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個(ge) 別研究中國的美國學者又拋出了“中國崩潰論”的話題。“中國崩潰論”並不是什麽(me) 新鮮話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hui) 在英語學術期刊和新媒體(ti) 中出現。其實，不隻是“中國崩潰論”，像“中國不守規則論”“中國威脅論”等，在英語學術界和輿論界也是交替出現的。這裏需要研究的是，以美國為(wei) 主要代表的西方為(wei) 何一再曲解中國？

研究導向偏差。美國是當今海外中國學研究的一個(ge) 大本營。以美國關(guan) 於(yu) 中國政治的研究來說，其主流價(jia) 值取向是研究中國的負麵問題，“負麵中國”“反麵中國”占據學術和媒體(ti) 議程的很大部分，像維權、人權、民族衝(chong) 突、新疆西藏台灣問題、政治民主化、群體(ti) 性事件、社會(hui) 矛盾、非政府組織這類議題占據研究的顯要位置。在這些議題上，學者們(men) 比較容易申請到研究資助。同時，講座教授席位、基金會(hui) 基金、課題資助、中國研究崗位招聘等也向這類所謂學術前沿方向傾(qing) 斜。這種學術利益格局和學術生態導致把中國作為(wei) 一個(ge) 審醜(chou) 對象，相關(guan) 研究人員經常拋出一些危言聳聽、嘩眾(zhong) 取寵的觀點也就不足為(wei) 奇了。從(cong) 這個(ge) 意義(yi) 上說，美國關(guan) 於(yu) 中國政治的學術研究失去了應有的獨立性，過多從(cong) 屬於(yu) 資本、政治和外交，媒體(ti) 告訴老百姓的也是一個(ge) 失真的中國。

冷戰思維作祟。出現這種學術生態和媒體(ti) 生態，與(yu) 美國關(guan) 於(yu) 中國政治的研究沒有完全走出冷戰思維有關(guan) 。美國戰後的區域國別研究，包括對蘇聯、中國以及不少發展中國家（地區）的政治學研究，都受到冷戰思維的影響。其研究目的偏離了“更好認識別人”的應有意義(yi) ，而是旨在發現和製造別國的內(nei) 部矛盾，從(cong) 而為(wei) 進一步的外交幹預尋找借口。然而，在經濟全球化、世界多極化不斷深化的時代，國別區域研究除了為(wei) 本國政府提供谘政服務，還有通過客觀介紹外部世界對本國民眾(zhong) 進行國際關(guan) 係教育的功能，以促進國民形成友善向上的國際觀。如果一個(ge) 國家有關(guan) 域外世界的研究以及媒體(ti) 報道受冷戰思維支配，就不可能適應變化了的世界形勢和國際關(guan) 係。

發展走向誤判。在20世紀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中，出現過多次對中國發展走向的嚴(yan) 重誤判。新中國的成立就讓美國措手不及，引起當時美國政界和學界對中國研究的反思，以至於(yu) 提出“為(wei) 什麽(me) 我們(men) 會(hui) 失去中國”這樣的荒唐問題。冷戰政治學反過來也影響到美國國內(nei) 政治生態：美國既在外部找敵人，也在內(nei) 部找敵人，從(cong) 而出現了美國國內(nei) 麥卡錫主義(yi) 迫害知識分子的現象。kaiyun官方地址開放以來，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的一個(ge) 傾(qing) 向是，受教條的自由民主學說影響，不是從(cong) 中國的國情、製度、發展道路的角度思考和研究中國，而是按照美國的政治標準研究中國、引導中國，從(cong) 而頻繁產(chan) 生學術失望和政策挫折情緒。

在這方麵，中國倒是可以為(wei) 美國的中國政治研究提供借鑒。中國對包括美國在內(nei) 的域外世界研究，主流態度是互學互鑒，秉持的理念是“三人行，必有我師”，而不是“三人行，我必為(wei) 師”。比較中國與(yu) 美國課題製的研究導向會(hui) 發現，中國的課題導向是提倡研究各個(ge) 國家、各種文明中先進的東(dong) 西對中國有何借鑒意義(yi) ，很少看到資助研究美國印第安人問題、種族歧視問題、地域矛盾問題的課題。當然，個(ge) 別中國的美國學研究把美國作為(wei) 一個(ge) 學習(xi) 範本走向極端，也會(hui) 導致對美國的誤判。例如，2008年麵對肇始於(yu) 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一些人就有些措手不及。他們(men) 想不到，美國市場經濟製度那麽(me) “完善”，竟也會(hui) 出現金融危機。這是我們(men) 自己需要反省的。

（作者為(wei) 複旦大學國際關(guan) 係與(yu) 公共事務學院教授）