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二戰以來的國際經驗，一百多個(ge) 國家和地區當中，真正能從(cong) 中等收入上去、順利實現跨越的就十多個(ge) 。其中，一半左右是資源型國家，比如石油輸出國，剩下的就是日本和亞(ya) 洲四小龍。按照這個(ge) 比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實在太小，換句話說，掉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個(ge) 大概率事件。

　　拉美國家一直被作為(wei) 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其陷入原因，主要在於(yu) 民粹主義(yi)

　　那麽(me) 到底是哪些因素導致一個(ge) 經濟體(ti) 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呢？從(cong) 國際分工體(ti) 係角度，可概括為(wei) “高不成，低不就”：一方麵由於(yu) 技術創新不足，高端產(chan) 業(ye) 無法與(yu) 發達經濟體(ti) 競爭(zheng) ，即“高不成”；另一方麵，隨著各類成本上升，低端產(chan) 業(ye) 被更具競爭(zheng) 力的其它經濟體(ti) 爭(zheng) 奪過去，即所謂“低不就”。從(cong) 社會(hui) 發展角度看，則與(yu) “民粹主義(yi) ”有關(guan) 。拉美國家一直被作為(wei) 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其陷入原因，主要在於(yu) 民粹主義(yi) 。

　　民粹主義(yi) 一詞的本義(yi) 是“迎合大眾(zhong) 情感的政治主張”的意思，曆史淵源是俄國19世紀60－70年代和美國19世紀末一些政黨(dang) 的政治主張，比如通過收入再分配來滿足社會(hui) 上一些人的要求。後來，這個(ge) 詞泛指那些為(wei) 了拉選票而不顧國家的長遠利益，簡單迎合一些人經濟、社會(hui) 、政治方麵短期利益的政治行為(wei) 和政策主張。在現代政治經濟學意義(yi) 上，主要指的就是犧牲經濟長期發展在短期內(nei) 過度實行收入再分配和社會(hui) 福利製度（以及諸如民族主義(yi) ）的一係列政策主張。

　　拉美民粹主義(yi) 的“流行”，是有各種曆史與(yu) 現實原因的。首先與(yu) 其自身的殖民地曆史有關(guan) ，與(yu) 曆史上長期存在的收入差距過大、大批民眾(zhong) 生活在貧困狀態的現實情況有關(guan) 。拉美長期以來是歐洲的殖民地，由此形成的外資主導、貧富差距等問題非常嚴(yan) 重。這些無疑成為(wei) 主張國有化與(yu) 再分配的民粹主義(yi) 的土壤。其次，20世紀初拉美快速的城市化和民主化進程也催生了民粹主義(yi) 。隨著大量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形成了市民階層。他們(men) 越來越強的政治訴求，使得對於(yu) 這個(ge) 階層的關(guan) 注變成拉美民粹主義(yi) 的重要特點，民主帶有盲目性。也正是在這個(ge) 意義(yi) 上，民粹主義(yi) 在早期被看作是城市民粹主義(yi) ，體(ti) 現出對於(yu) 農(nong) 村的忽視。這一特點在後來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改變。另外，拉美民粹主義(yi) 的出現，還有一個(ge) 重要的曆史背景。即經曆了一戰、大蕭條、二戰，這些社會(hui) 動蕩、經濟波動以及凱恩斯革命與(yu) 羅斯福新政等，使得福利社會(hui) 、政府幹預等深入人心，從(cong) 而奉行此類主張的民粹主義(yi) 大受歡迎。

　　民粹主義(yi) 政策的核心內(nei) 容之一就是福利趕超，會(hui) 導致財政赤字、債(zhai) 務危機、增長停滯等一係列不良後果，使國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現代民粹主義(yi) 包含很多內(nei) 容，比如，通過強製性的全員就業(ye) ，實行就業(ye) 保護；強製提高工資或實行補貼政策，大規模實施相對高標準的普惠製的社會(hui) 福利製度；針對殖民主義(yi) 和外國資本的“民族主義(yi) ”，限製外資和外國企業(ye) 的發展；國有化，或強烈地偏向公有企業(ye) ，歧視私營企業(ye) ；在通貨膨脹發生時，用控製價(jia) 格的辦法幹預經濟，保持名義(yi) 工資水平。民粹主義(yi) 政策的核心內(nei) 容，是試圖通過政府主導的收入再分配和超出財政承受能力的補貼政策來學習(xi) 發達國家的福利製度和就業(ye) 保障製度，以達到快速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快速縮小收入差距的目的。正是這種福利趕超，導致了財政赤字、債(zhai) 務危機、金融危機、增長停滯等一係列的不良後果，使其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以阿根廷為(wei) 例。19世紀末，阿根廷經濟的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無與(yu) 倫(lun) 比的。1900年，阿根廷的人均GDP分別為(wei) 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ya) 的一半，與(yu) 日本相同，略高於(yu) 芬蘭(lan) 和挪威。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為(wei) 3797美元，高於(yu) 法國的3485美元和德國的3648美元。甚至在1950年，阿根廷的富裕程度仍然領先於(yu) 日本，與(yu) 意大利、奧地利和德國大致相等。然而，一個(ge) 世紀以後，阿根廷的人均GDP 遠不如上述國家，是典型的處於(yu) 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而這和多屆政府（典型的如庇隆）推行民粹主義(yi) 政策有很大關(guan) 聯。

　　民粹主義(yi) 的福利趕超在相當大程度上影響了拉美的發展曆程，這方麵有哪些教訓值得汲取

　　盡管僅(jin) 僅(jin) 以福利趕超的邏輯來演繹拉美增長的所有故事是過於(yu) 簡單化了，但民粹主義(yi) 的福利趕超的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了拉美的發展曆程，這方麵的教訓值得我們(men) 認真汲取：第一，忽視發展階段的經濟趕超。拉美的進口替代工業(ye) 化戰略強調自給自足，不重視利用全球勞動分工及本國比較優(you) 勢，實行經濟趕超；後果是工業(ye) 化發展滯後，就業(ye) 創造能力不足，經濟增長停滯。第二，忽視財政限製的福利趕超。拉美的福利趕超一是運用外匯擴大進口，二是實行赤字融資，提高工資增加福利。結果是忽視了宏觀經濟的限製（主要是財政限製），一方麵債(zhai) 台高築，另一方麵卻因為(wei) 進口替代戰略創造貿易盈餘(yu) 的能力有限，導致清償(chang) 能力不足，陷入債(zhai) 務危機。第三，忽視市場機製的政府主導。民粹主義(yi) 福利趕超普遍采用政府主導來動員資源，同時配合行政性控製，這包括提高關(guan) 稅、壓低物價(jia) ，高估本幣，以及對產(chan) 業(ye) 部門的各類補貼等。所有這些做法，扭曲了市場價(jia) 格信號，導致資源誤配置，嚴(yan) 重阻礙了拉美的工業(ye) 化進程和經濟增長。

　　民粹主義(yi) 福利趕超的核心是再分配。但當再分配目標與(yu) 增長脫節，特別是發展戰略、宏觀政策以及市場機製因再分配目標而發生扭曲，從(cong) 而不利於(yu) 就業(ye) 創造和初次分配的時候，再分配目標不但難以實現，反而更加惡化了（拉美貧富差距至今仍居高不下就是例證）。

　　怎樣才能避免民粹主義(yi) ，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民粹主義(yi) 是導致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ge) 重要原因。鑒於(yu) 此，中國需要汲取拉美教訓，避免民粹主義(yi) ，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第一，重視初次分配的重要性。盡管在當前階段，中國需要在經濟增長與(yu) 福利增進之間尋求一種平衡，但要避免強調分配忽視增長的做法。這裏應特別強調初次分配的重要性。初次分配是指在生產(chan) 領域中形成的收入分配。注重初次分配就要重視經濟增長與(yu) 就業(ye) 創造。拉美民粹主義(yi) 沒有把重心放在增長與(yu) 就業(ye) 上，相反，很多再分配的措施對於(yu) 增長與(yu) 就業(ye) 實際上是一個(ge) 負麵影響。如補貼工業(ye) 化形成資本密集化，從(cong) 而導致就業(ye) 創造能力不足；增加工資、勞工保護以及社會(hui) 保障，提高了勞工成本，引起就業(ye) 下降。就業(ye) 不足，一方麵阻礙了增長，另一方麵導致初次分配不公平（如就業(ye) 與(yu) 失業(ye) 人群之間的收入差距）。因此，對中國而言，要強調增長的核心地位以及增長過程中初次分配的重要性。隻有經濟增長，產(chan) 業(ye) 吸收能力增強，創造更多的城市就業(ye) 崗位，促進農(nong) 村勞動力的轉移，貧富差距（主要是城鄉(xiang) 差距）問題才能得到更好的解決(jue) 。同時，初次分配領域中存在的不公平，如壟斷行業(ye) 的高工資、國有企業(ye) 紅利未能上繳為(wei) 社會(hui) 所分享以及腐敗等問題，也需要及時糾正。

　　第二，提高社會(hui) 保障水平應與(yu) 發展階段相適應。就當前中國而言，適度提高社會(hui) 保障水平是民生發展的需要，是推行共享發展理念、實現包容性發展的重要內(nei) 容，但要特別注意不能超越發展階段。一方麵，社會(hui) 保障水平的過快提高，會(hui) 增加勞動力成本，進而削弱國際競爭(zheng) 力、影響產(chan) 業(ye) 的梯度轉移，不利於(yu) 長期增長。另一方麵，在經濟下滑形勢下，財政收入增長下滑也很嚴(yan) 重。因此，提高社保水平，要盡力而為(wei) ，量力而行。同時可調動國家-市場-社會(hui) 三方力量，形成個(ge) 人、政府以及非政府組織等第三部門共同負擔社會(hui) 性支出的格局。

　　第三，打造民生工程應尊重市場機製。 由於(yu) 經濟增長與(yu) 社會(hui) 發展的失衡，社會(hui) 上出現了要求政府承擔更多責任的呼聲：即政府應該調整支出結構，增加社會(hui) 性支出（如教育、醫療、社會(hui) 保障等方麵），在提供公共產(chan) 品與(yu) 服務方麵發揮基礎性作用，使低收入人群也能獲得均等化的服務。這些呼聲在當前階段有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強調政府責任的同時也要明確政府責任的限度及“政府失靈”問題。拉美民粹主義(yi) 福利趕超強調國有化和政府幹預，在此過程中出現了低效率和腐敗。我們(men) 應汲取教訓，推進國有企業(ye) 改革，提高國有企業(ye) 效率；同時應簡政放權，減少政策幹預，讓市場發揮決(jue) 定性作用。還要防止因過度保障而帶來負麵激勵和道德風險問題，部分高福利國家經濟活力不足、經濟增長遲緩就是前車之鑒。此外，社會(hui) 公共品的供給不足往往歸咎於(yu) “市場失靈”，從(cong) 而需要政府介入。但“政府失靈”以及政府幹預的負麵作用也非常明顯。因此，打造民生工程仍應尊重市場機製——尋求福利增進與(yu) 經濟增長之間的平衡實際上也是在尋求政府與(yu) 市場之間的一種平衡。

　　（作者為(wei) 中國社會(hui) 科學院經濟學部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