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製度更帶有根本性”。製度有不能更易的根本製度，也有順應時代需要，滿足國家治理特殊要求的階段性製度安排。製度設計的重點是規範權力關(guan) 係與(yu) 權力運行。本文作者針對轉型中國的特殊要求，對權力運行特征和實際需要作了深入分析，強調法治的核心和要義(yi) 是約束權力，避免公權力濫用，同時提出賦予黨(dang) 和國家最高決(jue) 策者以更大的權力，實現以權力製約權力，以權力推進民主法治。其邏輯在於(yu) ，要求“新設計師”編織好約束權力的籠子，就必須賦予其編織籠子的實力，保證將政治優(you) 勢化為(wei) 組織優(you) 勢。作者認為(wei) ，法治不僅(jin) 是削權和分權，還應當包括授權和賦權，隻有科學分配權力，才走在民主法治的正確道路上。該文視角獨特，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值得一讀。

作者簡介：公方彬，國防大學教授。曾任軍(jun) 事科學院軍(jun) 隊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長、正師職研究員。3次參加邊境作戰，榮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獲二級英雄模範獎章、中國青年五四獎章。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特約評論員、國防大學傑出中青年專(zhuan) 家，入選全軍(jun) 首批創新型人才，被人民論壇評為(wei) “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主持或參與(yu) 完成國家、軍(jun) 委總部賦予的研究課題90餘(yu) 項，包括《軍(jun) 隊政治工作條例》在內(nei) 的9部法規。上報中央和軍(jun) 委總部研究報告、內(nei) 參103份（項），部分為(wei) 中央和軍(jun) 委領導批示進入決(jue) 策。出版《思想的原野》等著作32部（套）。發表《新政治觀：創新點與(yu) 突破口》、《“格瓦拉困境”與(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轉型》等論文300餘(yu) 篇，首提習(xi) 近平是中國大國道路的“新設計師”，個(ge) 人著述600餘(yu) 萬(wan) 字。在國家機關(guan) 、高校和部隊演講、作報告上千場，直接聽眾(zhong) 逾百萬(wan) 人次。

引言：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hui) 決(jue) 定確立或強化了依法治國，這必定引發我們(men) 思考，依法治國的本質和要義(yi) 是什麽(me) ？簡單地說，借助法的規範性和強製性，明確權力邊界，規範權力運行。因此，既要削權、分權，還應授權、賦權。權力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而是社會(hui) 影響力和組織力。權力不存在有無，隻存在分配和運行科學與(yu) 否。科學的製度就是規範和有效使用權力。國家製度采取分權製衡，還是集權或適度集權，取決(jue) 於(yu) 人文生態與(yu) 特定階段、特定集團或社會(hui) 對某種權力模式的適用度。基於(yu) 文化傳(chuan) 統形成的文化心理、價(jia) 值觀念，及其製度原因，滿足現代民主承載能力，中國民眾(zhong) 需要進行至少一代人的訓練，並且是以更大的推行力度為(wei) 前提。由於(yu) 轉型期較為(wei) 漫長，同時矛盾尖銳，問題複雜，沒有超強的駕馭力和引導力，很難實現有效和平穩轉型。所以，當下中國最需要的不是削權，而是向決(jue) 策層特別是決(jue) 策者提供履行責任相匹配的權力。給編約束權力的籠子，一定要給編織者相應的權力和能力，這是基本邏輯。當然，授權和賦權不是對各級黨(dang) 委和政府“一把手”，隻是針對黨(dang) 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通過提升其決(jue) 斷力和執行力，推進中國法治化和民主化進程，更快更好地實現中華民族偉(wei) 大複興(xing) 。

在中國向“平民政治”轉變過程中，強調進一步加強黨(dang) 和國家最高領導人的權力，貌似反向運行，其實同向同步。由於(yu) 中國社會(hui) 處在轉型期，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由革命黨(dang) 向執政黨(dang) 轉變，二者疊加，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不適應，這就是大量的深層矛盾湧現出來，其中最大挑戰是怎樣有效避免政治權力碎片化。比如，“從(cong) 政治的高度”可以解構一切社會(hui) 規律和規則，但利益至上又往往具有深層的瓦解政治權力的能力，當利益或既得利益集團綁架了政治權力，結果就是“政策出不了中南海”。再加上民眾(zhong) 獨立思考能力增強但不成熟，階段性上存在逆反甚至叛逆，必進一步加劇政治權力被解構的風險。政治權力碎片化在西方社會(hui) 不是問題，其原本就是碎片化製度設計。比如，日本首相曾經似“走馬燈”，美國聯邦政府可以關(guan) 門，但經濟和社會(hui) 基本不受影響。中國的政治權力一旦為(wei) 利益解構，必出現權力真空，結果將是災難性的。要想避免權力真空或政治權力碎片化，現階段的重要對策是提升最高領導人的權力和權威，以此保證中國平穩度過轉型期，最終實現高度民主、高度法治、高度現代化。

一、賦予最高決(jue) 策者更大權力的必要性

賦予黨(dang) 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更大的權力，其邏輯與(yu) 必要性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ge) 方麵。

第一，政治生態變化賦予最高領導人更大責任，按照責任與(yu) 權力對等的政治倫(lun) 理規則，必須賦予相應的權力。世界範圍內(nei) 國家政權更替已經和繼續發生著巨大變化，甚至改變了我們(men) 的思維方式和價(jia) 值判斷。上個(ge) 世紀的國際共運，是階級對抗，政權更替意味著一個(ge) 階級的興(xing) 起與(yu) 消亡，所謂“改朝換代”是指統治階級的整體(ti) 進退。正是這一特點把整個(ge) 階級或集團聯結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體(ti) ”，甚至是“命運共同體(ti) ”。隨著世界政治生態的變化，國家間的博弈不再是社會(hui) 主義(yi) 與(yu) 資本主義(yi) “你死我活的鬥爭(zheng) ”，而是存在很大的共存空間。而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執政理念的調整，又決(jue) 定著國內(nei) 階級鬥爭(zheng) 不再，階層關(guan) 係因利益集團不斷調整而界限逐漸模糊。二者共同作用的結果，權力更替不再以階級和集團的方式出現，而是塔尖上一小部分人的變更，或代表黨(dang) 和國家權力的那幾個(ge) 人，甚至是一兩(liang) 個(ge) 人。蘇共垮台蘇聯解體(ti) 後，“新俄羅斯人”與(yu) 新總統身邊的高官基本是前朝官員，就證明了這一特點，西亞(ya) 北非的國家動蕩與(yu) 烏(wu) 克蘭(lan) 危機，更突出和強化了這一特點。既然最高領導人的變更意味著一個(ge) 國家的動蕩，甚至是一個(ge) 民族的興(xing) 衰，也就意味著執政黨(dang) 或國家最高領導人承擔了超大的責任，有責任就要有履行責任的權力，這是政治倫(lun) 理規則決(jue) 定的。

第二，現階段中國的發展目標與(yu) 瓶頸問題，要求改革設計者擁有完成製度設計的能力。毛澤東(dong) 和鄧小平分別完成了一個(ge) 時代的製度設計，除了高超的智慧，很重要的是擁有高度集中的權力及其基礎上形成的權威。今日中國麵臨(lin) 全新挑戰，因為(wei) 中國已經擁有更大的參與(yu) 世界規則製訂的能力，同時積累了大量的社會(hui) 矛盾和問題。在“機遇前所未有，挑戰前所未有”的情況下，中國要實現平穩過渡和躍升，至少需要幾屆黨(dang) 和國家領導人的接續努力，而最關(guan) 鍵的是習(xi) 近平這一屆，因為(wei) 其要完成框架結構的設計，解決(jue) 主要矛盾和深層製約，為(wei) 後來者鋪平道路。所以，階段性上習(xi) 近平必須擁有不低於(yu) 毛澤東(dong) 和鄧小平的權力和權威。

一是大國國民塑造與(yu) 應對外部挑戰，需要黨(dang) 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擁有強大引導力。中國大國崛起的瓶頸主要不在財富創造，而在於(yu) 民眾(zhong) 缺少大國國民應有的人文品質和價(jia) 值觀念。西方國家是通過文藝複興(xing) 和工業(ye) 革命，以及基督教新教完成國民塑造，這個(ge) 過程很漫長。當代中國不可能擁有如此充分的時間，中國迅速增長的經濟力量，迫使我們(men) 在人文素質準備不充分的情況下邁入大國行列。這就必然導致嚴(yan) 重的落差與(yu) 錯位，處理不好會(hui) 因此形成全麵衝(chong) 突，遲滯甚至瓦解中國夢。既然如此，就需要有效力量介入，其中最重要的是國家領導人的強力推動，這與(yu) 中國的文化傳(chuan) 統和政治製度有關(guan) 。

換個(ge) 角度分析，要想保證中國占領於(yu) 人類文明製高點起引領作用，需要開展一次較“真理標準大討論”更強勁，更廣泛，更深刻的思想解放和“啟蒙運動”，以此保證國民認清大國崛起的本質，同時產(chan) 生一批照耀民族乃至人類前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必要性顯而易見，但困難極大。因為(wei) ，新中國成立65年來，代表先進文化發展方向的我們(men) 黨(dang) ，既沒有造就影響世界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也沒有實現文化的全麵繁榮，原因之一是背負太沉重，思想禁錮太多，日常我們(men) 聽到的幾乎都是“不允許”，甚至孩子們(men) 從(cong) 小就在“禁錮”中不敢放飛夢想。如此精神重壓，何言創造力？要改變現有生態，不能坐等社會(hui) 力量自然積聚，必須由黨(dang) 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主導和推動，這需要巨大權力的支持。

應對外部挑戰與(yu) 大國崛起需要強勢政治家的帶領，更容易理解。中國崛起於(yu) 世界既然不走“鐵血”道路，而美國的文化自信又異化為(wei) 文化自負，那麽(me) 探索一條全新道路，就曆史地落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ti) 中國身上。應當說，破解這一曆史性也是人類的現實難題，不管對世界發展與(yu) 中國崛起都至關(guan) 重要。問題是我們(men) 能不能承擔起這樣的責任，承擔這樣的責任需要哪些條件和因素，必須弄清楚。全民族共同努力實屬必然，但特定曆史階段和超重要使命任務，要求強有力的政治家來帶領，因為(wei) 中國崛起較曆史上所有大國崛起都更複雜，更艱難。比如，政治製度差異導致現有世界大國對中國皆存有偏見和誤讀；中國周邊積累了大量的曆史難題難於(yu) 破解；中國崛起於(yu) 經濟實力與(yu) 科技、文化、軍(jun) 事、人才嚴(yan) 重滯後導致跛腳；弱國心態與(yu) 對世界不了解或了解不到位形成錯位，等等。所謂強有力，必然包括政治家握有超大的權力。

二是實現黨(dang) 的執政能力自我超越，需要黨(dang) 的最高領導人擁有強大主導力。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政治體(ti) 製改革“兩(liang) 個(ge) 不走”，這是正確抉擇。中國的文化傳(chuan) 統和價(jia) 值觀念，政治製度和權力運行，精神大廈和思想引領，都與(yu) 西方存在巨大差異，相互存在借鑒性而不具有複製性，決(jue) 定了我們(men) 必須找到新的路徑。雖然鄧小平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hui) 主義(yi) ”，但隻是指明方向，理論大廈建構遠未完成，而完成一種新體(ti) 製製度的設計，沒有超強的思想家和政治家聯袂，注定無法完成。不僅(jin) 如此，就是跳出現有的羈絆也不是件輕鬆的事情。中共成長史可謂輝煌與(yu) 痛苦相伴，昂揚與(yu) 沉重相依。以精神大廈建構為(wei) 例，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靠馬克思主義(yi) 理論和共產(chan) 主義(yi) 信仰起家，其中包含著兩(liang) 大創造：一個(ge) 是以革命激發精神力量，另一個(ge) 是以神聖贏得追隨者。世界處在熱戰和“冷戰”兩(liang) 種狀態下，二者都能實現和保持，“冷戰”結束與(yu)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由革命轉入執政，幾乎是社會(hui) 主義(yi) 國家執政黨(dang) 的魔咒“格瓦拉困境”，便如影隨形地出現在我們(men) 麵前。因為(wei)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要保證自己的神聖性，就必須實現黨(dang) 員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領導幹部的純潔，同時讓民眾(zhong) 認同黨(dang) 的“偉(wei) 大光榮正確”。事實上離開特定的曆史階段和社會(hui) 條件，二者都難做到。

西方政黨(dang) 為(wei) 什麽(me) 不存在這樣的難題？因為(wei) 其執政合法性不需要以神聖性來支持。奧巴馬說過一句話，政黨(dang) 沒有誰比誰高尚，大家博的是執政能力。所以，他們(men) 並不太在意黨(dang) 的高層甚至黨(dang) 首因腐敗被拉下馬，也不必在意自己黨(dang) 史上的各種汙點，隻在意當下如何影響選民的意誌。綜上，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實現政治觀和政治理論的突破，勢在必須，而保證最高決(jue) 策者擁有強大的思想影響力，理論突破能力很重要，這同樣無法脫離權力的支持。

三是改革進入深水區，需要有突破大阻力的能力。鄧小平主導的改革開放，最大的阻力是思想觀念僵化，特別是領導層受製於(yu) “兩(liang) 個(ge) 凡是”，那時不僅(jin) 沒有形成既得利益集團，相反有人民群眾(zhong) 普遍追求富裕的強烈願望的支持。今天，習(xi) 近平主導的新一輪改革，既受僵化思維製約，更受既得利益集團掣肘，所以，改革難度大於(yu) 上一輪改革。誠然，習(xi) 近平主導的反腐和轉變黨(dang) 風，已經贏得全黨(dang) 和全國人民群眾(zhong) 的廣泛擁護，一種強大的政治優(you) 勢已經形成，但政治優(you) 勢隻有化為(wei) 組織優(you) 勢才會(hui) 產(chan) 生力量。古羅馬時期的格拉古兄弟改革，因為(wei) 關(guan) 照的是廣大民眾(zhong) 的利益，動搖的是貴族的利益，雖然贏得民眾(zhong) 的擁護和支持，最終還是難逃失敗的厄運。蘇共垮台也是這樣，最後摧垮蘇共的不是外部力量，而是蘇共自己，甚至說是蘇共高層，因為(wei) 掌握重權者，利用權力尋租攫取超額利益，隻要政權不改變，隨時都有被清算的可能，而政權一改，黑錢即可洗白，所以他們(men) 內(nei) 心裏都希望蘇共垮掉。

這種比較或許牽強，但規律還是需要正視。長期以來，由於(yu) 製度缺失和治黨(dang) 不嚴(yan) ，高級領導幹部中很多已經蛻化變質，甚至成了尚未懲治的犯罪，他們(men) 不可能真心支持習(xi) 近平為(wei) 首的黨(dang) 中央，內(nei) 心更希望來一次政治動蕩，以改變中國的政治權力結構。應對這種潛在的政治危機，隻能賦予習(xi) 近平更大的權力，即以權力來維護改革，保障法治，推進民主，而無其他選擇。

第三，習(xi) 近平以不足兩(liang) 年的時間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和社會(hui) 生態，證明其擁有卓越領導人的品格和承擔更大責任，駕馭更大權力的能力

或許有人擔心，權力過多集中在單個(ge) 人手裏會(hui) 產(chan) 生風險，鄧小平就特別強調權力過分集中的危害。其實，兩(liang) 個(ge) 新變化能夠消除擔心，一個(ge) 是領導人任期製決(jue) 定了，沒有人不考慮濫用權力的身後風險，另一個(ge) 是中國民眾(zhong) 已經實現覺醒，所謂“鄧公最大的貢獻是都會(hui) 了國人如何思考”。

當然，最關(guan) 鍵的還是將權力交給誰。如果交給弄權者，再小的權力都會(hui) 被濫用，如果交給擁有高尚情懷或擁有英雄主義(yi) 情結的政治家，權力就會(hui) 造福於(yu) 社會(hui) 。簡言之，權力沒有好壞之分，關(guan) 鍵是看掌握和使用權力者的品德和境界。西方有位政治家說過這樣一句話，你要想知道一個(ge) 人的品德就賦予其權力。

不管是分權製國家還是集權製國家，權力最終都要托付給具體(ti) 領導人，而這個(ge) 托付方式和程度，一定與(yu) 政治製度和國家的文明程度相一致，相吻合。美國是一個(ge) 分權製衡的國家，但其權力也非沒有至高無上者，且不說行政權力交給總統後，其便擁有了選人用人權，也就是組閣權。就是從(cong) 司法權來講，至少其聯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們(men) 擁有絕對的權力，包括總統選舉(ju) 出現爭(zheng) 議，最後都要服從(cong) 大法官們(men) 的投票結果。正是這個(ge) 原因，美國一位大法官說了這樣的經典話語：不是因為(wei) 我們(men) 沒有錯誤而擁有終極權威，而是因為(wei) 我們(men) 擁有終極權威而沒有錯誤。

由此而言，在特定國家和一定曆史階段，不僅(jin) 需要研究和關(guan) 注如何托付，更要研究托付給誰。德國人賦予了希特勒巨大的權力，結果給德國乃至世界帶來災難。我黨(dang) 賦予鄧小平至高無尚的權力，但他不留戀權力，而是取消官員終身製，由此改變了權力的授受關(guan) 係。顯然，習(xi) 近平上任以來的行為(wei) 已經反映出他的權力觀，同時彰顯出他的品德。可以斷言，習(xi) 近平的精神世界和價(jia) 值觀念，足以支持其掌握巨大權力而不會(hui) 濫用權力。

二、權力的本質與(yu) 規範權力的目的

賦予黨(dang) 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更大的權力，需要破除一個(ge) 認識或理論誤區，就是人民史觀和英雄史觀的絕對化。根本而言，二者互為(wei) 動因，相輔相成。即人民群眾(zhong) 為(wei) 曆史發展奠定力量基礎，而英雄則是在關(guan) 節點上催化和破土，尤其是把存在於(yu) 民眾(zhong) 中的力量引向正確方向。沒有英雄的民眾(zhong) 是烏(wu) 合之眾(zhong) ，沒有民眾(zhong) 的英雄則無用武之地。正是這樣的邏輯關(guan) 係，關(guan) 節點上離不開英雄的作用，今天中國需要英雄。賦予最高領導人更大權力，就是為(wei) 民族創造英雄。

十八大剛結束，筆者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主題是“中共權力實現順利交接”。當時雖然與(yu) 海外專(zhuan) 家一同對十八大權力交接作出肯定性評價(jia) ，其時尚沒有真正認識到這次權力交接的極端重要性。因為(wei) 胡錦濤的徹底交權，而讓習(xi) 近平的領導能力迅速顯現出來。試想，如果因循舊例，采取“扶上馬，送一程”，那麽(me) 習(xi) 近平的傑出領導才能就無法迅速反映出來，時間一長人們(men) 就會(hui) 麻木和懈怠，再加上十八大前中國的社會(hui) 矛盾和民眾(zhong) 心態，已經進入危險狀態，未必給新任領導人更多時間。所以，習(xi) 近平上任就能夠施展宏圖大誌，這是具備創造曆史的政治領袖的幸事，也是全黨(dang) 與(yu) 國家的幸事。既然黨(dang) 和人民已經向習(xi) 近平作出第一次別於(yu) 以往的授權，那麽(me) 就應當以更大勇氣進行第二次授權。

到這裏，我們(men) 確需要對權力的本質作出認識。政治學家、社會(hui) 學從(cong) 不同角度給出定義(yi) 。德國政治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wei) ：“權力意味著在一定社會(hui) 關(guan) 係裏哪怕是遇到反對也能貫徹自己意誌的任何機會(hui) ，不管這種機會(hui) 是建立在什麽(me) 基礎之上。”美國現代社會(hui) 學奠基人帕森斯認為(wei) ：“權力是一種保證集體(ti) 組織係統中各單位履行有約束力的義(yi) 務的普遍化能力。”美國政治思想家喬(qiao) •薩托利認為(wei) ：“權力，至少是政治權力，一般與(yu) 強製與(yu) 可強製性，懲罰與(yu) 可懲罰性有關(guan) 。”法國哲學家福柯簡潔概括為(wei) “權力是各種力量關(guan) 係的集合。”筆者認為(wei) ，權力就是影響力與(yu) 支配力。當然，政治權力和行政權力或其他權力有所不同，政治權力更多是從(cong) 政治製度或政黨(dang) 政治上看問題。這裏講的是政治權力。

至於(yu) 規範權力，我們(men) 也可以作出分析。毫無疑問，任何政治製度都謀求將“權力關(guan) 到籠子裏”，區別在於(yu) 籠子的鑰匙掌握在誰手裏。這就意味著以籠子約束權力，其根本目的不是消除權力，而是避免濫用權力。這方麵也有值得我們(men) 深思的東(dong) 西。美國的製度最大特點是分權製衡，這種分權製衡奠基於(yu) 美國人對極權的天然恐懼。即便這樣，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權力運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其也是根據國家利益需要和時代需要來決(jue) 定。

西方雖然遵循了亞(ya) 當斯密《國富論》的自由主義(yi) 經濟理論，再加上盧梭的契約論，洛克的分權製衡學說，奠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權力架構。我們(men) 在看到其權力製約的同時，還應看到其因需要作用的調整。比如，古典自由主義(yi) 經濟理論是最大限度削減政府的權力，即政府是“守夜人、敲鍾人”，但美國和西方國家經濟危機來臨(lin) ，美國迅速推行“羅斯福新政”，政府的權力隨之大大提升，並且得到了老百姓的認同。有人說，美國人民賦予其總統極大的權力，結果把美國從(cong) 經濟從(cong) 泥潭中拯救出來，同時還產(chan) 生了一個(ge) 美國人眼中的偉(wei) 大總統。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中國的政治權力運行模式與(yu) 西方存在一個(ge) 很大差異，西方國家雖然是“三權分立”，但總統組閣後在行政領域卻有充分的決(jue) 策權。中國民眾(zhong) 稱讚普京的強勢，其強勢並非僅(jin) 緣於(yu) 其剛強的性格，很重要的是擁有解散國會(hui) 的權力，有即時撤銷失職部長職務的權力，等等。中國最高領導人沒有組閣權，其本人與(yu) 領導集體(ti) 同步產(chan) 生，這就意味著領導班子架構源自上一任領導人和領導集體(ti) 的意誌，這雖然有利於(yu) 集體(ti) 領導，但客觀上削弱了最高領導人的權力與(yu) 權威。僅(jin) 此一點，就需要賦予最高領導人更大的權力。

我們(men) 需要解放思想，變換思維，要看到任何製度設計，都存在集權，要麽(me) 是黨(dang) 權或政府權力高度集中，要麽(me) 是利益集團以隱蔽的方式集中某一種操控政治和經濟的權力。所謂西方的政治寡頭和金融寡頭，所謂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都屬於(yu) 集權的特殊形式。舉(ju) 例來看，上個(ge) 世紀90年代，俄羅斯私有化浪潮中誕生了包括別列佐夫斯基、霍多爾夫斯基在內(nei) 的“七寡頭”，他們(men) 操控了俄羅斯的經濟和政治。媒體(ti) 披露，葉利欽曾與(yu) “七寡頭”達成一項秘密協議：寡頭們(men) 支持葉利欽連任，葉利欽保證維護寡頭利益。有人甚至說，俄羅斯寡頭中的教父別列佐夫斯基，他可以宣稱自己為(wei) 俄羅斯選擇了兩(liang) 位總統。然而，隨著時代的變化，矛盾產(chan) 生出來，寡頭們(men) 逐漸演變成普京新經濟政策的障礙，為(wei) 了破除障礙，普京明確提出：“寡頭們(men) 不可以、也沒有權力影響政府的決(jue) 策。如果有人不喜歡這樣，如果有人已經習(xi) 慣了無政府主義(yi) ，那我很抱歉，他們(men) 將必須遵守新的規則。”結果七寡頭在普京的鐵腕下，要麽(me) 喪(sang) 命，要麽(me) 流亡或破產(chan) ，俄羅斯的權力結構發生巨大變化。當然，這也不意味著俄羅斯再沒有黨(dang) 政之外的集權方式，正如俄羅斯著名社會(hui) 學家奧爾嘉•克魯斯諾夫斯卡婭所說：今天的俄羅斯，最高權力階層中官僚貴族所占比例，已經從(cong) 戈爾巴喬(qiao) 夫時期的4.8%增加到58.3%。這個(ge) 數據中實際上包含了權力集中和分配方式。所以，筆者強調賦予黨(dang) 和國家最高領導人以更大的權力，即便不從(cong) 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的政治理論和治國理念角度分析問題，隻是從(cong) 以顯形集權遏製隱形集權，從(cong) 規範權力運行，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角度看，也是必要的，積極的。

三、賦予何種權力與(yu) 如何維護權威

賦予黨(dang) 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更大的權力，形成更高的權威，並非否定“製度更帶有根本性”，而是認為(wei) 建設科學的製度體(ti) 係，尤其是涉及政治體(ti) 製改革層麵的設計，必須依靠設計者的權威，這顯然無法離開權力。前麵講到毛澤東(dong) 和鄧小平完成了製度設計和實施，原因在於(yu) 他們(men) 擁有事實上的“組閣權”，保證在擁有權力的基礎逐步形成權威。

那麽(me) ，今天該賦予黨(dang) 和國家的最高決(jue) 策者那些權力？至少包括5種權力：1、提議和決(jue) 定解除核心領導層某一成員職務或接受其辭職的權力；2、即時解除失職瀆職部長級高級官員職務的權力；3、突破舊體(ti) 製限製起用特殊人才進入領導層或要害崗位的權力；4、赦免特定政治人物以平衡政治力量或換取政治支持的權力；5、作為(wei) “新設計師”主導頂層設計和推行政治體(ti) 製改革的權力。一句話，對於(yu) 成長期和特殊階段的中國，黨(dang) 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應當擁有不低於(yu) 世界大國領袖的權力。

在賦予黨(dang) 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更大權力的同時，強調維護其權威，主要是針對時代特點而來的。因為(wei) 社會(hui) 進入多元化，如果賦予其權力的同時，不注意維護權威，也會(hui) 產(chan) 生瓦解權力的效果。根本而言，權威是靠個(ge) 人執政能力和智慧贏得，比如，習(xi) 近平已經在人民群眾(zhong) 中贏得了很高的權威，並且是很短的時間內(nei) 實現，這甚至超出了人們(men) 的想像。即使這樣，我們(men) 還是應當清醒認識到，今天的最高領導人不同於(yu) 毛澤東(dong) 和鄧小平，後者擁有半個(ge) 世紀或近半個(ge) 世紀的權威形成期，今天的任期製阻斷了這種周期。更重要的是，革命戰爭(zheng) 年代給領袖充分的形成權威的條件，和平時期不會(hui) 給領導人多少創造驚天偉(wei) 地功績的機會(hui) ，至少在擔任最高領導人之前是這樣。因此，黨(dang) 內(nei) 尤其最高領導層必須遵循政治倫(lun) 理規則，以此強化最高領導人的權威。簡單地說，既然中國共產(chan) 黨(dang) 和中國人民選擇了習(xi) 近平，就意味著沒有人比他更合適的人選，至少沒有發現有人比他合適，那麽(me) 我們(men) 就以契約精神來給予其以無條件支持。此外，引導媒體(ti) 和大眾(zhong) 樹立維護最高領導人權威的意識，這未必是一項維護自身利益的選擇。一句話，維護最高領導人的權威，是黨(dang) 中央的責任，是全黨(dang) 的責任，也是所有關(guan) 心國家未來，期盼中華民族實現偉(wei) 大複興(xing) 者的責任。

最後補充強調三點：一是賦予最高領導更大權力存在前提，就是“製度框架內(nei) ”，盡管這是一個(ge) 動態的滿足社會(hui) 需要而不是僵化的製度框架，其中包括：政治製度由全黨(dang) 決(jue) 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hui) 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guan) ，擁有維護憲法、製訂定法律和監督政府的權力和職能；最高領導人任期製，等。二是民主法治是當代中國人的共同訴求，但這是一個(ge) 動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對於(yu) 沒有經過西方那樣的啟蒙教育，嚴(yan) 重缺乏現代民主法製精神中國，承載民主的能力其實很弱，不經過必要過程和曆練，很難實現傳(chuan) 統社會(hui) 向現代社會(hui) 的轉型，因此需要強有力的領導人帶領我們(men) 走向民主法治。三是賦予黨(dang) 和國家最高決(jue) 策者的更大權力，不是同時向各級黨(dang) 委“一把手”和政府擴權，恰恰相反，以民主法治限製各級黨(dang) 委與(yu) 政府的權力，尤其限製“一把手”的權力，勢在必行。簡言之，賦予最高決(jue) 策者更大的權力是為(wei) 了更有力地推進民主法治。這是一項隻針對最高領導人而不能推而廣之的政治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