，我國成立產(chan) 業(ye) 創新聯盟就更有必要。目前國內(nei) 湧現出許多創新聯盟，但總體(ti) 效果不如人意。聯盟所要解決(jue) 的，是共性技術，其關(guan) 鍵因素在於(yu) 建立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機製。

　　政府支持還包括在采購中優(you) 先購買(mai) 創新產(chan) 品，特別是首台套產(chan) 品，以打破市場瓶頸、鼓勵企業(ye) 研發。

　　其次是商業(ye) 模式創新。一定程度上，商業(ye) 模式的創新決(jue) 定著新技術和新服務的引入速度和市場化的推廣速度。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中的很多領域都麵臨(lin) 商業(ye) 模式創新的問題，比如物聯網需要一個(ge) 用戶和企業(ye) 雙贏的模式，節能環保服務業(ye) 需要合同能源管理這樣的商業(ye) 模式創新。

　　商業(ye) 模式創新的重要性不亞(ya) 於(yu) 技術創新，這一點政府和企業(ye) 還沒有認識到位。政府要在政策層麵上對商業(ye) 模式創新給予支持，在管理上應放鬆管製，打破行業(ye) 壟斷和市場壟斷，開放市場；同時，對合同能源管理等新型業(ye) 態，采取包括降稅在內(nei) 的政策支持。

　　在體(ti) 製機製創新方麵，首先要重構監管製度。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是以創新為(wei) 導向的，要適應其發展，監管製度的重構非常重要。現行的監管製度是經濟監管多而強，社會(hui) 監管少而弱。因此，一方麵要放鬆經濟性管製，把準入的導向從(cong) 注重經濟規模轉為(wei) 激勵創新上來，扶持新興(xing) 企業(ye) 和中小企業(ye) 的發展；另一方麵，要以能源資源效率、環境保護、生產(chan) 和產(chan) 品安全三方麵為(wei) 準入條件，加強社會(hui) 性監管。同時，要加強事中、事後監管。目前的監管是重前置性審批，甚至用前置性審批來替代事中和事後監管，前置性審批很嚴(yan) 很嚴(yan) ，一旦通過後就沒人管了。前置性審批主要是看經濟性，應該把經濟性這塊放鬆，社會(hui) 性要求提高，構建起事前、事中、事後的全過程的社會(hui) 性監管新體(ti) 製。這種體(ti) 製是以創新為(wei) 導向、注重社會(hui) 效益和環境效益的，有利於(yu) 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的發展。

　　馮(feng) 飛指出，體(ti) 製機製創新的第二個(ge) 內(nei) 容，是重點領域和關(guan) 鍵行業(ye) 的改革。第一，是三網融合方麵，要盡快解決(jue) 目前多頭管理、相互掣肘的問題。第二，加快資源產(chan) 品價(jia) 格形成機製的改革，推動節能環保產(chan) 業(ye) 和新能源產(chan) 業(ye) 的發展；第三，環境監管和環境稅費政策的改革。第四，在生物醫藥和醫療器械方麵，要加快審批製度、定價(jia) 製度和招投標製度的改革。

　　“在近現代發展史上，中國曾與(yu) 前幾次科技革命擦肩而過，十分可惜。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這次機遇，中國很難得碰到了、趕上了，而且有能力抓住。”馮(feng) 飛說，如果做得好，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會(hui) 成為(wei) 我們(men) 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搶占國際經濟技術製高點的有力抓手。

　　“同時我們(men) 也要看到，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不僅(jin) 是全新的產(chan) 業(ye) 發展方式變革，更是一個(ge) 係統性的管理變革，很難立竿見影、立見成效。”馮(feng) 飛強調說，對戰略性新興(xing) 產(chan) 業(ye) 既要保持熱情，還要有耐心，做好長遠打算；同時，政策要保持連續性，不能猛踩油門、猛踩刹車、猛轉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