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施“一帶一路”戰略的大背景下，世界逐漸形成一個(ge) 地球村，經濟和區域發展離不開地球村，民族也不例外。中國是一個(ge)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在55個(ge) 少數民族中，跨界民族約有30個(ge) ，他們(men) 主要分布於(yu) 我國陸地邊境地區，並對中國陸疆產(chan) 生重要的影響。近日，在延邊大學召開的第三屆跨界民族論壇上，來自中韓兩(liang) 國相關(guan) 領域的學者對東(dong) 北亞(ya) 區域發展和跨界民族的發展進行了研討。

 

　　“一帶一路”與(yu) 跨界民族

 

　　在“一帶一路”背景下對跨界民族進行研討，來自廣西民族大學民族學與(yu) 社會(hui) 學學院的周建新教授提出了“邊疆中心視角”。他認為(wei) ，“邊疆中心”視角是相對於(yu) “國家中心”視角提出的一種理論方法。在邊疆中心視角下，完全可以將過去視為(wei) 邊緣的邊疆地區看作“中心”區域來討論許多問題。其中，跨國移民問題、跨國民族問題，以及跨國經濟區或邊境經濟合作區的建設等等，都是在邊疆中心視角下進行的理論和實踐探索。邊疆中心視角相對於(yu) 國家中心視角提出，從(cong) 曆史的敘事看，兩(liang) 者是一種相對的互補關(guan) 係，但國家中心是根本是主流，邊疆中心是枝葉、是支流，這是古今中外國家主義(yi) 至上的大勢所決(jue) 定的。人類文明史畢竟是國家主導下的社會(hui) 發展史。對於(yu) 主權國家而言，邊疆人民對於(yu) 國家中心區位或地位的認同，事關(guan) 國家認同和人心向背。因此，國家中心主義(yi) 一直占據強勢地位並擁有主導話語權，這一點也無可厚非。

 

　　邊疆中心視角雖然強調物理空間的方位，但並不完全排斥抽象的社會(hui) 空間，因為(wei) 邊疆中心並不是絕對的物理空間的中心地帶，更多的是邊疆社會(hui) 的族群文化中心。

 

　　周建新說，邊疆中心視角是一種宏觀的物理空間俯瞰的角度，更是一種宏觀的社會(hui) 空間的觀察角度。它的特點，就是把一國的邊疆看做“中心”，或者把兩(liang) 國或多國的邊緣整體(ti) 性看做“中心”，把邊緣人群作為(wei) 敘事的主體(ti) ，並且經常以邊緣人群的敘事展開對國家中心的認識。這種理論方法對於(yu) 跨國民族研究和邊疆學研究，有著重要的價(jia) 值和意義(yi) 。

 

　　國家民委國際司副司長吳金光在會(hui) 上提出了中國的跨界民族與(yu) 國家安全問題。世界各國的跨界民族都有雙重作用，即積極作用和消極作用，處理得好會(hui) 起到戍邊的作用，處理得不好則會(hui) 起到削邊的作用。吳金光指出：“跨界民族是一把雙刃劍。”那麽(me) ，如何從(cong) 國家安全角度發揮跨界民族的積極作用？吳金光認為(wei) ，第一，在思想認識上將跨界民族居住地帶作為(wei) 處理國家關(guan) 係的緩衝(chong) 地帶。第二，將跨界民族中間存在的問題放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非傳(chuan) 統安全語境中考慮。第三，在處理跨界民族諸問題時，將跨界民族中那些充當西方反華勢力代言人或工具的成員與(yu) 普通民眾(zhong) 區別對待。第四，在尊重跨界民族文化的前提下，盡可能徹底解決(jue) 國內(nei) 跨界民族的諸多問題，使國內(nei) 跨界民族成員與(yu) 國外的跨界民族成員相比有優(you) 越感，這樣才不會(hui) 使國內(nei) 跨界民族的極少數成員成為(wei) 國外反華勢力、分裂主義(yi) 利用的工具。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yu) 社會(hui) 學學院教授祁進玉對“一帶一路”建設與(yu) 東(dong) 北亞(ya) 共同體(ti) 進行了展望。他說，在全球化與(yu) “一帶一路”背景下，在現有的複雜的國際氛圍和東(dong) 北亞(ya) 地區緊張的態勢下，解決(jue) 東(dong) 北亞(ya) 地區的政治紛爭(zheng) ，必須要拋棄原先的單一模式的構建經濟共同體(ti) 的設想，在充分論證的基礎上有必要構建東(dong) 北亞(ya) “文化經濟共同體(ti) ”的新思路。因為(wei) 單純的經濟上的聯係隻是維係國與(yu) 國關(guan) 係的經線而已，在可能的情形下，有必要建立國與(yu) 國之間、民與(yu) 民之間聯係密切的交往網絡體(ti) 係，這種網絡體(ti) 係是出於(yu) 雙邊或多變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教育、科技等互惠互利基礎上的平等交往。基於(yu) 東(dong) 北亞(ya) 地區各個(ge) 國家的實際情況以及民族文化曆史、族際接觸與(yu) 交往等元素的綜合考量，充分發揮該地區眾(zhong) 多跨界民族在文化、曆史上的密切聯係和跨界民族的文化認同感，並以之為(wei) 區域多邊關(guan) 係交往交流的平台，積極構建東(dong) 北亞(ya) “文化經濟共同體(ti) ”，這才是順利解決(jue) 該地區紛繁複雜的政治紛爭(zheng) 的可能路徑。

 

　　祁進玉認為(wei) ，東(dong) 北亞(ya) 地區特殊的曆史與(yu) 現實，使得任何幻想建構東(dong) 北亞(ya) 區域共同體(ti) 的想法都毫無例外地會(hui) 遭遇很大的阻力，而該區域的任何變化也會(hui) 波及地區的均衡和穩定。但是我們(men) 不能因為(wei) 東(dong) 北亞(ya) 地區的政治、安全、經濟等的複雜的現狀就對共同體(ti) 的未來發展抱有疑慮，而無視該區域曆史和現實中作為(wei) 最大公約數的共同文化基礎及其感召力。相反，在東(dong) 北亞(ya) 共同體(ti) 的構建中，首先需要我們(men) 進一步增強國與(yu) 國之間的文化交流與(yu) 互動，增進民間友好往來和相互了解，通過對基於(yu) 共同文化的跨民族國家的認同來重建東(dong) 北亞(ya) 的地緣認同意識，從(cong) 而建構東(dong) 北亞(ya) 的地域認同和文化認同感，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化經濟貿易往來，增進國與(yu) 國之間的政治互信與(yu) 安全保障機製。也就是說，圍繞著東(dong) 北亞(ya) 共同體(ti) 的建設，應該是“多管齊下、同心協力”才能有效。首先，要做好東(dong) 北亞(ya) 區域認同的文化共同性基礎，營造“和而不同”、“尊重多樣性和差異性”的和諧文化氛圍，同時充分調動文化同質的特性，建構基於(yu) 地緣認同和文化認同的複合認同意識。其次，東(dong) 北亞(ya) 地區的安全保障機製和政治互信磋商是一個(ge) 持續的過程，同時增強區域內(nei) 各個(ge) 國家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構建經濟協作共同體(ti) 是必須的環節。以經濟共同體(ti) 為(wei) 紐帶，以文化共同體(ti) 為(wei) 基礎，以政治和安全保障體(ti) 製建設為(wei) 依靠，構建政治共同體(ti) 和地區安全保障同盟為(wei) 其著力點。然而，在東(dong) 北亞(ya) “文化經濟共同體(ti) ”的發展過程中，中日韓作為(wei) 核心力量，應該拋棄曆史宿怨，營造和諧交流的文化認同氛圍，強化中日韓經貿往來，增進各國之間的政治互信。

 

　　全球化的今天，可以說“區域互助、全球協作”已經成為(wei) 政治家、學術界公認的準則。從(cong) 這個(ge) 角度而言，充分發揮東(dong) 北亞(ya) 地區豐(feng) 富的文化資源和文化曆史傳(chuan) 統的作用，增進區域內(nei) 族群、民族間彼此的接觸和交流，增強跨國文化認同的感召力，構建“東(dong) 北亞(ya) 共同體(ti) ”則有著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yi) 。因此，如何合理引導該區域眾(zhong) 多跨國民族的民族認同與(yu) 國家認同，建立超越民族國家的跨國文化認同就成為(wei) 重要而緊迫的研究課題。

 

　　延邊大學副教授李梅花以延邊朝鮮族社會(hui) 為(wei) 例，探討了“一帶一路”與(yu) 跨界民族社會(hui) 文化結構的改造與(yu) 創新。她認為(wei) ，改造社會(hui) 結構，創新民族文化，響應“一帶一路”戰略，具體(ti) 說來， 第一，要變單向人口外流結構為(wei) 雙向人口流動結構；第二，要轉變勞務經濟是延邊經濟發展的永久依賴性支柱產(chan) 業(ye) 的觀念；第三，要轉變消費主義(yi) 觀念，培育工商精神。

 

　　黑龍江省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穀文雙在對赫哲族的多元經濟進行調查研究後，對赫哲族與(yu) 那乃族開展跨境經濟合作提出了對策建議：第一，突出跨境旅遊，做大做強合作經濟；第二，突出漁業(ye) 開發，做大做強合作經濟；第三，突出勞務輸出，做大做強勞務經濟。

 

　　宗教訴求與(yu) 跨境流動也是與(yu) 會(hui) 學者關(guan) 注的焦點問題。雲(yun) 南大學西南邊疆研究中心教授高誌英以中緬邊境地區信仰基督教跨境民族為(wei) 個(ge) 案，探討跨境民族宗教訴求及其實踐的特殊性，並關(guan) 注對邊疆穩定、國家安全的影響。高誌英分析，縱觀20世紀以來基督教在中緬跨境民族中的傳(chuan) 播與(yu) 發展，實際上是通過基督教的跨境流動而實現的。但不可否認的是，宗教的跨境流動，根本上是跨境民族的宗教訴求所致的。前人對於(yu) 雲(yun) 南少數民族基督教發展的研究，有的從(cong) 信仰主體(ti) 的文化傳(chuan) 統考慮，有的從(cong) 信仰主體(ti) 的社會(hui) 發展程度角度探討，有的則以信仰主體(ti) 所處社會(hui) 環境來研究，也有的從(cong) 傳(chuan) 教士的傳(chuan) 教策略找原因。概括起來，不外乎就是基督教在中緬跨境民族地區的本土化過程中逐漸內(nei) 化為(wei) 信仰主體(ti) 一種強烈的宗教訴求——其背後就是社會(hui) 、信仰主體(ti) 與(yu) 傳(chuan) 播者的交互作用，而使外國傳(chuan) 教士與(yu) 本民族傳(chuan) 教士在這些跨境民族當中找到了傳(chuan) 播的“宗教市場”。既然是“市場”，就意味著通過市場場域而發生場域內(nei) 外的人的流動、物的流動。具體(ti) 而言，即是宗教的跨境流動。宗教跨境流動在現代—民族國家形成之後，不僅(jin) 僅(jin) 就是一個(ge) 宗教文化的跨境交流問題，而關(guan) 乎邊疆、民族、宗教等一係列敏感問題。

 

　　雲(yun) 南大學民族研究院副教授王越平通過研究越南老街儂(nong) 族的煙草種植曆程得出結論：在全球化時代，技術的流動盡管更容易衝(chong) 破國家政治權力的邊界在全球擴散，但是技術流動的結果並未能實現完全的全球化，相反往往伴隨著地方化和在地化。以往學界在探討技術的在地化時更多地從(cong) 技術與(yu) 地方本土知識的並接與(yu) 再造的角度展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於(yu) “地方”的差異性，技術的地方化必定有著不同的麵向。作為(wei) 邊疆地區，從(cong) 文化意義(yi) 、政治意義(yi) 和地理空間意涵上看，是處於(yu) 民族—國家政治權利的邊緣，同時在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中，邊疆的建構又是一項重要的工作。因此，技術的跨國流動在這一地區的傳(chuan) 播和在地化便會(hui) 表現出不一樣的特征來。

 

　　對於(yu) 東(dong) 北邊疆朝鮮族聚居農(nong) 村社會(hui) 治理的困境，延邊大學副教授趙剛提出對策：第一，堅持公平正義(yi) ，推動朝鮮族聚居農(nong) 村經濟社會(hui) 發展。第二，促進社會(hui) 和諧，調處好朝鮮族聚居農(nong) 村的民族問題。第三，形成係統治理，培育朝鮮族聚居農(nong) 村社會(hui) 治理主體(ti) 。第四，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厘定社會(hui) 治理下的政府職能。

 

　　東(dong) 北亞(ya) 人口較少民族研究

 

　　內(nei) 蒙古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長白蘭(lan) 戲稱自己是“祥林嫂”。在各種大小研討會(hui) 上，她是逢人便講起還在養(yang) 殖馴鹿的部分鄂溫克族群眾(zhong) 的命運，希望他們(men) 得到大家更多的關(guan) 注。在這次研討會(hui) 上，白蘭(lan) 提出建議：隨著現代化的推進，隨著全球氣候變暖、凍土帶北移，馴鹿文化正在呈現出逐漸向更北方退縮的轍跡。作為(wei) 敖魯古雅使鹿文化的根本之源的馴鹿，由於(yu) 不容樂(le) 觀的生存環境，數量增長停滯不前，給馴鹿保護和文化傳(chuan) 承帶來挑戰。“馴鹿文化生態保護區”已經命名，有必要出台條例，以國家的法律確保這部分鄂溫克族群眾(zhong) 在“馴鹿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權力和權利。

 

　　白蘭(lan) 說，《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明確指出，在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內(nei) 容豐(feng) 富、集中的區域，建立民族民間文化生態保護區，這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chan) 實施活態傳(chuan) 承、整體(ti) 保護、可持續保護的作用措施。我們(men) 知道，“民族文化”是一個(ge) 民族的物質文化、精神文化、製度文化在曆史上形成的結構係統，是與(yu) 其自然地理、社會(hui) 環境相輔相成、彼此依存關(guan) 係的綜合體(ti) 現。建立“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是為(wei) 了民族文化的持續、健康、穩定發展，在特定的地域內(nei) ，保護“民族文化生態係統”的完整性和延續性。作為(wei) 一種新的發展戰略，“民族文化生態保護區”既不同於(yu) 一般城鎮化建設模式、一般新農(nong) 村建設模式，也不同於(yu) “經濟特區”建設模式。怎樣實行對“文化生態”的整體(ti) 保護，如何建立一個(ge) 科學完善的“民族文化生態係統”，這不僅(jin) 是學術研究的新課題，更是實際操作中的新問題。

 

　　黑龍江省民族研究所所長都永浩講述了鄂溫克族曆史研究中的幾個(ge) 問題，包括鄂溫克人的來源之謎、同宗異流的鄂溫克三部落族群、清朝三征索倫(lun) 部等。

 

　　吉林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實習(xi) 研究員梁雪萍提出了鄂溫克族生態移民的文化困境。其困境包括變遷中的文化墮距與(yu) 代際矛盾、民族文化模式的同化與(yu) 衝(chong) 突、民族信仰和風俗的弱化等等。梁雪萍提出，應製訂少數民族文化發展體(ti) 係，創新少數民族社區“善治”模式，提高政府公信力；改善民族話語權，創新民族自治發展模式；加強對民族文化“符號”的保護措施，提高青少年群體(ti) 文化素質，發揮教育的文化傳(chuan) 承作用。

 

　　達斡爾族是一個(ge) 曾經為(wei) 中華民族的曆史和文化做出過重要貢獻的民族。內(nei) 蒙古莫旗達斡爾族學會(hui) 副理事長卓仁對達斡爾族源流進行了探析。卓仁說，今天的達斡爾族是個(ge) “小聚居、大分散”的民族，造成這種局麵既有曆史的原因、戰爭(zheng) 的原因，也有政治的原因。特別是在清朝，統治者為(wei) 統治階級統治的需要，對包括達斡爾族在內(nei) 的各少數民族采取分化、分而治之的政策。盡管當時的達斡爾族人口不足兩(liang) 三萬(wan) ，但被派往各地“駐守”的達斡爾官兵及家眷在民族人口中卻占很大的比例，因此形成了今天的“璦琿達斡爾人”、“海拉爾達斡爾人”、“新疆達斡爾人”、“呼蘭(lan) 達斡爾人”等小聚居大分散的局麵。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清朝的兵役製度在200多年間，達斡爾族先後有約7萬(wan) 壯丁服兵役，為(wei) 國家效命疆場。而他們(men) 中的絕大多數不是戰死在沙場，就是死於(yu) 疾病中，這也是整個(ge) 清朝時期達斡爾族人丁不旺、人口減少、人民生活貧窮困頓的主要原因。不可否認的是，清朝以來的200多年間，達斡爾族為(wei) 國家的領土主權不受侵犯、為(wei) 國家的統一與(yu) 安寧、為(wei) 中華民族的締造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來自韓國的學者全京秀以鄂倫(lun) 春族為(wei) 中心，把以20世紀前半葉中國的東(dong) 北三省以及內(nei) 蒙古自治區的東(dong) 部為(wei) 研究對象的民族學稱為(wei) 滿蒙民族學。全京秀認為(wei) ，學界應該重視滿蒙民族學，並通過自省來複原先驅者們(men) 所創造的社會(hui) 記憶。

 

　　全球化視野下的跨界民族身份認同

 

　　內(nei) 蒙古工業(ye) 大學教授於(yu) 春洋重點闡述了全球化時代的跨界民族身份認同。他說，從(cong) 普遍意義(yi) 上看，民族個(ge) 體(ti) 具有雙重身份：民族個(ge) 體(ti) 成員既是某一國家的公民，擁有“國家公民”的政治身份，也是某一民族共同體(ti) 的個(ge) 體(ti) ，擁有“民族成員”的文化身份。在民族國家，政治身份是所有國內(nei) 民族個(ge) 體(ti) 都具有的共性身份，文化身份則是其個(ge) 性身份。而跨界民族的特殊性在於(yu) ：文化身份是所有跨界民族個(ge) 體(ti) 都具有的共性身份，而政治身份則變成了跨界民族個(ge) 體(ti) 的個(ge) 性身份。同樣是從(cong) 普遍意義(yi) 上看，伴隨全球化時代的到來及其縱深發展，民族國家遭遇來自族裔民族主義(yi) 為(wei) 代表的“去中心化”挑戰，族群認同正在祛除國家認同，該問題在發展中國家主要源自於(yu) 國內(nei) 不同族群的曆史宿怨與(yu) 現實衝(chong) 突，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利益分配不公；在西方發達國家則來自於(yu) 昔日民族與(yu) 國家重合邊界的破壞，以及作為(wei) “文化他者”的移民的大量湧入。上述從(cong) 普遍到特殊的分析邏輯帶給我們(men) 的啟示在於(yu) ：鑒於(yu) 對民族國家而言，民族個(ge) 體(ti) 政治身份的重要性要勝過其文化身份，協調跨界民族個(ge) 體(ti) 雙重身份之間的關(guan) 係並確保政治身份成為(wei) 主導性身份就顯得十分必要。賦予差異公民以差別權利，保持良好的鄰國外交關(guan) 係和不斷增加本國實力是協調民族個(ge) 體(ti) 雙重身份的有效方式，而促進中蒙跨界蒙古族、中朝跨界朝鮮族的“和平跨居”是抵禦族裔民族主義(yi) 思潮的重要途徑。

 

　　雲(yun) 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張振偉(wei) 闡述了中緬邊境猛龍鎮緬甸籍勞動力的跨境流動與(yu) 身份認同。通過幾個(ge) 案例，他得出結論：得益於(yu) 獨特的地理位置和相似的民族文化背景，在猛龍鎮隨著經濟發展而出現勞動力分層之後，大量緬甸籍勞動力的跨越進入彌補了底層勞動力的缺失。在相似的民族文化背景及相對寬鬆的邊境管理政策之下，這些緬甸籍勞動力在猛龍鎮的日常生活並沒有遭遇太多的挑戰，相似的民族身份認同也為(wei) 緬甸籍勞動力的社會(hui) 融入提供了支持。但猛龍鎮相對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中國政府對境外人員獲得合法長期居留身份的政策真正限製了這些緬甸籍勞動力在猛龍鎮獲得長期居留權利的欲望和努力，也成為(wei) 這些緬甸籍勞動力不得不正視民族身份認同與(yu) 國家認同之間出現差異的源泉。

 

　　延邊大學副教授金海英探討了朝鮮族文化適應教育意識的曆史演變。金海英對朝鮮族文化適應教育意識進行了展望：第一，文化適應教育意識從(cong) 隻關(guan) 注國內(nei) 逐漸趨向兼顧國內(nei) 國際。第二，文化適應教育意識逐漸從(cong) 雙重性轉向多重性。第三，本民族文化認同教育意識日趨受重視。第四，互聯網將會(hui) 成為(wei) 朝鮮族尋求烏(wu) 托邦的遷移意識和文化適應教育意識體(ti) 現的另一空間。

 

　　延邊大學教授崔美玉提出了韓國青春偶像劇對朝鮮族青少年民族認同的影響。她指出，韓劇的態度與(yu) 民族認同存在正相關(guan) 關(guan) 係，行為(wei) 維度與(yu) 民族認同的各維度有顯著的負相關(guan) 關(guan) 係。韓劇的認知維度對民族認同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行為(wei) 維度對民族認同有顯著的負向預測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